顾则徐


我是上海市区人，但在我的心底，总以为自己是乡下人。有时自己忘却了，也经常会有人提醒我：你是乡下人。夜里一个人走在路上，遇有警察或联防队员，虽然马路上还有其他许多人，却偏是会对著我问有没有身份证。去商场买东西，即使我讲的是上海话，营业员也总是会夹著生硬的普通话应对我。有一个澡堂子，我时常去洗澡，服务老头每次会骂骂咧咧，我以为跟我没关系，但一次终于发觉了是在骂我，他以为我听不懂上海话，就格外地发泄，而我绝没有做错任何事，比所有的浴客都文明，并不乱丢毛巾，擦了身后主动放到清洗桶旁，而他还骂我乡下人真蠢，不直接把毛巾丢进捅里。我审视自己，长得不算难看，穿著不考究但注意整洁，所缺的是很多上海人所特有的市侩式傲气。

但我血液里确实浸满著乡下人因子。从母系算，我是第三代上海人；从父亲算，我只是第二代上海人；从我自己算，更只是第一代上海人。有几年忙于商务谈判出入星级宾馆、大饭店，随处听到的是「老板」称呼。一听到「老板」两字，我就惊慌失措，连连自谦：「乡下人，乡下人」。当然，我本不是甚么「老板」，所谈百万、千万乃至数亿元项目，只是为共产党大老板经济进步添砖加瓦，自己是个跑腿的。有人问我：你怎么没赚甚么钱？领导跟我聊天时，也时常露出我个人应该「赚」了不少钱的意思。但我一直很穷，即使自己可以为自己签字报销的时候，也像乡下人那样不舍得抽「中华」烟，一贯只舍得抽中、低档烟；招待客户只是去附近小饭店，不懂钻进大饭店里「避免群众影响」，以至被「群众」认为做人没有档次，不懂生活质量。

1962年，也不知道那时的法律是怎么回事，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父母离婚，两岁的哥哥给了母亲，父亲则拥有离婚妻子肚子里的我。父亲16岁到上海当学徒，母亲是上海第二代人，一个乡下人跟一个洋派的上海小姐，结局是离婚。既然我属于乡下人，便也就是乡下人，大概外婆怕我沾上洋气，命令我母亲不许开奶，我便没有吃母亲一口奶，出身28天便喝著米汤去了父亲祖籍──江苏武进，跟祖父母一起过日子。

武进地方应该是鱼米之乡，是富庶的苏南。立在两三百米高的山头望远去，那绿幽幽排列著的翡翠，是生长不尽财富的农田；蜿蜒著的运河和连绵缀列的池塘，在阳光下闪著耀眼的银光，白帆缓缓著浮向天际，有如从人间升到了天堂；一个个自然的村落都是粉墙青瓦，几乎找不出一间草房；最诱人是那袅袅的炊烟，冉冉上升，化入天空，似乎变作了风儿，吹来都是饭香。但那时我心底的苏南只是一个饿字。所以，在山头看到炊烟就会有许多兴奋，便不由自主急著下山。

在属于我的炊烟升起的地方，所能够给的，是早、晚两顿稀，中午一碗乾、一碗稀。近70岁的祖父还是全劳力，要拿工分，比我的特权是晚上也有一碗乾。祖母是小脚老太婆，「特权」是三顿稀。这已经是不错了，毕竟都是米做的，大伯家一年有半年吃麦饼；祖父曾叹著气说，过去在我们常州（武进人一般说自己是常州人），麦饼是喂猪的精料，人不吃的。祖父一直骂大伯懒，大伯则说：「我甚么时候不出工了？」其实要多出工也出不了，一年就365天，就那么点工分，生产队都安排好了。

那时我很调皮，胆子大，是村上孩子里最喜欢玩也最会闯祸的。所谓的玩，十之八九是一种如动物般的觅食行为。人一当饿著，是断断不需要启发的，尤其孩子，没有成年人的虚伪，会像小狗一样四处晃悠，只是低著头，用鼻子、眼睛、爪子和舌头寻找食物。几乎所有品种的草叶、草根、花朵、嫩树叶、野果，都放在我舌头上辨别过可否下肚。野果中，逢了季节，桑椹最多；少见的是枸杞子、草莓。村里谁家种了黄瓜，每一根藤上结了几个，都长到了甚么程度，主人是没有我们孩子清楚的；到了时机，我和几个孩子便会趴在地上，匍匐前进，偷而啖之。最重要的食物补充，是在水里。水里有嫩茭白，时而会漂来几个菱角。我最习惯于抓了身体透明的小鱼、小虾，趁著鲜活吞到肚里。抓了大点的鱼虾、黄鳝、泥鳅、青蛙、蚌蛎、田螺之类，则杀洗了交给祖母，她会在饭锅里蒸了我吃。孩子里惟独我敢抓蛇，但那时不知道蛇是可以吃的；至于蛤蟆，概念里是毒物，虽然很多，自然也是不会去吃。

生产队给祖父母配置的菜油是一年一斤半，所以，所谓炒菜就是用一块油布在锅底抹一下。能抹一下是很奢侈了，平时蔬菜基本是烫了后放饭锅里蒸熟，然后用手指捻几颗粗盐进去。遇到我闹，祖母安慰我的一个方法是让我在油瓶口舔一下。由于缺油，肚子便永远像是空的，喝早饭时大人、孩子聚在打谷场上，每个人捧著一只海碗，呼噜呼噜灌下去，再用舌头把碗舔得刷亮，不沾一星点糊，然后，我们孩子们便抚著肚子，比谁的肚子鼓得大，越鼓的人便觉得越幸福。至于饭粒，更是不用大人教训，即使掉在了泥地上，也一定会设法捡起来带著泥土一起送进嘴里。

凡是吃的，都是最美好的。有一年春节，亲戚们吃了后把几个桌子的炒猪头肉剩碗倒在一起，有满满一海碗猪头肉油，原准备是下顿炒菜用的，一个大人说我喝得下去就让我刮鼻子，我心里正馋，趁机一口气灌进了肚里，祖母又心疼又开心，她心疼那油，开心我食量大。──现在的我，最不喜欢吃的是猪肉，更不用说是猪头肉油了。最喜欢春节，不仅能吃饱饭，而且菜都有了油水；有糯米团子，有糯米糕，有鸡蛋粉丝（普通常州家庭待客规格最高的传统点心），有糯米甜园子；还可以恩准敞开饮酒。

我们常州人有酿酒传统，饿肚子也要酿一缸酒放著。祖父是酿酒好手，做得一味好酒药，酒药送亲朋邻居，自己也酿一缸酒藏在阁楼上。由于饥饿，我时常去偷酒喝，喝过后再掺水进去，以免被发现，祖父便叹年纪大眼花手不准了，做的酒越来越没了味道。一次终于出了问题，由于阁楼楼板钉子锈蚀，我偷喝酒时楼板翘起，从阁楼上倒栽葱下来，地上正好突出个砖角，后脑撞出个大窟窿，血流如注，昏死过去。祖父发现后用辛辣的烟叶往窟窿里塞，我被刺激得醒过来，大哭大叫著反抗，祖父叫几个人按住浑身鲜血的我，继续塞烟叶，用烟叶敷住我伤口。那种疼痛，至今不能忘怀。

当然，最美好的是零食，零食里最美好的是糖。在乡下，零食自然也是农产品。自己家每年种几株向日葵。四乡不种西瓜，只有南瓜，便有不多的南瓜籽。冬天陪著女人们晒太阳时，我们孩子会去找枯乾的扁豆藤，从上面搜寻豆荚，剥出豆来放女人铜脚炉里烤熟了吃。不过，葵花籽和南瓜籽都要春节了才会有吃，平时是吃不到的。一年四季，最日思夜想的是糖。祖父母很少上街，上街我就缠著，缠著的目的是买糖吃。祖父通常不会答应买糖，但祖母经不住缠，偶尔会答应了买一两粒。其实祖母自己也馋，一边让我咬一点，一边唠叨她嘴里没味道，最好也要有点味，然后她就舔两下，再小心翼翼地把糖纸包好我咬剩的，趁我不注意藏掖了起来。那时一粒硬糖一分钱，要分几次吃，我要死缠烂磨了很多次，才可以吃完一粒糖。

「饿」字的背后是「穷」。穷在一个人身上集中体现在饥、寒两方面。虽然我大学时练过几年冬泳，并不很怕冷，但终究是至今不喜欢冬天。冬天给我的回忆，除了晴雪的光辉是永远的美丽，便只有冰冷的创痛，是捱著日子等春天来的挣扎。那时我的形象：头上是蓬乱的头发，两只耳朵的耳轮一定冻坏，通红的鼻子下挂著忽上忽下的浓涕，脸庞被风吹得皴红；一件单衣，一件没有罩衣的硬硬的棉袄，扣子一定是不齐的，拦腰用一根自己搓的草绳系著，皴裂得发烂的两手袖在衣袖里；下身是两条单裤；不穿袜子，脚脖子前后发黑，裂著有脓血的口子，两脚套在大而笨拙的蒲草鞋里。

在自古以来遍种桑树的苏南农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衣被的缺少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从小睡觉，祖父母就要求我必须脱光了上床，理由是躺在床上磨来磨去伤衣服。跟我一起睡的三个堂兄也是如此。大冷天，上面是一袭薄薄的、露出黑黑棉花的被子，下面是一块破床单，垫的是稻草。为了取暖，通常是几个人挤一张床上。一般来说，多数人一年四季只有两套单衣，倘是再有一套棉袄、棉裤，就是十分好了。大伯一家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六口人只有两套棉袄、棉裤，都日夜挤在床上，谁有事出去就轮谁穿棉袄、棉裤。鞋子自然每个人有，但很金贵，一年有半年赤著脚。记得我春秋天跟大人走亲戚时，一路上是拎著鞋子赤脚赶路，到了亲戚村口，才到河边洗了脚套上鞋子。夏天，我们男孩子是24小时不挂一丝的，个别困难家庭近十岁的女孩也是这样；30岁以上妇女一般在家都打赤膊。原因不是习俗，仅仅都是为了「不伤衣服」。

祖父母有几套不打补丁或很少补丁的衣服。祖父有两条洗得发白了的漂亮竹裙，都是出客时穿的。他们说，这都是过去留下的。祖母从年青时就没下过地，但从来没有短过穿。祖父的成分是贫农，为能养老婆不下地很得意。祖母这时就否认，说也要去菜地的。祖母有时搂著我，似乎伤心起来，就唠叨说小孙子现在过苦日子，都是祖父年轻时嫖、赌作的孽，祖父辩不清楚，气得半死。

我六岁时，父母亲复了婚。母亲来乡下看我，从此我知道了自己有个妈，也第一次吃到了软糖，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上海人。祖父为省路费，用小船从运河、太湖而苏州河划数百里，把我送到了上海。外婆、外公冷冷地接待了乡下亲家。祖父领著我逛街，看我嗅著饮食店里飘出的油香，便花四分钱买了根油条让我吃。我要祖父也吃，他再买了根，跟我一人一根，一老一小两个乡下人站在马路边幸福地吃油条。这是我第一次吃油条，那美好的味道留下的记忆是我一生的第一美味。我吃好后，祖父微笑著要再买一根给我，我知道这可以买「好多好多」糖，说不吃了。祖父的眼睛里闪出了泪花。

祖父悄悄走了。我为见不到祖父而大哭大闹，闹得外婆光火起来，马上把我寄养给了一个以凶狠著名的独身女人，要她尽管教训，收我这乡下人的野性。那女人每天的工作是给弄堂里人家刷马桶，身边有了我，也把我当作了马桶，每天用刷马桶的竹刷子对我进行毒打，打得我经常皮开肉绽。终于，她激起了邻居的群愤，人们也纷纷指责我外婆。外婆不得已，把我领了回去，但实在看不惯我乡下人的言行举止，命令母亲把我重新送回乡下。这半年的上海行，留给我的是深深的伤痛。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远方城市的人，多是恶煞，是鬼故事里的獠牙。

八岁时，要上学了。父亲把我领到了上海。一个背著军包、穿著军胶鞋姓施的老师上门登记入学，她慈祥地抚摩著我的光头，跟外婆说「很好玩，一口乡下话」，外婆担忧我听不懂上海话，施老师说「没关系，会听懂的」。但我真的听不懂上海话（老师们讲课基本用上海话，偶尔夹点普通话），也没有学会听懂，才几个月，林副主席说要打仗了，外婆、外公紧张起来，他们想到了乡下，又像对付日本人时那样向乡下「逃难」，组织了向乡下的转移。这样，我就又回到了祖父母身边。

我进了大队小学校。学校是一溜平房，门向北，前面是一个场地，竖著两个篮球架。平房有五间，两间办公室，三间教室。我的老师姓沉，是个四十几岁戴眼镜的清瘦男人。教室里坐著三个年级，一个年级两排桌子，都由沉老师一个人教。课程有语文、算术、写字、唱歌、体育。前面墙上挂著并列的两块黑板，沉老师一会站一边对一个年级教一会，一会移到另一边对另一个年级教一会，忙得不亦乐乎。一个班级朗读时，另两个班级就写字、做题目。唱歌三个班级一起唱，沉老师一边弹风琴一边挥著手臂打拍子。读书用的是常州式官话，抑扬顿挫，大家一律随著音韵、声调晃脑袋，比唱新式歌好听多了。唱歌是唱新式歌，可用的是本地土话，由于音韵、声调不协调，所以总是一片混乱，大家再怎么晃脑袋也合不住拍子，时不时趴在我们身边的狗也会放开嗓门搅和两声。教室没有一扇好的窗扇。门也没有，只是个门洞。到了冬天，朝北房子在北风里几近没有遮蔽，沉老师就格外提起嗓门，一边提醒大家跺脚一边高声朗读，像是出神到了不知道正是风烈冰封的时候。下了课他就把所有同学赶到场地上去，叫大家蹦跳。春秋天时，雨水一起，风夹著雨进了教室，屋顶还有漏的，大家就打乱秩序，搬桌凳往中间挤，由于桌凳多缺腿的，一时垫脚砖没搬好，就虚坐著用手扶住，忽然忘记，便是桌倾人倒。

我们乡下人对老师特别尊敬。无论大人小孩，背后提起的时候，很偶然会用「老师」称呼，当面绝对都是用「先生」相称。在大家眼睛里，「老师」是职业，「先生」才是上等的人格。上街时相遇，大人一定会指示我们孩子过去叫「先生」，然后鞠躬；如果是春节之类，还要磕响头──当然，一般不等磕，老师就会扶住。大人领著孩子站在老师跟前，老师不示意告别，断断是不会擅自离开的。我们上学，一天向老师两个鞠躬是少不了的。

沉老师大概只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一年有三个季节穿著件细纹呢短领学生装，从不见有不系风纪扣的时候，身上也从不见有任何不洁的地方。他不允许我们在学校赤脚，但雨天会鼓励我们赤脚以保护仅有的鞋子。他也不允许有学生挂著鼻涕出现在他面前。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站正，不许晃动身体；坐的时候也必须端正。他手上总是执著根细细的教鞭，我们要是觉得自己犯了错误，不用他说，便会自觉伸出手掌；虽然他只是象征性地在手掌上打两下，但这毫不见疼的两下对谁都比家长狠狠打屁股更严重，是完全没有了面子、见不得人了的事情。但沉老师对任何学生都没有歧视，没有偏爱，没有亲疏远近之分，成绩好的就表扬成绩好，成绩不好的会表扬劳动好，女同学表扬书本保护得乾净，男同学表扬读书声音响──这在我后来接受的城市教育中，是从来没有的，在城市学校里，甚至大学里，或显著或微妙的歧视几乎是普遍现象；我在从事教学时，深切体会到歧视是育人的第一敌人，是中国现代教育机制和实践最大的公害。

我在五、六岁后已经多少参与劳动，读书后会写了名字，属于了使用「大名」的人，就更多地从事了各种农活和家务体力活。家务体力活主要是五项：担水、割草、喂猪、搓绳、舂粉。割草、喂猪、搓绳也可以算是农活。农活除南（口字头）河泥、插秧、摸草没干过外，基本都干过。南（口字头）河泥需要很大力气，孩子不能干，我们孩子喜欢观望，因为，河泥中总会有大的鱼虾蚌蛎捡。孩子手小，皮肤嫩，插秧干不了。很多孩子要摸草，但我唯一怕的是蚂蝗，无论如何不干。孩子参加农田劳动是一种社会习惯，既是劳力的补充，更是一种社会教育传统；生产队偶尔也会折算点工分加在大人头上，让孩子有「拿工分了」的喜悦，这与现在青年第一次拿工资「赚钱了」的喜悦是一样的。

祖父母分得两小垄十来平米蔬菜旱地和一分多自留稻地。这是我们祖孙三人格外留意的。留意的程度，比如我在外面尿急，一定是要憋著浇到自家地头上的──可见用心。但这点地无论如何精耕细作，也解决不了饥饿。农民的基本土地都属于生产队，是吹了哨子集合排著队下地，听队长口令收工。全部的收获，首先是交了公家，再由生产队会计核算后分配。一年主要分配三次，一次是稻子和稻草，一次是麦子和麦草，一次是春节分配现金、肉、鱼之类；种双季稻后稻子和稻草分配两次。农民的一切都被政府严格控制著，成为了政府农奴；所谓公社制度，其实就是国家农奴制度。

猪每家规定是必须养的，但农民没有自主处置权，绝不允许不经同意屠杀，必须卖给国家。鸡鸭规定不许养，一跑出去就会被打死，说是会吃生产队庄稼；建筑风格都没院子，总不能把鸡鸭偷养在住房里？生产队养几头猪，春节时杀两头供全村分配；要是猪小，就由队里选某家的猪杀。猪卖了当然也有几十元钱收入，但每家基本只能勉强解决一头猪的饲料。那时连烧的柴草都严重短缺。由于认为树下长不出庄稼，影响集体利益，村里能砍的树和竹林都被砍了；村名本叫「竹园」，多竹林，竟然连一根竹子也看不到了。路边刚长出点草，就被人割了去晒乾当柴草烧。割草时镰刀下表土一寸以下，连草根都挖了出来。一次我跟二伯跑了几里地去割点草，在光秃秃的塘岸上烈日暴晒，我被晒晕了过去，二伯把我丢进运河才回过气来。私人不能养鱼，可以用小网抓鱼，但小网只能抓小鱼小虾，捕鱼的能力近乎原始社会。

苏南人是非常勤劳的。祖父很少有闲坐在家里的习惯。因为是优秀的竹匠，做的篮、扁、簸箕、椅子特别扎实，经常有远村的人掮著竹子来，祖父做了活并不收钱（收钱也不允许，属于搞资本主义），只是在人们的赞美声中微笑。生产队不出工，祖父会炕著铁耙到地里溜踏。经常，我会见他独自蹲在地头，抽著旱烟，望著眼前的庄稼，沉默半天。遇有大雨天气，他会露出急躁的脸色，终于耐不住，就披了蓑衣，抗起铁耙，消失进茫茫中。农民，不管是甚么制度，不管是不是属于他们所有，土地和庄稼永远是他们的生命，他们会为之忠心服务，并不考虑一己利益。跟祖父出去，要是看到一片地长得不好，他会停伫下来，伤心不已。

大的家庭，最前面的一间房子中央，泥地上都埋著块半圆柱型、极光溜的青石。这块青石吸吮了妇女们无数的汗水。农村是离不开绳的，消耗量非常大。绳有两种做法：一是用生稻草直接搓，但质量差；一是把稻草用木锤在青石上反覆锻打得软熟再搓，这样的质量非常好，拉船的纤绳也是这样做出来的。锻打稻草一般都是妇女做的活。生产队并不准备绳，用绳都是各家自觉提供，妇女们自然承担了这任务。有些家庭还得做蒲包。蒲草也必须锻打了才行。因此，经常是深夜，在昏暗的煤油盏下，还大幅度晃动著妇女挥动木锤的身影。

今天所说的「村」，是庙堂上官员们拍脑袋拍出来的，既要把统治建到中国农村最基层，又要避免机构数量过分多，就并了许多村为一个「村」。自古而止1949年前，中国的基层政府都是到县一级，「村」都是自然村，农民自己管自己，并不需要政府劳心劳力。自然村不论是否一个姓，祖祖辈辈已经磨合得融洽，一村一族，多族亦似一族，彼此和睦，同心同力。生产队建立在这基础上，许多事情便靠著祖祖辈辈之觉悟得以完成。庙堂上和书斋里的人们不知，以为是靠灌输了农民共产主义觉悟，真是大谬！

1970年代以前三十年，我们村没有添加过一间新的民房。从山上望去，那无数的粉墙青瓦，都是过去造的老房。我所读小学课桌椅，也是过去留下的财物。新中国对农村的掠夺，是前无古人的。所掠夺的财富，并不是如很多人说的是去了城市；这种说法是故意或无意地制造、刺激城乡矛盾，是掩盖中国社会真正的矛盾。无论是农村财富还是城市财富，其实都是掠夺给了日益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城市普通市民与农民一样，也被掠夺著，也与农民一样饿著肚子，只是境况略好一些而已。当农村实行了国家农奴制时，城市一样也就失去了自由，必然也要演变为国家工奴制。

生产队造了一间新房，大概四十来平米，既是仓库，也是开会学最高指示的地方。祖父时常带著我去参加开会。一般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再由队干部读一段报纸或最高指示，然后谈生产队生产计划。唱歌的声音都是从鼻子里出来的，不见大家嘴唇动，「嗡嗡」地像夕阳下蚊子打球交配。谈生产计划免不了要鼓动生产积极性，鼓动的办法自然会变成队长做忆苦思甜发言，之后就一定引来七嘴八舌、乱开无轨电车。女人们的话题总是会讲到现在连做鞋子的布都没有了，又没地种棉花，连自己织布也办不到。男人们会把话题拉到造房子上面，几十年不造房子，娶媳妇放床的地方也没有了。祖父他们老人会说过去有一条最好，在地里边干活可以边骂「蒋该死」、「蒋光头」、「蒋乌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管。生产队长一定会提醒大家：「现在新社会了。」祖父他们会跟著说：「现在不打仗了，没有日本鬼子了。」「就是嘛。他们年青人没吃过苦，不懂的。」生产队长马上会接住话题，然后带领大家叫几声时髦口号，宣布会议结束。读了两年书后，我回到了上海。由于我讲一口常州话，从邻居到学校，都叫我「乡下人」；由于听不懂上海话，跟人交流困难，从邻居到学校，都叫我「戆大」。我几乎没有了名字，即使被叫名字，也是在名字前要加一个「戆」字。我这个乡下的孩子王、最优秀的学生，成了城市里的一条虫子。我无力反抗侮辱，只能默默承受一切。仅仅小学四年级12岁，就承担了家里大部份的家务，每天四、五点钟起床去排队买菜，买了菜给父母、哥哥准备早饭；中午要回家侍侯哥哥吃中饭；下午放学后必须准备晚饭，要洗父母、哥哥的衣服，要拖地板；晚饭洗了碗筷后，母亲便关了所有的灯节省电费，八、九点钟上了床。唯一的寄托是半夜趁大家都睡熟了后，藉著微弱的路灯光或月光读搜寻来的小说。第二天上学，自然交不出作业，自然也就成了老师眼里的差生。一直到中学三年级，来了新班主任，才突然发现我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有两科更是年级十个班级里的第一，是个不完成作业却最可能考上大学的学生，是个「奇迹」。当几个同学大呼小叫著给我送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父母亲和所有的邻居都惊呆了，谁都没有想到我这没有时间复习迎考、不说话的「乡下人」，成了周围孩子里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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