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胆直言今有几？宝刀未老著风流-——评《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

王中陵

追求“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的《同舟共进》是广东省政协主办的理论刊物。2004年8月号上刊出一篇记者关山采访任仲夷、题为《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文章。意味深长，颇值一读。

一、“胡耀邦、赵紫阳也功不可没，…这是历史，历史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关：我接触过不少老同志，他们都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任仲夷。
任：这是不对的。应该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也功不可没，提广东改革开放，不能不提他们。这是历史，历史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评］李慎之先生在建国五十周年时说：“…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五十周年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间民族的大灾难，大耻辱统统不见了…”，“…积重难返，二十年前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有何等困难？然而在这方面出过大力，立过大功，而且按照中国宪法曾担任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赵紫阳，连名字都在五十年的历史上不见了，甚至当过两年‘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也不见了。历史剩下的只有谎言…”（《李慎之文集•风雨苍黄五十年》）。明陈继儒言：“欧阳永叔不夸文章，蔡君谟不夸书，吕齐不夸棋，大抵不足则夸也！”不足则“夸”，好大喜功，无限粉饰，固遗笑于世，人走茶凉，改换门庭如过江之鲫的新贵亦令人齿冷。似任仲夷、胡绩伟、李锐诸老敢于抚哭“叛徒”仗义执言，还胡、赵一个公道，令世人好生钦敬。

二、“市场经济，计划政治”“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

关：你是怎样评价他（邓小平）的一生？
任：…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

［评］：“走俄国人的路”，眼下颇为流行用几几开的模式量化评价政治人物。孰不知，道德并非货币，是可以零存整取，生意人似的到年下盘点收支、计算盈亏的。一个杰出的外科名医，在手术台上救过十个人的生命，但他只要谋杀过一个人，就必须以谋杀罪论处。而不能认为他再杀几个人仍可功罪相抵给个多少多少开。邓小平的“不足”，不妨视作对其一九八九年六四后为全方位彻底腐败大开绿灯的委婉说法。

关：我们应该怎样纪念这位伟人？
任：…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可以说是“市场经济，计划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是当今一切社全问题的根本所在。最近国家审计署披露的审计结果触目惊心，但这还是冰山一角。小平自已曾说：“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这是真理！…

关：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改革难度大得多，两位总书记都栽在这里。虽然像你说的那样，政治改革是大有作为的处女地，但毕竟是“地雷阵”，谁愿意冒这个风险？
任：这一关始终得过，现在不过，以后说不准更难过。
我总感到现在的闯劲还不够。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

［评］胡绩伟、李锐等党内有识之士提出政治改革多年了，而“地雷阵”依旧，“棺材”云云，已成笑柄。“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未可知”，未必，而今国人哪个不知？政治局开会差不多可以纯用鸟语了。谁有勇气和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国人拭目以待。

三、“综合试验省”与“办政治特区，搞民主选举”

关：在中国政治改革是需要勇气的，但也要讲策略，这方面你有什么高见？
任：再有两三个月我就91岁了，老啦，谈不出什么高见，浅见倒有。
毛主席曾提出的种“试验田”、“一切经过试验”的办法我看可以用。不仅要搞经济特区，而且也要搞政治特区。政治改革必须审时度势，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就可以稳步前进。可以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
比如能不能选一个县、地级市甚至一个省，例如海南省，办政治特区，搞民主选举。就是试验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关：广东是先走一步的地方，政治改革能不能也先走一步？
任：我看可以。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讲过了。改革开放后，中央、国务院就明文把广东、福建定为“综合试验省”，深圳定为经济特区，赋予先走一步的任务。这个文件直到现在并未收回和撤销。…

［评］“民主选举”是“一元化”天敌，为吾党大忌。广东封疆大吏禁、封、拦紧逐江核心。仲夷老却放言倡办“政治特区”，搞民主选举。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

四、“只要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是启蒙还是愚民？”“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关：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你有什么看法？
任：我看这是进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启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可是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并没有与时俱进，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八十年代，报纸传媒还是活跃开放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那么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经常能看到和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现在，只要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是启蒙还是愚民？…况且言论自、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里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央不是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吗？如果我们有法不依，知法犯法，谈不上法治。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评］动辄“禁、封、拦”，要“讨伐中宣部”、斥其俨然自大敢“另立中央”者，正不知有几千万读书人！遍视中共衮衮诸公及方面大员中，在讳言“公民”“人权”的语境中敢于强调“公民的基本权利”者，在枪杆子称王称霸一支“独秀”、中宣部可以随“心”所欲的现状下，敢于警告“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当世有几？广东治下，打死孙志刚、整肃南方周末、构陷南方都市报、抓嫖纵娼，唯“江核心”是从，“德政”累累。在其眼皮底下，敢在刊物上如此公开痛加鞭挞的，当世有几？
8月18日是胡绩伟先生八十九岁生日，这一天我收到先生寄来的三首诗，有一首未发表过的七古《笑煞三尊老报精》，诗前有段缘由：

在北戴河休假的李普老友（前新华总社副社长）来访我和谭文瑞（池北偶，也是前人民日报总编辑）。我们在人民日报北戴河疗养院后花园的葡萄长廊下，品茶谈心，倾吐几十年新闻工作生涯的传奇经历；借古议今，甚为畅快。特作诗一首，以志纪念。

葡萄廊下论古今，傍海涛歌伴心琴。正确暗箱造假史，光荣黑幕掩真情；
伟大红旗摆权霸，英明金口赛昏君。怪哉喉舌无头脑，笑煞三尊老报精。

嬉笑怒骂，写尽了三位老报人对新闻界现状的无限感慨。

五、“从中国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特色往往带有封建专制、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色彩。”“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

关：可是我们干什么都强调“中国特色”，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特色的人权，连市场经济也要搞中国特色的。你如何看待这些中国特色的东西？
任：中国的东西自然会打上自已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烙印，不用强调都会这样。问题在于我们这些中国特色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如果是落后的，这些中国特色的东西就越少越好。从中国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特色往往带有封建专制、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色彩。这次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很说明问题。我看就是上面讲的中国特色在作怪。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

［评］王力雄声明退出中国作协时，对作协书记的“鸟语”作过逐字逐句的量化分析，不妨称之为“人话指数”或“活人指数”。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是否“尸余”，其“人味”百分含量尚有几许？这未尝不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标准。在言必称“特色”、理必拜“代表”的江湖特色下，仲夷老斥责“作怪”的特色：“从中国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特色往往带有封建专制、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色彩。…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直以“荒唐”、“丑陋”形容“中国特色”，如此尖锐深刻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见诸报刊的文字，当世有几？

六、“我们对任何人都不能搞“两个凡是！”不搞“三权分立”，难道要搞“三权合一”？过去我们搞的党的“一元化”领导那一套教训还不深刻吗？…

关：改革的闯将，原深圳蛇口开发区主任袁庚曾提出：“三权分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主张中国应该学习借鉴“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而邓小平又明确说不能搞“三权分立”那一套。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任：邓小平是坚定反对搞“两个凡是”的！我们对任何人都不能搞“两个凡是”！…
我完全赞同袁庚的观点。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三权分立”指的是这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它的本质就是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
不搞“三权分立”难道要搞“三权合一”过去我们搞的党的“一元化”领导那一套教训还不深刻吗？…

［评］我们对任何人都不能搞“两个凡是”！当然也包括邓小平、江泽民。五十大庆时，李慎之先生著文告诫江泽民：

“从“六四”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江泽民入承大宝，正位核心也已经整整十年了。虽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无尺寸之功，但是仅仅因为“人会老”这条自然规律，他的龙庭也已经坐稳了，中国已经没有可以向他挑战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个“明白人”，现在是他可以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已建功立业的时候了。
既然邓小平能以三七开的评价对毛泽东明扬实批，给中国人大大出了一口冤气，理顺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关系，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了一个好头。为什么你不能学他的榜样，在邓小平因为历史局限而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
既然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定的四项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什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
（《李慎之文集•风雨苍黄五十年》）

伟人之所以“伟大”，一方面是由于芸芸众生战战兢兢匍匐在地不敢仰视。另一方面，则如老话说的，是因为此伟人站在彼伟人的肩上。“站”，即既有继承又有否定。“在邓小平因为历史局限而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重新起步”即否定。没有否定，便没有前进。
七十年代初一个盛夏，我过乾陵，偶遇章怀太子墓开挖，便与考古队雇来守候在墓口烧水兼看守的一个当地老农民聊了起来。他向我讲述夸耀他列祖当年如何先随唐太宗干革命、后为武则天唐高宗守墓，门楣显赫、风光无限的历史，满脸菜色衣衫褴褛掩不住他回忆祖先时焕发出来的容光。那个年代一介文盲当然不知道祖先愈伟大，其实愈能反衬子孙之不肖无能的道理。一味高举什么什么大旗，与此辈相较盖亦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耳。依稀记得谁说过：纵观历史，真正有创意，当得起皇帝二字的，实不过嬴政，王莽，武则天三人而已，其余皆守守摊子罢了！不无道理。邓小平因顺应潮流否定毛泽东而开山立万，邓后之人当然应“重新起步”才能立足。“我们对任何人都不能搞‘两个凡是！’”既是对邓小平的否定，又是对邓小平的继承。
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于创新实干，敢公开撰文呼吁汲取“一元化”的历史教训、学习“三权分立”继承人类政冶文明者，当世有几？

七、挺“透明和公开”的西方政治文明

采访者谈到西方国家公共部门的一切开支、每一笔经费的去向和每个公务员的收入财产都是公开的，以便接受市民和媒体监督。国民不但可以在相关网站上找到国家领导人（包括皇室成员）的财产和收入资料，而且可以找到任何一位政府官员公务宴请的菜单和费用以及出差的报销清单。对这种“透明和公开”的西方政治文明，仲夷老大为赞赏：“这种办法好，简单易学…”一九八九年江泽民新班子许诺公开个人收入接受人民的监督，十五年的时间足以验证这种诺言能值几个钱。以此推断，仲夷老透明化、公开化的建议又可以视作三个代表的诚实指数。

《观察》首发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