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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紧紧抱住一个桌腿不放，5、6个安全官一起动手才把他拉开，随后将他抬出去。接著，法官宣布所有四名被告犯有颠覆罪。
徐和靳海科被判10年监禁。杨子立和张宏海被判8年。安全官迅速将三名所剩被告押出宣判庭，不给他们任何抗辩的机会。
充满悔恨
数月后，李宇宙细读了法庭上出示的文件。他身穿胸前印有大象的白色T恤衫，坐在曼谷一家饭店的前厅。看上去，他好几天没有盥洗了。
他抬起头，眉头略皱，表情茫然，终于开口了：「是我写的。我有印象。」
第一份报告最长，主要谈徐伟。报告中说，他在忙于计划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并认为不能排除以暴力作为政治变革的手段。报告还说，他已确信李「完全信得过。」
李说：「我不记得我为甚么要写这些。我当时不知道调查的目的是要逮捕这些人。。。」他深沉的声音低落下去。
第二份报告稍短。它记录了一次有6名「新青年学会」成员参加的会议。报告提供了每人批评中共的言论。
李认为这份报告的内容没甚么。 他说：「任何中国百姓都可以说这些内容。课堂上的老师也说这些内容。」
第三份报告描述了「新青年学会」的第一次会议。篇幅更短，内容不很具体，把与会者分为两类：5人赞成「暴力手段」，2人主张「和平手段」。
李说：「国家安全部对这份报告不太满。他们说，这事不小，我应再写具体点儿。但我偷懒没照办。我总是尽力少写点儿。」
第四份报告是讲发生在李的宿舍内的一次会议。当时靳海科告诉他警方在骚扰他。张宏海也在场。报告说，张主张他们必须扩大他们的组织。
李说：「当时我在为国家安全部工作。我必须写这些东西。」当问他是否在欺骗朋友时，他称他是在工作，但他补充说，国安部滥用了他的报告。「用我的报告分析社会还可以，但不能用来作为给人定罪的证据．．．．．．如果我是编造的怎么办？」
李说，个人野心似乎是国家安全部决定逮捕他的朋友的动机。他的上司们想要破一个大案，好增加经费、获得提升。他们的上司无疑也想得到同样的好处。李说，所以各级官僚都夸大他的朋友们的活动，或许一直到中共最高层都是如此。李说，当竞争机构公安部开始介入时，国安官员决定采取行动，保证自己立功受奖。
但李否认自己汇报朋友和在报告中夸大其辞是个人野心所然。后来在被问及他此时要对朋友们说点儿甚么时，他回答前停顿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说：「我从未想过会伤害他们。我不想推却责任。我的确后悔写了那些报告．．．．．．它们被用作证据，伤害了他们，我很抱歉。」
再次相聚
逮捕后他们从未再见面。但在沉默了数月后的去年10月，逃脱逮捕命运的另三名研讨小组成员鼓起勇气，代表他们的朋友在上诉听证上作证。
张燕华仍住在天津。他说过的话没有被用作给杨等定罪的证词，但事发后他没为他们做甚么。他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每天为他的朋友祈祷，并且当杨的妻子路坤找到他时同意作证。
黄海霞知道自己签字的笔供伤害了她的朋友们，但她在尽力忘掉一切。第一次审判后，她在徐伟女友的要求下给法官认真写了一封信，表示她的回答被国家安全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然后她去了上海。张在那里找到她，并说服她回北京参加听证。
范而军仍在北航教书。连续数月他害怕得连打听他朋友的下落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路坤要见他，他推了，称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但就在上述听证要开始的数周前，杨的律师电话找到他，提醒他签过字的笔供。他对自己所说过的话的严厉程度感到吃惊，一怒之下也同意前往作证。
但法庭拒绝他们入内。三人坐在路边，写了一份声明，为他们的朋友辩护和否认「新青年学会」曾有推翻政府的想法。法院拒绝接受。
后来，陆说，她已经原谅他们三人。她说：「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是在压力下才这样做的。」
但她不会原谅李宇宙。她说，他的行动是自愿的。她说：「他撒谎并出卖朋友，然后又出国，而不是留下来帮助他们。他不应获政治庇护．．．．．．他应该回来，哪怕是要坐牢，因为他就应该坐牢。他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一次李从曼谷打电话给她，要她把法庭文件复印件寄给他，他好尽力帮助她丈夫。她答道：「我恨你。」
2003年11月，法庭驳回四名被告的上诉。
上月，路第一次被允许探视她丈夫，几乎是他被逮捕后整整三年后。她说，他的头被剃光，人消瘦惨白。两人隔玻璃墙对坐，通过对话机交谈，但很难听清对方讲些甚么，因为房间内挤满了其他犯人和探视人员。
路说，她哭了，并告诉她丈夫她终于开始阅读他所写的那些文章了，她现在明白他为甚么要坚持写下去。但主要还是杨在说。他说话速度缓慢，对自己让家庭失望表示难过。他让她去看望他的父母和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照顾好自己。
陆说：「他讲他是冤枉的。他告诉我要有思想准备。他说他不会为获假释而承认自己有罪。」
仅20分钟，电话线便断了。他们的时间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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