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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设禁止乞讨区看专制大一统的困境
梁京
据大陆媒体报导，自４月１日开始，广州市政府在该市的繁华地区禁止乞讨。此举引起大陆一些知识分子的批评，认为是对人权，尤其是大陆一再强调的生存权的侵犯，因此违背了大陆的宪法。我想，广州当局将不会理睬这些批评，因为他们并不在意禁止乞讨是否违背宪法，他们在意的只是大陆最高当局是否反对他们禁止乞讨。而这一次，广州当局完全有理由相信，大陆的最高当局将不敢驳回广州在闹市禁止乞讨的决定。
广州政府在繁华地区禁止乞讨的决定，离大陆当局废止强行遣送流浪乞讨人员的恶法还不到一年。人们还记得，一年以前，正是广州的执法人员，以"遣送条例"为据，拘押了来自湖南的民工孙志刚，并将他打死。这一事件引起巨大公愤，致使"遣送条例"被废止。当时，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治安当局，对废止"遣送条例"忧心忡忡，因为他们不能想象，一旦没有"遣送条例"的支持，将如何对付大量涌入的农村流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陆知识分子对废止恶法欢欣鼓舞。一些人随即提出要实现"迁徙自由"。事实上，据大陆此次负责修宪的官员透露，在不久前有关修宪的讨论中，确有不少人提出要明确迁徙自由，但是，大陆最高当局考虑再三，终于不敢把这一条写进宪法。
广州当局是否因为修宪未敢写入迁徙自由而得到鼓舞，做出禁止乞讨的决定，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自从"遣送条例"被废止以后，来自外省的流浪乞讨人员对广州的治安和城市的秩序带来空前的压力。禁止乞讨，显然是广州当局对此做出的一个反应。我完全可以理解大陆知识分子反对广州当局禁止乞讨的人道立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过，如果大陆当局按照他们的主张，宣布禁止乞讨属于违宪，将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相信，那将无异于号召千千万万农村贫民，涌入城市以乞讨谋生。
一些人会说，即便这样又有何妨？难道印度、孟加拉、巴西等贫穷大国不是一直如此吗？难道中国的天空会因此而倒塌吗？对此，我的回答是，大陆中国确实无法象印度等国家那样，应对数量巨大的贫民进城。根本的原因，是专制大一统下的大陆社会，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民间自助，因此，一旦流入城市的贫民数量过多，专制政府乃至整个社会将不堪重负。
许多人都知道，印度等贫穷大国的大城市，充斥了大批来自农村的贫民。但是，许多中国人并不知道，仅靠乞讨，不可能养活数量如此巨大的流民。印度等穷国的大城市，之所以能应付大量来自农村的贫民，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法律、政治环境不排斥贫民窟及相关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有大量的慈善机构，尤其是宗教慈善机构，分担了政府的救济职能。大陆的专制政权，既抑制贫民窟和贫民窟经济的发展，又不给民间慈善机构，特别是宗教机构任何成长的空间。长期以来，大陆的城市居民之所以没有受到农村贫民的太多搅扰，很大程度是靠政府强制性地把农村贫民排斥在城市之外。不仅如此，"遣送条例"之类的恶法，还给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因为，当地政府可以依据这类恶法，把年富力强的廉价劳动力暂时留下，而把一切可能带来社会负担的"盲目流动人口"遣送回乡。
不过，"遣送条例"在去年被废止，说明靠强制手段抑制贫民进城已难以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专制大一统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它的经济高度依赖内地民工参与沿海出口和大城市的服务业，但是，专制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城市却没有能力应对大量农村贫民的涌入。广州市政府最近设禁止乞讨区的举措，突显大陆当局面临的困境。
然而，不用强制手段控制人口流动，禁止乞讨究竟能在多达程度上缓解农村贫民对大城市的冲击呢？同样令人怀疑的是，仅仅给农民进城乞讨的权利又能给他们多大的帮助呢？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倾向于放弃专制，但许多人并不想放弃大一统。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废除专制而维持大一统，能够真正为穷人兑现多少通行全国的权利呢？恐怕除了乞讨权之外，很难有更多的东西了。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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