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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朋友这时走散了，自己回家。军车过了很多，枪打的少了。不少市民上了自行车道，坐在马路牙子上。我朋友和一个退伍军人看车牌猜是哪支部队，津津有味。我们两位“愤青”就是这样，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不能给我们坏心情。不时有坐在驾驶室里的军人向天鸣枪，来一梭子过瘾。偶尔后车厢里也打几枪。他们还喊口号，基本上是“人不犯我”那四句、还有“保护学生、打击暴徒”。车队开开停停，不见尾巴。有一个学生想上前搭话，那前座的军人不许他过去，就开枪，打在他前面的柏油路面上，溅起火星儿，大学生他还往前走，又进一步，就打了好几枪在他前面的地上，大学生还要向前，有人把他拉回来。这时还有一个灰制服的平头便衣也在路旁，嘴里骂我们找死，让我们撤下去，大家都不理他。大概他走的太勤了，大兵也朝他开了枪，他叫着娘一溜烟跑了。我们坐在那里不动，就没事。
以前只是电影上看，这一次我亲身见识了我们的雄壮军威。
六四那一夜：恐怖的广场
题目很吓人。其实若和长安街上的情形比较起来，天安门广场可算是“平安无事”。恐怖只是我自己的感觉而已。
因为想去天安门广场，所以我和朋友坐在复兴门立交桥上耗时间。长安街不能走，小胡同也断了。只能走二环路（就是复兴门桥下南北向的道路）。打算等军队过一过再走，如果马上走，在立交桥下骑车会被打活靶。
所以再往东的长安街上的事情就没有目击了。后来听现场的朋友讲，西单、六部口一带，大学生比较多，好像大家排坐在街上，伤亡比较大，我的朋友也被追到小胡同里去了。我另一个朋友在新华门边的红墙下趴了一夜，不敢动，据说“子弹在头顶上飞个不停，身边的人都没有回来。”（这后半句我不太相信。）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回到家中，一句话说不出，只是掉眼泪。再一个朋友在西长安街路边的民族文化宫附近。他说在军队到达前，民族文化宫中冲出数千武警，手持盾牌、木棒，被市民赶了回去，据说盾牌上的绿漆都被下雨般的石头砸掉了。可见不用冲锋枪开路，军队绝对进不了城。
我们俩个沿二环路到了和平门附近，看到对面路上有军队的方阵，“严阵以待”。和为数不多的市民对峙。我们俩个着魔似的非要去天安门看看，先要利用大路旁的灌木掩护从自行车道边上溜过去，发现也有军队，过不去。后来市民渐渐多了，发现这支军队是不开枪的，大家一拥而上，有控诉的、有推搡的、有质询的，这里的市民行为都是和平的。虽然有少数年轻工人模样的人要揍大兵，但都被拉开了。后来了解，各地那些被打的比较惨的解放军基本上是即没有开枪，又“玩命儿”往天安门广场冲的部队，才和市民发生激烈冲突。尤其是在大家听说开枪、看到死伤者以后，有市民情绪失控，但多数大学生和市民都在制止对无辜士兵施暴。还有把士兵救到家中的。
我们越过了这支部队，到天安门广场大约一时半左右。我和朋友先骑车转了一圈。东西长安街都被军队占领，但天安门城楼前面还没有军队，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前似乎已经坐满了徒手的士兵，黑压压的一大片。我们先瞻仰了民主女神的雕像，知道它存不过天明了。有跑到历史博物馆松树墙下躲着，想看一看东长安街上的情形。周围很多人，结果军队突然开火。我们趴在地上，对面什么也看不见，等枪声熄了一会儿，就撤下去了。我们又跑去西边的路口，西长安街上虽然战火纷飞，这里却可以和军队接近，我们坐在马路沿儿，和军队只有3、4米远，我的朋友还和一个军官说了几句话。广场东南方向的市公安局门前有几十个手持盾牌、木棒的武警，对面是几十个市民点燃汽水瓶做燃烧瓶，双方对峙，你来我往。有一个人给我燃烧瓶，我自思扔不过去，拒绝了。在前门城楼下面的时候，珠市口方向又有枪声，然后大队士兵跑步冲来，但没有开枪。我的朋友比我还愣，推着自行车站在横在马路中间的公共汽车前，我说你这不是找死吗，路旁是铁栅栏，没处跑啊。我们把自行车推走，这时候就和朋友走散了。
我们在广场漫游时，目击了一辆坦克在广场前横冲直撞，后来熄火了。我离坦克大概只有十几、二十米吧，后来电视上有播这个镜头。也远远的看到民主之神像被拽到。基本上广场上没有发生什么大冲突，只是人渐少，大学生（后来听说还有工自联的人）都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集中。我觉得既然士兵喊“保护学生、打击暴徒”，而且军队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对广场形成合围之势，那么大概不会发生长安街上的那种大流血了。但我这样在广场上晃的无主孤魂却正好归入“暴徒”一类而予以严打的。
大约三点多，军队广播要清场，命令人们离开。我还在无目的的一个人在广场晃，可能希望遇到熟人吧。也想坚持到最后再撤，反正一贯头脑冷静的我也有一点混乱了。突然广场上灯全灭了。设在纪念碑台基上的学生广播站受到军队袭击，枪声大作，后来广播站就没声了，大概是被摧毁了吧。等到再亮灯时，天安门广场已经被持冲锋枪的士兵完全包围，他们站成一排人墙，密不透风。
我陷入极度恐惧之中。我打定主意绝对不去纪念碑，我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既怕被军人认作暴徒而连累学生，又怕被学生当作雷子造成误会，这些都可能给人口实引发冲突。所以只能象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只觉得时间过的太慢，“等死”比“死”更可怕。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事情都纷涌出来，最怕的不是死而是受伤，怕单位领导要整我，真是莫名其妙。这些是束手无策、无依无靠时的头脑混乱吧。
我也听到了大学生们撤退不撤退的争论，以及侯德建、刘晓波的呼吁撤退的讲话。印象最深的时侯德建的声音，我觉得他是吓坏了。没有学生领袖讲话，加上柴玲几天后就逃到香港，在广播中说死了几百至几千人（当然不是事实），所以我一直以为他们都先撤了。大学生们用喊声的大小决定是否撤退，似乎不撤的声音大，但侯德建等说撤的声音大，于是大家决定撤。
军队开始广播，要广场上的人离开，大家不知道从哪里出去，大兵的人墙没有缺口，我们刚凑过去就被警告，他们都端着冲锋枪，我们只好退回去，在纪念碑前打晃，后来大兵大概有新命令了，才看见有人从士兵的人墙中钻出去了，于是我也咋着胆子从西南方向挤出去。大兵们没有留难，我溜出去后才松了一口气。
命运完全被别人掌握，自己完全无力抗争和改变，在等待别人判决的最后时刻满脑子的患得患失，这种压力下的恐惧是我经历过最可怕的。后来有大学生经受不住政治审查的压力而自杀，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六四凌晨：六部口惨案
天快亮了，我躲在广场外西南角的松墙下看着广场的动静。我知道同学同意撤退，大屠杀大概不会发生了。自己的位置也很安全，身边也还有很多人，所以竟产生了一丝轻松感。这时天上响起了催泪弹，第一次嗅到这滋味，虽然掉了眼泪，觉得还可以忍受。
广场上的大学生从东南角绕前门沿二环路撤退。队伍很长，一般两个人一排，觉得总也走不完。我等不及，又从西向东骑车逆队伍而行，希望遇到熟人。後来听说当时其实只有2、3千人，可能有一个学生被流弹打死。天已大亮，没有什么冲突，学生们都喊“报仇”、“血债血偿”、“打倒法西斯”这几句话。多数神情疲劳，衣衫不整，有很多人用布包脚，又有很多外地学校旗帜，我觉得外地学生较多，因当时已有传言，外地同学来京，很多是来玩，吃住在广场，所以他们不愿撤退。
我在行人道上骑车跟着队伍，从六部口东部的那条路拐上西长安街，路边是居民住宅，是老式四合院，大家扶老携幼出来看。有一中年男子短裤背心抱着小孩站在家门口，突然把孩子交给身旁的女人，走上来把自己脚上的拖鞋给了布包脚的学生。另有一年纪大些的男子也跑回院子拿出鞋来给学生。两人都默默的没说话。我眼泪当时就流出来了，这一夜我只有恨，这时才觉到爱。
六部口路口西南角上，一电灯柱被撞倒，基座形成1尺见方1尺深的坑，内中有小半坑血，已经是紫色了。一男子正拿着长镜头蹲在那里拍照。旁边好像是文具店，玻璃窗、墙上都有弹孔。学生队伍在长安街北侧的自行车道上走，不断呼口号。我则在长安街南侧的人行道上观看。这时从广场方向来了一辆或者两辆坦克，记不准了。上面有人用短枪向天射击，也向我们这一侧打，呼啸而过。又转回来投下毒气弹在长安街正中，黄绿色雾气，我吸了一些，觉得味道很熟悉，搜肺搜心的，一星期後症状才消失。後来想起来这是中学学化学时嗅过的氯气。氯气是强氧化剂，放在水中，可以置换出氧气来，造成浓盐酸。
坦克又从天安门方向来了。在路中央行驶，突然拐进学生一侧。只见学生队伍大乱，学生纷纷翻过1米多高的铁栅栏，向人行道逃。我正在街对面、坦克的垂直方向，我感觉应该会压到人，因为这事件发生的太突然、太快了，学生不可能有那那么快的反应。但我没有看见，距离太远、角度不好，而且没听到学生的声音。所以我当时以为坦克不过是唬唬同学而已。我虽然常常以恶意去看中国人（当然包括我自己），也没敢想到他们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向正在撤退、毫无反抗的同学这样故意行凶。这是整个六四事件中最无耻的暴行。
经过夜里长时间的抵抗，西长安街上已是一片瓦砾，多数汽车道和自行车道之间的隔离礅都支离破碎。看着同学们混乱惊恐的样子，拣了一段钢筋向坦克扔去，希望能卡住覆带。这当然不会成功。不过是自己气急败坏罢了。这是一整夜中我唯一的一次暴力行动。这时大约早晨6时半作用。
後来听说有北京大学有一个家属子弟被坦克履带拧去一只胳膊。从丁子霖先生编辑的6·4受害人资料中知道，至少有6至11人死亡，有名有姓，而且还有受伤者方政的证词，我绝对相信丁先生他们的话。至于我没有听到同学们的叫喊，或者是同学们在这么近距离的死亡威胁之下而禁声；或者是事发突然来不及反应；更可能是我自己也在恐惧之下惊慌失措而没有听到，这没什么奇怪。
我一个绝对可以信赖的同事亲眼目睹了在公文坟一带被坦克压扁的血红的人形。这种样子不是不经意的“碰伤”，这是故意的暴行。
余波
我的车胎放炮，而且一夜很紧张疲劳，就先跑到车公庄亲戚家，补充能量，给家里打电话，告诉他们平安无事。当时我家中已经听到传言，说天安门广场死了两千大学生。以为我也完了，接到电话，才放下心来。我老师的孩子也没回来，所以她也来到我家打听情况，我大约早晨10点钟到家，我走散的朋友最后回来。我告诉邻居们我看到的情形，然后上床睡觉。
之后一周，都停工了。因为吸入氯气，一直咳嗽。我父母很愤怒，家里不看电视，所以我对当时的宣传不很了解，出国后遇到一个有心的朋友，又“补课”。只记得当时军队发言人张工在电视上说“天安门广场一枪没放，一人没死，”结果第二天电视采访戒严部队时，电视镜头不经意（？）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一扫，就是几个大弹孔。以后张工再发言，就只说“一人没死”，不提“一枪没放”了。还看到马甸桥附近白天烧军车，我朋友看到现场，六四上午那些军车被堵在马甸桥一带的大路上，当时大家已经知道晚上发生屠杀，但市民还给他们送水、送食品，后来他们就下来开枪，冲出一条路，步行走了。所以人们气不过，才烧车。这都是故意留下送给“暴徒”烧的，为了就是日后找说法。反正电视上播的镜头，就是把时间倒错了，说先有暴徒，后来才镇压。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亲历者，大家彼此指证，知道这些谎言，没有亲历的外地人就可能相信“党和政府”了。
大约有3、4天，躺在家里看金庸签名的《天龙八部》，翻的烂熟。后来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兼好朋友，还是大学生，六四晚上在天安门广场过夜，是个积极分子，我另外一个同学的父母是中共小头，害怕我们出事，所以把我们几个找去，策划那个同学出逃南方，准备越境。后来平安无事，现在大家都出来了。
我当时听说伤亡情况，“红十字会”报道死亡最多，好像是2万7千，还有很多流言，我都不相信。我自己经历，在我身边亲眼目睹的伤员有20个左右。六部口坦克碾人我虽然在现场目睹，但没有看到伤亡情况。我比较相信北京市长陈希同的伤亡报道，最后一次好像是两百多人，其中大学生、研究生36人，市民受伤一千多人，这个应该是不完全统计。当时某外国通讯社记者采访了西长安街附近的八所医院，数到尸体184具。所以最终北京市可能有三、五百人的死亡。数字被夸大，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国人民都是喝狼奶长大，见惯了死亡，所以好像人死的少就不能突显中共的残暴，其次是人们没经验，慌张中估计错误。大家对比一下罗马尼亚打巷战、贝鲁特民族冲突几十年、以及最近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平民死亡情况，就知道三、五百人已经太多太多了。
军队死亡大概只有十几个人，后来都封共和国卫士了。这些士兵也很可怜，虽然有很多流言指证这些死者是杀人者，我相信他们都是没有开枪的。其中最大一次是翻车事故，着火了。死了有5、6个。后来用铁掀铲他们黑色尸骨，在电视上放，以增加仇恨。还有一个文化兵，便衣照相采访，被“误伤”。反正最后看下来，真正死于市民暴力下的不多于4、5个。官方统计军队伤了四千多。大概推搡后手脚碰了油皮之类的都算上了。
事后几天，北京还有一些伤亡。例如那个很有名的“王维林”挡坦克录像，那时候是六四早晨，军队收缩到天安门广场，长安街又被市民占领，双方对峙中，市民又被打倒不少。事后政治审查中，听说北京某农校学生某因为压力太大，跳楼死亡。南京某大学的北京籍学生，被逼疯，回到北京家中走失，冻死雪中。我表弟在成都上学，六四时静坐的大学生被打散，我表弟后背也挨了一棍子，据说被打死两人，后来导致成都商场被市民焚毁。以上所说我都有比较可靠的消息来源。
听说海淀区当时收审了七百多人，最后判刑的七十多人。陈希同做报告，说暴乱的骨干份子五千多人，大概就是北京市当时收审的数目吧。除了被揭发的、被街头录影下来的和学生领袖，北京大学生被抓的少，判的也比较轻。北京被抓得很多是有“前科”的所谓“刑满释放份子”。
北京大学生领袖或小头目政审中被整，似乎比外地好很多。我们单位更是尽力捂盖子，所有人都没有上街、没有去天安门。连政治学习会都不敢开。举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时民心所向。方励之出走美国大使馆，我和朋友们接触所有北京市民，都是一口同声的支持他。再有，北京市委有个调查，当时全力支持大学生的北京党员占65%，中立的是25%，反对的只有10%。就是说有80%的支持率。我的一个姐姐在某大学教书，本来没有如何参加学潮，开枪后很激动，学校开大会时候上面讲话，她就在底下骂卑鄙无耻，最后也没事情。我老爸是老党员，六四后不再参加中共任何活动，党员政审重新登记都不参加，本来应该算自动退党的。但最后他的单位还是把他当个党员留下了。
六四后我决定出国，三个月后我要求调离，自己写了个鉴定报告，请我们单位领导签字，领导看了后笑说，“小左，你TMD比李鹏还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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