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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
香港问题的实质上是专制与民主之间的对立。要想官民和解、良性互动，北京需以民主方式对待香港人民。
上世纪八十年，我由北欧去美国路过香港，曾停留了一周。香港的自由、繁荣、秩序，港人的和善、守法、勤奋，给我留下深刻的深刻印象，遂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感慨良多。所以，我为《争鸣》月刊写了“但愿香港永远是自由港”一文，也接受了《解放》月刊（现更名为《开放》）主编金钟先生采访，谈到在港的感受时，我说：“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
没想到，六四后，这句话成为官方指控我“卖国”的主要证据。时至今日，大陆的爱国者们也经常以这句话为口实，对我进行道德指控。在香港，北京掀起的“爱国者治港”的争论，用文革大批判的方式围攻香港民主派，将其代表人物抹黑为“卖国贼”。
六四大屠杀，上百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屠杀，由此，北京担心香港变成反共基地，港人担心回归后自由难保。于是，在“有自由而无民主”的殖民秩序下，末代港督开始推动香港政制的民主化，从来遵纪守法的港人也开始自发地追求民主。自由港于1997年回归大陆之后，特别是董建华连任后，马上就按照北京的权力意志，全力推行23条立法，引爆了港人争取民主权利的民间运动。于是，香港从一个国际性的商业都市，越来越变成了官民冲突的“政治战场”：23条立法对七一大游行、经济收买对政治权利、爱国者治港对港人治港、一国对两制、反对普选对要求普选、“名嘴封咪”对新闻自由……。官民冲突的核心问题表面上是中央和地方、“一国”和“两制”之歧途，实质上是维护专制与争取民主之间的对立。
这种黑白分明的官民对峙，最初表现为港府与民意之间的直接冲突，七一大游行之后，北京抛开港府而直接干预香港事务，官民冲突就越来越发生在北京政权与港人民意之间。北京的护法专家直接上阵，驻港京官直接表态，御用港商破口大骂，全国人大直接释法否定07/08普选，高官刘延东赴港打压民主派，甚至广东和深圳等地的高官也逼迫港人放弃民主派。而不得不接受改朝换代的港人越来越知道，当自己必须面对一个独裁政府之时，如若要保障港人已经享有的各种自由，唯有争取到平等参与政治的民主权利。所以，香港的民主派及其主流民意，面对来自北京的步步逼近的强力打压，在无法寻求到体制内解决的方式之时，也就只能诉诸于街头政治。
中共高官及御用香港权贵，动不动就质问港人：在港英殖民政府时期，你们为什么不要民主？而回归到祖国怀抱后，中央已经给了你们远比港英时期更多的民主，你们却还成天吵著要民主？还要搞大游行来乱港害中。他们还针对国际社会对香港局势的关注质问道：港英殖民政府的治下没有民主，美国和英国怎么从来不关心香港是否民主？而香港一回到祖国怀抱，你们就来指手画脚，显然是别有用心。
这些质问说出了一部分历史事实，却隐瞒了另一部分更重要的当下事实：港英政府的背后是自由英国，其施政受制于英国本土的民主宪政，而董建华特首的背后是独裁中国，其施政唯独裁意志是瞻。一个在毛泽东时代曾经肆意剥夺过民众的财产、人权乃至生命的政权，一个在1989年还制造过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的政权，如何让港人放心？港人又如何信任听命于独裁意志的钦定特首？
香港回归后，北京钦定的傀儡港府的拙劣表现，乃有目共睹。经济的一塌胡涂不说，政治上还要助纣为虐，港人切实体验到自由的逐渐萎缩。特别是，港府试图把与自由为敌的23条立法强加给香港，如果立法成功，港人的自由就有失去制度保障的危险。所以，港人就越发觉得钦定特首的不可靠，就越要争取通过直接选举由来挑选港人的政治代理人的民主权利。而在独裁政权不准民主的当下香港，在香港的民主化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之前，走上街头行使民主权利必然成为港人反抗专制的主要方式之一。正如香港的陈日君主教所言：无权力者若无声，最危险。
虽然在口头上，北京不会放弃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承诺，但在实质上，北京更不会放弃独裁意志对香港政制改革的主导权。所以，当北京感到现在的港府无法左右局面时，便不惜赤膊上阵。现在，本来属于港人治港范围内的政制改革，其主导权不仅不在港人手中、不在立法会手中，甚至也不在港府手中，而是完全柯断在中南海的密室之中。鸟笼政改越改越密不透风，否定双普选不算，就连增加议员的民选成份，直选产生功能组别议员，也被北京一锤定音地给改掉了。只剩下所谓的“政改三人组”，除了纸上谈兵之外，已经毫无意义。正是北京的一系列专断蛮横，逐渐压缩掉港人循体制内渠道参与公共政治的空间，及至封杀双普选的人大决定出台，香港民间参与政制改革的体制内途径便基本被堵死。
在任何社会，当官民出现冲突时，民众走上街头的前提，大都是因为解决冲突的体制内途径失效。在香港，体制内的参与水平的迅速下降和参与权利的急遽萎缩，必然导致体制外抗争的渐次增加和日益高涨。换言之，在法治传统深厚的香港，现在之所以出现街头政治迅速复兴之势，以至于酿成去年的七•一大游行，以至于今年参与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烛光晚会的人数激增，创1991年以来的参与之最，就在于由北京及其傀儡港府一直罔顾民意，港人的体制内参政途径逐渐被收窄甚至被截断，剩下的有效参与也就唯有街头政治一途了。
北京明明知道民主派是街头政治的发动机和组织者，但北京对民主派却毫无容纳的诚意，除了舆论围剿的抹黑、，就是冷淡拒绝的打压、甚至连策略性的怀柔都没有。当那些坚持批评北京独裁的港人被吊销了回乡证之后，当民主派议员接不到北京邀请而只能强行北上且被拒绝入关之后，怎么可能还指望民主派呆在家里、坐以待毙？怎么还好意思指责发动街头政治的民主派是乱港害中？
自23条立法之争以来，香港的街头政治的频率之高和规模之大，肯定不是香港社会的常态，说明官民之间的冲突之严重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民意对体制内解决的彻底失望和对北京政权及其港府的高度不信任。从港人反对23条的客观效果上看，体制内的咨询方式对遏制强行立法基本无效，而唯有大规模的体制外抗争，港人才能行使自己的参与权利，也才能对独裁权力的滥用形成某种制约。
对于习惯了有自由而无民主的港人来说，只要北京不对港人自治横加干涉，出现几十万人上街的场面的概率极低。在中产阶层占据主流地位的香港，大多数都不喜欢街头政治，街头政治也不是解决政制之争的稳妥办法。然而，面对北京现政权的僵硬蛮横和董建华政府的昏庸无能，留给港人有效的扞卫自由和推动民主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甚至只剩下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不是走上街头、表达政见，就是驯顺沉默、任由宰割。除此之外，港人还有更好的选择吗？造成目前官民激烈对立的主因，不是民主派过于激进，而是北京及其傀儡港府过于霸道。但独裁政权的霸道及其滥用权力是“因”，街头政治的反抗及其激进是“果”.强权越蛮横，街头政治就越兴盛，形成了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
在此意义上，几十万港人是被23条逼上街头的。即便没有任何人喜欢街头政治，但一味指责民主派激进而对北京霸道不置一词，绝对是本末倒置的不公平，在客观效果上更无助于香港政制改革的平稳推进。的确，频繁的街头政治并非香港之福，但只要北京一天不改变以强权干涉香港自治的独裁政策，港人的自发抗争也就一天不会停止，官民之间的对立就难以化解，香港的稳定和效率也就日趋降低。
现在，香港民主派开始释放出“与中央和解”的善意，刘千石提出“各退一步，释出善意，加强沟通”，曾经长期被大小京官和香港土共骂为“勾结外国势力”来“反中乱港”的李柱铭，也“吁请港人团结，与中央政府携手合作”。但是，北京似乎并不领情，因为它自认是“老大”，决不会平等对待民主派。它像对待台湾陈水扁政府一样，再次摆出“听其言，观其行”的权力傲慢。北京对“和解”开出的“预设条件”是民主派低头，沟通等于惟命是从，即放弃争取民主的立场、放弃组织又一次七一大游行，这样才会接受其和解呼吁。如果民主派不从，仍然坚持平等的协商和议事，和解就无从谈起。
在此意义上，要想化解当下香港的黑白悲情，形成官民和解与良性互动的局面，那么在民主派已经释放出和解善意的情况下，北京起码应该放弃预设条件，作出如下让步：1，平等对待香港的不同政治派别，与民主派展开平等而真正的面对面沟通。2，收起专门用来打压民主派“爱国主义”的大棒，让政制之争由街头回归体制内；3，改变用吊销回乡证来惩罚政治异见的蛮横作法，给予民主派人士与所有港人一样的平等回乡权；4，尊重香港的自由传统，停止对香港新闻自由的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对立法会的幕后操纵；5，在九月立法会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停止对选举的幕后操纵，让香港各政治派别在公正透明的环境中参与竞选。
2004年6月20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网站www.renyurenqu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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