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胡宋矛盾答王锡荣质疑 陈小雅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２日，在“千龙网”上读到王锡荣先生《宋庆龄冤枉胡适？谁对“开除风波”说了谎？》一文。据谢泳先生说，该文原载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１日的《中华读书报》。文章洋洋万言，点了邵建先生和我的名，但主要是批评我２００３年１月发表在《民主中国》上的那篇《宋庆龄开除胡适事件重审》。一篇发表在海外电子杂志上的纯粹谈历史问题的考证文章，值得在国内报刊和网站上公开点名批评，说明作者的确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其实也是笔者期待的结果。 通读王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王文”），主要观点如下： １、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事件，早已定案。所以“不禁为两位作者的大胆而惊出一身冷汗”。 ２、在政治犯遭受酷刑问题上，不是宋庆龄、史茉特莱说了谎，而是胡适说了谎；而在“开除风波”上，则是“翻案文章”说了谎。 ３、既然中共地下党员刘尊棋已经承认反省院犯人提供的“酷刑报告”出自己手，且系“组织行为”，“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作伪的嫌疑就应该排除。明知此事，还“诬枉”史茉特莱，是“栽赃”。 ４、蔡元培、杨铨都是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们替宋庆龄和史茉特莱所作辩护说明同盟并非由“一、二私人专擅”。林语堂则是胡适埋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部的“内线”，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着“耐人寻味”的角色。 在阐述本人的读后感之前，首先要声明的是，对于王文采取的说理的姿态，笔者是欣赏的；在资料和研究不足的情况下，他的一些推测（主要是对宋、史的推测）是善意的，有些也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基于王文并没有对研究提供更多的证据，所列举的“驳难”理由事先也在笔者的思考之列，以及他并没有正确阐释胡适及笔者的观点等等原因，他的基本观点，笔者是不同意的。 王文错解本人文章，或因故意，或因阅读不细，或因《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的转载不全等原因造成，均属本人无能为力之列，所以在本文中一概不作辩解，有心人愿作裁判，可登陆www.google.com网站，在“高级检索”状态下检索“宋庆龄开除胡适”，到任何一家转载拙作之网站上，重读一遍，即可消除迷雾。在此，笔者只想针对王文上述观点中，因笔者论述不充分而给人们带来困惑的地方，作一点补救。 一、胡宋矛盾的症结 返观整个“开除风波”，发难者虽是胡适，但起因却在同盟的“上海方面”。 １、胡适为什么会“窝里反”？ 胡适发难的背景有三： 其一，史茉特莱以个人名义对他这个“分会长”发号施令； 其二，总会在不与分会商量的情况下，签发一个以分会考察地点为名义的信件； 其三，李肇音的“伪托”胡适之名向报社投稿，所附内容与史茉特莱附来的“酷刑报告”完全一致；而其信件字体，又与另一具名者写给胡适的信件的字体出自一人之手。（见《字林西报》记者关于胡适为政治犯问题发表的报道，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１８９页） ——这里有三个关节点： 其一，宋庆龄的“秘书”有无权力对分会或任何一个成员发号施令？这是一个要由“组织法”确认的东东，如果在胡适加盟时，此法尚未成立，胡适有理由视这类指令为“非法”。 其二，视察北平军人反省院是在分会与总会代表——杨铨的共同商量下决定并且同行的，在未经商量的情况下，上海方面就发表具名反省院囚犯的信，是违反“默契”的。严格的说，是“非组织”活动。因为在这里，“组织”是一个包括总会与分会在内的集体，而不是“会长”或会长的“秘书”。 其三，正因为李肇音的信，在内容上与史茉特莱发来的“酷刑报告”一样，且发出的时间又与总部行为丝丝入扣，所以，它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事先计划好的“集束行动”的一部分。事发当时，胡适还来不及辨别，到底是上海方面受了人家的“骗”，还是上海方面主持了这一“集束行动”。而如果是后者——这样大的行动发生在北京，却瞒着北京分会成员，搞“暗箱操作”，在胡适还作为成员，并且是正式选举出来的分会长、还在热情洋溢地积极工作时，上海方面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是值得商榷的。 当胡适去信上海，要求“彻查”“酷刑报告”之来源，并对总会行为有所检讨时，起初，蔡元培、林语堂和杨铨等人，都觉得事情“严重”，可见，他们是被排除在这个“集束行动”的决策者和知情者之外的。所以，在他们的敦促下，上海方面才召开了“紧急会议”。但当会议过后，上海方面以蔡、林的名义答复胡适时，除了清淡地表示了一番“歉意”之外，便由“集体”的名义，承担了发表的“过错”。至于“酷刑报告”来源何处，为什么会和伪托者附送的材料内容一致，而一个署名“北平反省院”另一个则署名“河北第一监狱”，上海方面并未给予答复，而是把皮球一脚踢回给了胡适——既然发生在你的周围，你自己查去吧！ 而胡适认为，上述疑点，的确关涉到材料的真实性问题，至少，那些指控的“酷刑”到底发生在哪里？既然提出控告，或代人控告，原告总负有举证的责任吧？代理人总必须有知情权吧？若要发难，至少得说清楚时间、地点和人物吧？胡适说，这关系到这个新生团体的“信用”问题（见胡适２月５日致蔡元培、林语堂的信，载“书信”中册，１８１页），这正是一种爱护同盟的态度。把胡适的反应视为“过激”或“窝里反”，本身就是持“专制主义”立场，或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秩序下，对专制行为司空见惯的表现。 ２、胡适是否藏匿政治犯信件不报？ 王文断定，在政治犯遭受酷刑问题上，不是宋庆龄、史茉特莱说了谎，而是胡适说了谎，因为在胡适家里还“藏着”其他四封同一时期涉及政治犯遭遇的来信，胡适故意隐匿了它们，却抓住李肇音“伪托”一事，有意“搅局”。 这些信件是：１月２４日千家驹的信，他本人不是政治犯；２月２日，被囚于军法处的北大旁听生杨韶秀的信；２月４日反省院犯人周默秋的信。还有一封没有标明时间，但被出版者编排在２月２８日宋庆龄宣布“会章万难变更”，勒令胡适“自由出会”之后的关仰羽的信，信内的确附有一份控诉宪兵司令部的长篇材料。 笔者在写作《宋庆龄开除胡适重审》时，也曾读过这些信。除那封关仰羽的信外，在这些信中，没有一封提及自己是在何处具体遭受了何种刑罚的，也就是说，在指控方面，均没有史茉特莱和李肇音提供的“酷刑报告”来得具体和有力。胡适连“酷刑报告”尚且质疑，又怎么会轻信这些“要素”更加不全的指控，并拿出去张扬呢？ 必须澄清的是，胡适不赞成轻率发表未经考证的报告，并不意味着他对受难者的“冷漠”。他在２月５日给《燕京新闻》社的信中特意写道：“我……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意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见“书信”中册，１８３页）在得不到上海方面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他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只是在２月１１日上海方面又抛出《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檄文后，他才于２２日对《字林西报》记者谈了自己对政治犯待遇问题的理解： ——逮捕政治嫌疑犯必须有充分确切的证据。诬告应予依法治罪。 ——政治嫌疑犯被捕后，应遵照约法第八条规定，于２４小时内移送该管法院。 ——应由法院起诉的政治犯，必须进行公平和公开的审讯；不需起诉的应立即释放。 ——拘留和关押的犯人，应予以合理的人道待遇。 同时，他批评了“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口号。不同意政治犯一概免于制裁。（见“书信”中册，１９１页） 胡适的这些言论，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条条经得起推敲的。 王文或许没有注意到，胡适对上述写信人是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的。请看２月２６日，那位敏感的湖南青年周默秋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说： “拜读手示后，我是多么感激和快乐啊！生命将要在茫然的沙国中被救了。天呀！我能不狂然自庆吗？我底时代之父！我感谢你！我永远以自勉地精神来报答你……我不会灰心……”（见“书信”中册，１９２页）。 可见胡适给他的鼓励是多么的重要！ 王文认为，如果同盟提出的指控不实，也应由当局去澄清。以此推理，胡适指控史茉特莱提供的是“伪造材料”，是否也应由史茉特莱去“澄清”呢？史茉特莱没有澄清，这个伪造名誉，是否一直要背到１９８１年，刘尊棋发表那篇《庆龄同志，感谢您的救援》的文章披露真相才能卸去呢？让胡适做事，又不让他知情，责任在谁？我想，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３、“集束行动”发自何人？ 当然，笔者在写作之日，已经知道了刘尊棋的故事。因此，笔者并未认为“酷刑报告”尽系伪造。但笔者为何要把“托名信”事件与史女士联系考虑，并作一番“亲子鉴定”呢？笔者为什么排除了狱中犯人所写的可能性呢？有朋友认为，假使刘尊棋还活着，这个问题便能有答案了。但笔者认为，依据种种迹象，史茉特莱嫌疑最大： 第一，作为单个的狱中犯人可能从报上读到胡适等视察监狱的消息，但不可能知道胡适的确切家庭住址。 第二，作为无组织的单个的犯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采取同样的行动，且与宋、史的动作前后呼应，丝丝入扣。因此，不但李肇音的托名信，另外四人的信件，均有可能是这一“集束行动”的一部分。 第三，即使这些信件是偶然凑巧，一同写就，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集中被带出监狱之外。 第四，关在两处的不同的犯人，不可能用同一笔迹同时写信给胡适（见《字林西报》记者关于胡适为政治犯问题发表的报道，载“书信”中册，１８９页）。 第五，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刘尊棋带出给史茉特莱的“酷刑报告”乃英文件，（见陈漱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出版社，85年版，51页）是同盟将其翻译成了中文。但宋庆龄２月１日签发两种文本后，中文报刊当时均不能登载，所以只有“英文本”刊登在了各处的英文报刊上。此后，才发生托名胡适送交，向北平的中文报纸投稿之事。当这一行为碰壁后，在２月１１日，这个中文件才在同盟自办的《中国论坛》发表，并配以《释放一切政治犯》的社论。 以上五条可疑之处，如果只有一二条存在，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偶然”。但当五条俱列时，“亲子鉴定”就不可避免了。笔者当日著文未加详列，纯粹是出于版面限制的考虑，而非出于“轻率”。话说到此，王先生的“冷汗”也该被烤干了吧？ ４、反省院是否存在酷刑，仍需验证 刘尊棋的现身，并不等于反省院的“酷刑”问题已经迎刃而解。想必王先生也分得清楚：找到了投诉人，并不见得同时证实了“控诉信”所指内容的真实性，否则还要司法裁决作什么？判别一封信来源的真假、一封信中所指事实的真假和在蒋介石统治下是否“存在酷刑”完全是三回事。宋庆龄、鲁迅在当年的辩论中混淆了上述三个层次的问题，究竟是他们的智商有问题，还是故意采取了“不正当辩论”的手段？读者自会有自己的判断。 说反省院有“酷刑报告”所列的罪行，这连上海方面的代表杨铨也不相信。他给胡适的信中说，他是在返沪的火车中读到《大陆报》上刊出的报告的。他当时的心情是“亦甚诧异”。返沪后，他曾负责任地转告“会中诸人，文中所云，即使有之，必在入反省院前，不能笼统便加入反省院也。”（杨铨２月１０日致胡适的信，中册，１８６页）他的判断，为什么会与胡适的如此相近？难道“革命立场”比胡适坚定得多的杨也被当局欺骗了不成？其实，这不仅是一个凭借感观可以得出判断的事情，而是一个需要理性参与的问题。 按照张学良建立反省院的宗旨，此院专门接纳那些已经招认和定案的政治犯人，的确没有必要再搞刑讯逼供。笔者近读《陈伯达传》，发现他当时正好也在那里坐监。他是在天津与安子文等人几乎同时被捕的，在看守所时，曾“鼻孔出血，连满九碗”，被送进医院治愈后才重回监狱。之后，他与中共顺直省委的囚犯一同被押解北平，先在军法处，后到反省院。在那里，他又因淋巴结核被送出开刀，主刀者是一修女……后来陈被亲友保释出狱。他的回忆与当日韩麟符一样，只字未提整个被捕和羁押过程有“酷刑”的问题。难道已经从共产党自己的监狱出来的陈伯达，还会对国民党当局的报复有所“恐惧”？为了核实这一事件，笔者最近又查阅了“61人案”主犯薄一波的回忆录，在涉及他本人的回忆中，也均未提及在北平反省院有酷刑的问题。相反还有“烧鸡为号”出狱的趣事。但那些活下来的人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文革”中遭受“酷刑”，有的还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他也提到一名叫张兆丰的党员，因策划“兵暴”，1930年在河北栾城被捕，经“严刑拷打与欺骗利诱”后被处决。而曾策划“兵变”成功的谷雄一，则于1931年在河北阜平被捕，在北平军法处牺牲。另有名郝清玉的地下党员1931年4月被捕，在天津市警察局遭受“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被押到北平反省院后，参加了1934年的绝食斗争，1935年被营救出狱后去世。另一名叫张玺的难友，是唯一一个可以从薄文得到确证的、在反省院遭受“酷刑”的受害者。他说：“1932年秋，张玺同志因叛徒出卖，在邢台被捕。不久，被押解到‘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坐牢四年多。入狱后，他经受了敌人劝降、酷刑等考验”……这些当事人的回忆说明，杨铨当日的判断——酷刑“即使有之，必在入反省院前”，以及本人在《宋庆龄开除胡适事件重审》中所作判断，刘尊棋提供的材料中，至少有一例是发生在反省院的。当然，既然可以确证有一例，就可以判断决不只一例。但是，如要对当局提出上诉或将所得讯息公之于众，确是需要进一步调查和补充内容的。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尚且要费许多周折才摸出点眉目，要胡适接信后立即作出“强烈抗议”，自然是有些强人所难的。在调查结论得出之前，不断言有酷刑，决不是“撒谎”；而在这些都没有做之前，就断言有酷刑，确是实实在在的“轻率”！ ５、“宣言”为何没列入“文献”栏？ 再者，笔者已经说过，宋庆龄据以开除胡适的所谓“会章”，在当时并不成立（参见陈漱渝书）。王文认为，同盟的“宣言”应与会章有同等效力。而宣言中曾列有“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而奋斗”的条文。笔者当日写作时，也曾参考过这个文本，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文本并无正式文字流传，相关文字仅见于《申报》记者的报道。在这条报道中，连“宣言”的正式标题也没有，“宣言”二字甚至没有被加以书名号。作为专家成果的陈漱渝的书中，亦只字未提。 不仅如此，这篇报道也不见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宋庆龄生前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之一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书的“主要文献”栏，而是被收入“组织经过及其活动”一栏。笔者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处理，应该是在大量专家研究基础上，对该资料的性质进行掂量后作出的安排。笔者在作文时未提此事，并非“视而不见”或“强作文章”。 以“临时执委”的身份，拿这样一种“临时文件”作为要求合法选举出来的分会长就范的“会章”，这符合“程序正义”吗？王先生大概是司空见惯，但笔者的确认为很不妥当！ 二、胡宋之争，中派之难 上文已经说到，同盟的“上海方面”的确有一些“内情”是“不可告人”的。而身为北平分会长的胡适，就在这“不可告”的“人群”之列。正因为如此，史茉特莱的态度，就不单单是一个女人性格和语言方式的问题。 １、史茉特莱这个人 王文认为，史茉特莱是一个“著名的美国记者”，似乎这个头衔使她具有了天然的“公信力”。但王先生或许不知道，她的著名，是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她因职业得到的荣誉，远远低于她因支持“中国革命”所得到的荣誉。而在当时，她其实是以记者名义活动的“第三国际”的特派员。 不仅如此，这位美国“牛仔”一直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曾数次被第三国际召回；胡适事件后，她就被召回一次，以后她又去了延安。但她仍然在不断地出错：在延安的窑洞里，她曾一拳将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打得右眼充血，“黑了一圈”……致使贺无法出门，并最终离开了毛泽东。（见王行娟《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中国文联出版社，９３年４月版，３４页）因此，这位“国际主义者”其实并不懂得尊重中国的传统风俗，而身为受压迫的美国妇女，却对备受压抑的中国妇女缺少同情……但是，笔者认为，她的这一“强势作风”并不纯粹是个人问题，这与她的真实身份是分不开的。 王文曾以嘲弄的口吻讥笑笔者“宋庆龄听命于史茉特莱”的假设，他大概不知，宋庆龄已经秘密地加入共产党。而当日的中共，只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她们“负责任”的最高对象，不是同盟，不是中共，而是第三国际。任何一个中共党员都知道，对党的最高级层负责与她的公开身份是一种什么关系。在当日的同盟中，杨铨、鲁迅、周建人、胡厥文都是知道这一关系的。胡、杨的回忆证明，所谓同盟，实际上是第三国际下的“济难会”的一个分支机构。（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１５９－１６１、１７６－１７７页） 王先生或许不知，就在日寇进军东北之时，正是这个第三国际向中共发出了“保卫苏联”的“命令”！而第三国际派驻中共的代表——米夫则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扶上中共领袖的宝座。正是在他们的“瞎指挥”下，中共几乎丧失整个“白区”和大半个“红区”，把无数可以为国捐躯的热血青年驱赶到内战——阶级斗争——夺取地盘和政权的战场上。一手造难，一手“济难”；嘴上把“人权”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实际上根本不懂人权为何物。史茉特莱当日的“焦急万分”固然有希望“把事情做好”的成分，但更多的则是自己把事情“玩砸了”的焦躁。 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必须听命于它，这是无奈之事。但是否整个中国进步事业都要听命于第三国际？显然，胡适对此，是心有不平，行有不愿的。既不愿意听命于第三国际，又想推进中国的“民权”事业，怎样才能克服这一矛盾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搭成民主的组织结构，制订严格的内部工作程序。从胡适与林语堂和杨铨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一转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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