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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到《十七条协议》
周加才让（印度）
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主政伊始，便表露了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和谈诚意。当年在政治局第二次常委工作会议上，他提到：「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相随而行的胡耀邦，甚至以温和谦逊的姿态在藏区下放权力，逐步削减「援藏」干部的占有比率。他提出的「二八方案」，就是在七年内将藏区三分之二的汉族干部调回内地，将汉藏干部搭配比例由以往的五比五降低到二比八。这是中国在十年「文革」动乱后需要得到「休养生息」的一种治疗和调理的手段。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重心已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为求得稳定发展，中共领导层力图促使内外环境形成「安定团结」的局面。
如果将目前藏人冀望的「高度自治」推移至二十年前，与当时中共和谈的初衷就没有分歧了。然而，出乎意料的结局却是谈判中断、双方失和。何以会造成这种局面？
谈判前奏的失衡和冲突
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共表示要接纳六批「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考察西藏，这也是双方和谈的前奏。中共意欲在这项计划中开展「统战」工作，说服代表团接受一项事实——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双方的接触中，中共已将自己谈判的底线作了摊牌，这种情势表明解决问题的时机成熟了。然而，「流亡政府」当时的立场，却是力争还原历史的真相，讨还西藏三区一体的固有主权。这种超乎中共承载力的谈判基调，致使代表团在步入圆桌前就已进入一种抗争的心理态势中。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西藏流亡政府」首批代表团返回印度。此番藏地考察之行，由于数度执意改变中共制定的行程，使得代表团能够接触民众，撷取第一手资料。此次考察中，代表团溢于言表的激愤、民心沸腾的场面、浩大虔诚的景观……，令中共震惊异常。第二组代表团在藏地的考察和姿态上更直接、深入、锋利，由此造成双方的对立，结果中途便以「挑拨群众造反、危及祖国统一」的罪名遭到中共遣返。两个代表团在考察期间摄录了许多影带，返回印度后整理了几十小时的影像资料，向海外作了陈列。总之，代表团的出访，并未打造出融洽的谈判氛围，而是加深了隔阂和对抗。
一九八○年十月，杰尊白玛所率的第三组考察团前往西藏。从此以后，原本洽定的六组代表团行程计划便破灭了。这就意味着双方垫衬的谈判前奏工作，蒙受了彻底的破坏。
和谈的宗旨，并非是在桌上和桌下进行实力及观念的较量，而是要达成妥协、寻求共识。姑且不论双方的是非与真伪，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丧失了和谈的最佳时机。
和谈底线该降到什么程度？
和谈的开场便使双方失和甚至结怨。如此以来，中共似乎放弃了谈判的诚意，转而将谈判的规格降阶为「对话」。虽然「对话」渠道尚能传动，但已是今不如昔，失却了互动的平衡关系。延至一九九三年，中共彻底封闭了沟通渠道，将「流亡政府」的一厢情愿拒之和谈门外。
回溯当时的境况，「流亡政府」所面临的谈判时机，确有过巅峰和低谷的不同阶段。处于巅峰时，到底是洞察时宜还是水涨船高、妄然冒进？跌入低谷时，是弥补过节、讲求策略，还是执迷不悟、方寸尽失？「流亡政府」在藏中谈判的酝酿和接洽中，究竟以何种心态揣度对方？以何种策略、技巧和考量达到互动？谈判究竟应该定位在哪种尺度？……种种，我们虽然无法看到这些细节和内幕，但却能够看到，西藏境内发生了多起类似一九八九年三月的拉萨独立抗暴风潮，这无疑使中共提高了警觉，收缩了对藏政策。
二○○二年九月九日，达赖喇嘛四人特使团访问北京，这就意味着冰封九年的沟通渠道开始解冻。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为此督导政府、民间以及海外援藏团体，停止各项抗议中共的活动。不仅如此，政府、民间以及援藏团体，也日渐收敛了抨击中共的言论和组织活动，表现出克制态度。可以看出，「流亡政府」和民众对谈判的姿态和推进工作，已趋于成熟和稳健。
鉴于「流亡政府」最初的谈判目标和姿态，大大拂逆了中共的愿望，以致使那次谈判告吹，所以后来藏方已将和谈的目标降低到了「名副其实的自治」这道底线。即便如此，目前的状况已今非昔比。因为，「西藏问题」在走入国际化的视焦范围时，新疆和内蒙大有跟进的动向，所以中共比以前更加顾忌和多变。从一九九二年双方恢复接触开始，中共就给和谈附加了令人不解的先决条件：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香港模式」是西藏的出路吗？
今天，「高度自治」的和谈方向基本明确，然而，具体建构模式和设想仍处于酝酿中。试想，倘若内部未形成一致的认识，未拿出统一的多套方案，那么自身就会丧失信心和说服力。如果用现存模式作参照，那么，究竟采用哪一种模式才更显得贴切、实际、易于接受？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提出过「香港模式」，认为这种一国两制式的「高度自治」适合于西藏。
香港有过一百年的殖民历史，所以兼具复杂的国际背景和文化情结。二十多年前，香港经济就已跻入了亚洲四小龙的行列，同时又占据着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从文化认同和道德观念来讲，香港与中国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从这种现实的特定环境和历史背景来看，西藏与香港有着极大的反差。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西藏的状况：中共治下五十年，封闭落后数世纪。既有如此天壤之别，又怎么可能去谋求相同的结果呢？
「流亡政府」提出「香港模式」的标杆后，中共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二○○二年国务院直属部委迎春茶话会上表示：「五十年前，西藏就已经和平解放，西藏是与社会主义祖国同步发展的。西藏的制度，无论是过去也好、现在也好，与香港是决然不同的……。」这也表明了中共领导集体的看法，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香港人是以香港的现状做谈判的筹码，这样才得出了「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而我们若想以西藏不同的现状去比量得出相同的结果，肯定会在和谈论证中暴露出缺憾和偏颇的逻辑误区。
放弃「香港模式」，并不是要放弃「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并非仅存于「香港模式」的单一形态，也会有不同的方式、内容和特征。西藏人只有用自己的诉求和现状作谈判的筹码，获得「西藏模式」。达赖喇嘛说过：「我们并不是要从中国分离出去，我们仅仅是出于保护西藏文化和自然环境的考量而要求给予名副其实的自治。」
回归「十七条协议」是便捷之策
一九五一年「十七条协议」出台之时，西藏确有屈从之感。而现在，西藏人诉求降低，更加吻合了「十七条协议」的精神。中共和西藏政府在「十七条协议」后的八年合作中走向分离，根本问题在于中共违背承诺，强制推行所谓「民主改革」。经过半个世纪的洗涤，这种曾引发矛盾的聚焦早已荡尽。如果重回「十七条协议」，以此作为和谈的框架和基础，那么双方会有更多的默契而进入驾轻就熟的状态。
近几年来双方交流渠道开通后，「流亡政府」已经注重于营造和睦气氛，愈发小心谨慎、柔韧稳健了。在今年的「三．十抗暴日」，西藏流亡社会的传统示威游行表现得理性、内敛。如此看来，「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正在努力传达诚意。数十年来，中共始终是以「十七条协议」作为拥有西藏主权的根据，因而，就「流亡政府」方面来说，如果以「十七条协议」为谈判的支点，那也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双方都可接受的。
二○○三年九月，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时，向媒体又一次透露了「十七条协议」涵盖一国两制的实质。看来，如果中共也有诚意的话，回归「十七条」，是一条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行之路。
（《争鸣》杂志2004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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