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四十五周年反思
马建
十五年前在中国发生的“六四”运动，是中国最伟大的民主运动，它改变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它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民主运动史上的伟大事件，因为它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但它在中国失败了，民主运动被扼灭。
它的影响是负面的，那就是给极权政府造成了压力，狗急跳墙，使一些继续在法律、人权方面挑战一党专治的活跃思想被更严格的控制了，中国民间社团和有识之士的处境是更难生存了。地下刊物几乎绝迹，法轮功和中功甚至宗教团体都被监控，网警也遍布全国。“六四”期间关抓有点想法的人是全国公安部每年例行的重要工作。
江泽民之后的胡温政府依然不敢掉以轻心，也没减少打压的力度。政局的野蛮是一股威摄力，一般是杀人之后二十多年不会再有大反叛。也就是整一代人的心灵被灭死。象割过的麦子，要等下一代才能再长出来。这期间无论政府多腐败也不会垮台的。共党的这个镇压的“投资”是值了。
面对由“六四”运动引发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变化，也面对历史，人们是否经过了反思；中国民主是否能再从极权的外部抗争？或者只能党内和平演进？
中国因“六四”的镇压，使开放中的政治改革退回到零，还不是原地踏步。赵紫阳被民主运动推进了“小牢”就是一例。一代较成熟的开放者都在全国各个领域落马，换上了一些小人、坏人执政。结果，社会更腐败残忍，中国人也变得更麻木胆小，也更狡猾实际。一个撒谎的政府必然养着一群假部门、假酱油、假粉丝、假奶粉等假产品。中国一年的贪官产量就上万名，人类从发明文字至今上万年的历史所记载的贪官也不如中国一年的多。那己经不再是什么政府。它的存在完全依赖残暴的专政了，但它确实对中国人管用。
长期来看，“六四”运动象征着改善中国的民主期望。但也验证着压制言论自由，不讲真话，控制信息，到头来中共并没有“祸国”，只是“殃民”。
这就是说，中国还不存在祸国殃民的民意基础。中国人民也没有成为公民，只是被随便处置的殃民。算贱民就己经被重视了。
其实中国人巳习惯了政府的手段。象奴隶习惯了苟且偷生。想多生个孩子，政府都会从家里把女人拖到医院，把孩子弄死。也没人会拼命。那些练了法轮功的就算你藏在床底练，共产党也会把你抓进监狱关着。还派母亲来抽女儿耳光，因为对不起政府。今天在河南正有上万的这种殃民天天埋入黄土，家园早己改建成了“监狱”。不准任何人探望，也不准出来，死之前只能看看天空，和纳粹的集中营一样。农民的一生除了不断把收成上交给共产党，从未得到过任何福利。
而“五个一”形象工程：为爱滋村民修一条路、打一口井、盖一个孤儿院和建一个老人院，一个医疗所，是完全为无能的政府做一件遮丑外衣。爱滋病人住他们的诊所一天就要交五百元，哪有可能住进去。虽然为病人们接上了自来水，但农民面对死亡把所有的一切都变卖给了共产党，早都分文不剩了，哪能交得起水费。想得到点救命药品，政府却逼着将死在床上的人先交上欠政府的那些五花八门的税费。而旁边的中国人民和政府一样，是不会过问那些将死的人民。这就是奴隶社会的生活气氛；只要求自己活下来。
当然，中国人都是学习“人肉炸弹董存瑞”长大的。献出个人生命，保护国家面子那人人都会去做了。假如美国占领了中国，消灭了共产党，中国人民将比伊拉克人更勇敢地赴死。为国家去献上肉身就不算什么死亡了。这就是中国人对施暴者有着传统的敬畏心理，代代相传。而且己习惯了。我认为这种国家不可能也不宜马上建立民主制度。正象伊拉克的形势一样，人们会利用民主毁了民主，决不会珍惜的。
我们反思“六四”运动，准会想到，今天的这一切将会不会发生在温和的改革派赵紫阳的政府手下。另外，赵紫阳治国会否能镇压法轮功，是否会这么多贪污犯前赴后继。我认为会出现的，但不会这么残暴关押，也不会这么腐烂透顶。可悲的就是，整体国民的素质总也得不到改变的机会。
施暴者的残忍与受虐者的胆却，也使得中国社会麻木化，进而只能走向新加坡式的右派专制社会。即人们可以生活的不错，但不再有思想文化产生了，人活在死社会也并没什么感觉，高尔夫球照打，名牌名酒和欧洲的街上摆的相同。那种非人文的商业式的社会模式，己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基本实现了。
在我的家人或朋友中，我从未碰到一个人认为现实有什么不对劲的。包括留学生群体。都认为：西方看我们强大了所以批评我们不好。二十一世纪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之类的话。也顶多说点要小心假火腿、假鱼翅。除了下岗的以外，人民大都活得挺开心的。中国人都认为他们活在“现代文明社会”。出国留学都有点退到“过去”的失落感。
因为“六四”运动使社会产生了大断裂，政治改革之臂被砍，经济改革之手飞速成长，社会和人都己变形。权力转换成财富竟没付什么代价就成功了。连“六四”期间最激情的口号“改善教师待遇”，也都在“经济”这只手臂下解决了。无需政治改革，知设分子便己经成了中产阶级。今天大学里的“两栖”教授资产上千万的并不是个小数字。
所以，平反“六四”不是民间需要，因民间不知道这件事，知道了也不想多打听。更不是中产阶层或文人作家的呼声，大陆作家余华宣称“中国和美国完全一样，只是说英文和中文的区别”。
依靠有思想的作家呼唤良知更不可能。捷克的文化传统会出现哈维尔执政。但中国宠大的作家群体从未替任何受害者说话。在一个思想还是罪行的国家，从未有过名作家进过监狱。那是一个与政党完全匹配的文人群体。进监狱的大都是报纸记者、印刷厂的厂长和网上发些批评文章的文化人。希望平反的只是受害者的家属。全国不超过万人。同情者在香港或台湾有，但肯定在上海找不到，在北京大学里也看不见，青年们之间流行看的书是《大学泡妞》。由于“六四”的影响，共产党抓紧了青年一代的洗脑教育。今天的北大学生素质看起来更低劣了。谁能信任这些“年青垃圾知识分子”，会是未来令中国走向民主的力量？
中国人是人类里最不需要宗教心灵和人文环境便能生存下来的人种。只要吃不成问题也就没问题了。大多数华侨只要有个中国杂货店，便能在异国它乡活一辈子，根本不需要人文环境。
这十五年来，中国已由毛式独裁专制过渡到以极权方式组成的施暴集团了。凝聚力依然是“施暴震国威”，它终于集最坏的社会主义和最坏的资本主义于一体，以钱养权，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堪称中国历代皇朝之最。并且走上了一条与东欧解体的共产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且越来越远。
我们要面对中国是没文化的国家了，不仅是文盲世界之最，近十亿非城市人口的头脑还处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也包括他们的下一代。中国是从封建专制直接进入共产专制的“土洋封建专制”的大杂烩国。与苏联或捷克等国的文化教育的普及，宗教人文社会的历史以及从工业革命产生的贵族、中产阶层的社会架构都完全不能比。也不可借鉴。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花齐放，虽然奠定了中国思想的模式，一代大师也都产生了。但秦始皇灭了六国之时，也灭绝了中国各国的文明之光。从此，中国就没再产生过文明社会，而是长达几千年的恐吓治国。天安门左侧的口号“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一语道破专制者的恐惧：那就是：全国各民族不团结，专治集团便立刻瓦解。看来也只有各民族省市闹自治，中国不成其为国，人民才能脱掉“龙皮”，当自己的主人。
中国的民主之路在于瓦解大中国对各省的控制，提高草根阶层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普及文明和法律常识，打破空洞的“中国人”的概念和大国专治小国的意识。建立省级文化传统，恢复各省自治。我想，直到每个人习惯说我是四川人、广东人、台湾人、山东人、西藏人，而不是套用专制的龙图腾的代号----“中国人”时，才有可能建立联邦制的民主中国。民主缓行或渐进民主是可取的。因为民主意识是从个人意识中发育的。而中国正在出现很脆弱的个人意识。它不可能同时发生民主大气候的，激进只能更慢。
在现代人类的发展中，街头抗争是任何国家表达民意的一种方式。不同的是，在民主国家争自由很容易，在专治国家争自由等于找死。伊拉克的游行抗议局面就很清楚。在萨达姆时代决不敢想的事，在美军占领时期便实现了。但引发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野蛮的宗教极权的爆发。“虐囚事件”更是雪上加霜。那个国家几乎处在危机边缘。布殊政府也许又制造了一个巴基斯坦。
客观地分析国际社会对共产意识的解读与政治文化所面临的艰难的沟通，足以说明中国共产政府生存能力依然强大，且成功转换了角色。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合并的趋势，使民主和人权遭到更大的威胁。鼓励金钱至上并没有使极权社会萎缩，反而使施暴者走向了世界，走向澳大利亚国会讲坛，走向联合国，走向欧盟。成为世界各国反专制领导人的餐桌好友。
可以说，左派的中国共产党演变为右派执政党的成功，己经从美英国家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展现了出来。江泽民直接被请进了英国皇宫里了。那也是向世人宣布，不可能再由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说共产党是杀人政府了。平反已不存在了。
另外，中国是无法模仿东欧文明国家的发展。那里在共产党控制之前，人们起码有宗教文化在社会生根。而中国民间只有封建文化；即儒教传统。和今天的阿拉伯国家的封建意识是一样的。要预感中国的情况，最好去第三世界看，中国的未来就是那个样子。
在“六四”期间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是学生和政府的调停人。但学生的共产教育〔对历史无知、对民主无知、对独裁政权的无知〕就只能扮演失败的角色。他们所有的经验都是从共产党系统考贝而来，只是更幼稚。也正好赶上了赵紫阳胡耀邦时代，不然几天内就给镇压了。
至今为止，中国还是禁止思想的野蛮国家。都二十一世纪了，还设有宣传部，养着近百万人专门控制和消灭思想者。也只有中国的海关在搜查书本杂志，当非法物品没收。甚至新闻都是极权社会的天敌。从他们掌了权到今天所干的头等大事，就是把思想者消灭在萌芽状态。
后极权国家没有精英阶层取代共党是个事实。
当年的“六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成为一个阶层，他们其实根本没在体制内站住脚，凑点人签名都难。统治者视“体改委”、“社调所”都是异类。所以也没有代表性，也就不会在未来的中国起到主要角色。起作用的只能是进入体制的改良主义者。象“胡赵”时期那样，打着红旗改“红”旗。但假如再有类似赵紫阳的开明人士当权，也免不了被“民主运动”赶下台的可能。
中国根本不能用“推翻”一词了，那顶多是“饿鬼们打倒了饱鬼”，都一样是暴政。激进只能失败，渐近民主也许可行。中国也没有任何替人民代言的民间组织。从工会到宗教团体也都是党的组织，连法院、红十字会也是党的，完全不能依靠。在媒体发达的时代，人民只能依靠那随时被查封的有限的媒体发出声音。而知识分子回到自我位置去发挥能量，也许好过街头抗争。今天国内的爱滋病志愿者、律师甚至法学教授等都发挥了很好的催动社会的作用。
中国只能利用中产阶级的出现，并在扩大中成为利益集团的中坚力量。在以建全法制效律，保障宪法行使，下层有生活保障和个人利益有安全感的前提下渐变。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穷困阶层的敌对情绪，把仇恨化解。我想，那也许又是几代人的事了。
目前的海外民运随着中国政府的强大，正象台湾香港一样在渐渐萎缩，成不了大事了。“民运”只是可以骚挠共产党的形象而己。这是因为海外的民运分子们大都激进，他们靠个人激情，或当领袖，或当义士，或行为活跃或消极改行。这都不是职业政治家的作风，而且太多共产党式的思维方式，都想当领袖。人在西方也学不好民主，除了几个进入大学的。可惜的是学好了也无处使用。中国的社会根本不需要他们，人民也不知道他们何许人也，也就无从代表哪个阶层说话。这一代民主人士们不是孙中山式的职业政客。他们只是些义士。如不回国普及民众的起码文明常识，与仅剩下的草根阶层站在一起，那政治命运只有等死了。
中国的中产阶层和文化界己经成为专制体制的受惠者，他们不会对海外民运有什么亲合力，更不会配合。连伊拉克的流亡政客沙拉比都无法在巴格达站住脚，就是一例。推翻专制容易，推翻习惯在专制下生活的人民就不容易了。民主只会令中国人再选出另一个专治政府来压榨他们。
“六四”运动的辉煌已记在了历史上。而中国人是最不记历史的。
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不知道“镇反、“肃反”。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不知道“三年共产灾难饿死千万人”，也不知“文革”。
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不知道“六四”运动。这些人才是正宗的中国人。而封建的象征毛泽东依然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人民己习惯了。因为“大中国”只能养着大专制。
《观察》首发
作者为作家，现居伦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