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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新华网武汉电，６月11日，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杜导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进行公开宣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杜导斌案以这样的结局告终，无疑让所有关注此案的人松了一口气，联想到孙大午案、联想到刘荻的获释和恢复学业，尽管对杜导斌的有罪判决表明，以言治罪的历史没有最后被埋葬，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处于微妙的变化之中，中国已走到一个不变和变的十字路口。
半个多世纪以来，到底有多少人因言获罪、甚至因思想失去生命，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在这条路上，杜导斌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是经过了二十五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不变”。但，中国毕竟不再是二十五年前的中国，当年魏京生因在西单民主墙倡导“民主——第五个现代化”，提醒人民警惕邓小平搞独裁而被下狱时，除了民刊联席会议的同伴刘青等曾站出来为他辩护，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公开仗义执言，直到10年后的1989年春天，才有方励之个人及冰心、周辅成等数十位著名知识分子联名提出释放他的要求，此举曾感动过长期被投入黑暗中的魏京生。2003年11月，当偏处湖北的杜导斌被捕的消息传出，竟然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公开为他说话，其中包括了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许良英、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等许多在专业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几乎都和杜导斌素不相识。他们之所以在抗议湖北警方拘捕杜导斌的声明上签名，他们之所以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就“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并不是相信此举将产生直接的后果，杜导斌有可能因此而免于被处罚的命运，他们只是要公开地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这是中国最大的“变”。
杜导斌案所引发的抗议风波表明，尽管签名抗议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实际意义，历史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但他们说出了真话，战胜了内心的恐惧，这是中国社会走向自我解放的先声。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内心深处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裂痕正日益加深。
人心思变，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执政者哪怕不想“变”，但在社会求变的呼声面前，他也不能不有所顾虑、有所收敛，有所“变”，此案以缓刑告终也表明，当政者的“不变”正面临着来自社会包括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在内“变”的压力。这个结局也许社会和执政者双方都是不满意的，就杜导斌来说，有罪判决，拖了剥权之类的尾巴，虽可获得人身自由，却无公民自由。就执政方面来说，不能对敢于挑战自己的思想异端痛下杀手，还是放人一马，也是心有不甘。我希望这是一个良性的开端，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也必须学会在社会压力之下如何作出善意的回应，哪怕是非常有限的回应，总比一条道走到黑要好，从而开启一种妥协的机制，朝着历史正确的方向走去。诚如是，则中华民族的幸甚，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幸甚。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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