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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 记者 何三畏
他是第一个从互联网走进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互联网的短暂履历上，有两个人最受年轻人追捧，一个是英年猝死的精英王小波，凭着他留下的不多的遗著，据说至今门下聚集“走狗三千”。而王怡则是一个处于现在时的，在网络上与网友们互动的31岁的青年。
王怡的出现意味着七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获得表达。
在虚拟的公共广场和自家客厅里开放
王怡是一个“新人”。
大约在2000年的时候，成都市大慈寺旁边有一条古旧小街，街面一家小酒馆，酒馆里除了左近一些力夫常客晚上在那里喝点冷酒，就只有冉云飞，老威，汪建辉和马小兵等人偶尔去一去。小酒馆让人怀旧。它的每一张旧木桌下边，放着一口大肚酒缸，据说里面装的纯正高粱白酒来自王怡的家乡四川三台。
这里差不多就代表着当时成都跟王怡的成色最相近的某种文化生态了。
但那时，不仅王怡没有去过，甚至上面这一些人也没有提起过他。
两年后，人们才知道，这个1973年出生的后生那时还在成都的某个出租屋里寒江独钓。他比上述几位成都“自由写作者”晚了整整一个年代，后者已经多少得到世俗的承认，虽然他们有时不自在，有时寂寞，但也有自娱自乐的热闹时分。
这个早熟而固执的年轻人，除了做过一段时间见习律师，跟外界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他苦于没有表达，但他不向传统媒体投稿。他不喜欢现行的学术体制，不愿意在学院的阶梯上拾级而上。他孤独地读着书，不为发表而写作。他没有想成为诗人，但却不断地写诗，“为自己的世俗生活命名”。
27岁以前，王怡就这样在独自历练。
直到2000年的某一天，他看到《天涯》杂志上关于网络论坛“天涯纵横”的介绍。就是这一眼，使他发现了一个更适合他生长的空间。后来，他把这个空间比喻成一个虚拟的公共广场。有时，他也把它比作“自家客厅”，因为他觉得网络论坛同时具有广场的自由和客厅的亲切。
在最新一本法学随笔集的后记中，王怡写道，“网络几乎带给了我除肉身和爱情之外的一切……最重要的价值还是一种医治，医治思想深处的缺氧和呼吸困难……有一部国产电影叫《开往春天的地铁》，当互联网握在公民手中、而不是握在中国电信手中时，我想网络大概就是这样一道地铁。”
王怡一脚踏进互联网，就立刻引起了“围观”。这个生于七十年代的年轻人的尖锐而沉稳的思想，坚定而机智的表达，令人们眼前一亮。人们不知道这个每有惊人之论的人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但有一点比较有共识，即那种诡异文风应该出自一个“至少有四十岁”的人之手。
王怡获得了表达的利器。他既关注学术，也关注个案，既阐述宪政学理，也批评时事政治。他先后主持过多个著名的网络论坛，办过学术网站“宪政论衡”，编过“关天网刊”。他沿着他认定的方向开掘，再也没有西出阳关的感觉。
他的名声迅速溢出网外，溢出年轻人的群体，受到思想界的器重。2001年，他开始为《21世纪经济报道》撰写社评，而今在多个媒体上开设评论专栏。他在网络上的文章很快被出版社看中，加以删削整理，目前已有三部文集出版。最近的一部正在上海三联书店的编辑手上。
于是，王怡从一个“在线思想工作者”进发到传统媒体，成为一个网络与传统媒体两栖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人称为 “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神话”。王怡承认互联网造就了他，甚至放大了他。他说：“没有互联网，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和公共领域的职业批评者，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在中国互联网的短暂履历上，有两个人最受年轻人追捧。一个是英年猝死的精英王小波，凭着他留下的不多的遗著，据说至今门下聚集“走狗三千”。而王怡则是一个处于现在时的，随时在网络上与网友们互动的31岁的青年。一些支持他的网友称他是“网络意见领袖”。
王怡的出现意味着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获得表达。
而他对自己所归属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很有信心。他认为，七十年代人是1949年以来最有希望的一代。在他们中间，将产生一个更成熟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整个七十年代人在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势必成为渐进和保守的中坚力量。
自负、内疚与愤怒或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
王怡的文章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隐喻，他用优美的笔调，借文学、艺术、音乐的意象，有时也信手拈来棋牌术语和俚俗语言来表达他的思想。把沉重化作妙趣，王怡不时可以令人会心一笑。
冉云飞说王怡 “三句话不离本行，扔给他任何事情，电影、历史、武侠、饮食，他都能扯到宪政上去”。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是王怡28岁时坐在父母的屋子里敲出来的。转述王怡的思想是一件颇为伤神的事情，但他的 “饮食习惯”令人愉快。在王怡“习惯”的“饮食场景”里，饮食只是一个虚拟的道具，就像网络上的图文只是平面的一样，这里的饮食也不是用来果腹的——
有一种自由主义者最反感的形式，就是自助餐……所有食客在缴纳了相同的费用之后，进入一个模拟的共产主义公社大食堂……你变得不再重要，在饮食的流水线上你有一种被喂养的家禽感……自助餐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食为本的。它背叛了类似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声称的一个起点：每一个个人吃得高兴，是一切人吃得高兴的前提。
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吃席菜……席菜的搭配是强加的，没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搭配的背后是属于大众与时尚的潮流。饮食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个人偏好充满了藐视和否定……食欲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经得起诱惑。
席菜最与自由主义精神相悖的，是它的等级制。每一种席菜，几冷盘，几热菜，几甜点，这些都是外围赛。精彩的在后面的寡头体制，众星捧月地端出一道称王称霸的鲍鱼。菜品之间等级森严，长幼有序。这是餐桌之上对于人间秩序的模仿秀，和餐桌上食客们的位置遥相呼应。如果你是坐在最下首边缘的那位，你基本上可以推测你就相当于边角上那小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五香花生米。
随配合菜自然也有价格与偏好的差序，自由主义者不反对自发演进的差序格局，仅仅是反对差序格局的凝固和与公共权力相结合之后的科层化。在自由主义者的餐桌上，绝对没有哪一道菜是终身制的、领袖群伦的核心。
但是，在比网络更放松的私人空间里，王怡也乐于表达他最明确的思想。
成都锦江边的一个船形茶铺。虽然安放在岸上的船只是一个象征而不能远行，但是，王怡的神思却没有疆界。他坐在我面前，手里抚着一把大大的纸扇，扇面上是成都名宿流沙河老先生题写的先哲名言：“不自由勿宁死”。
你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立场，为什么能坚持这样的立场，你是怎样成为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这是我的问题。
有一部我激赏的许鞍华电影《千言万语》，里面一个社区领袖叫邱明宽，他说，“无知是一种罪，知道了不说出来是罪加一等”。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知识”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原罪。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怀璧其罪”。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我要活在自由的言说中，在言说中呼吸，在言说中为个人自由作无罪的辩护。
一个知识分子的诞生大致需要两种情结，一是自负，一是内疚。我总是认为我在一些领域和事件上比一般人知道和了解得更多，才能感到公共言说的冲动。这就是一种自负或者说智识上的精英意识——尽管“精英”在今天几乎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贬义词。但一个人没有这种自负就不会写文章。一个人没有人群中的精英自诩，他写了文章也不好意思拿稿费，更不好意思跑去参选市长或者申请参加政党。否则就比自负还糟糕，叫自私和不负责任。
健康的自负产生原罪感。从学者到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从内疚到愤怒的过程。我定义的愤怒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高贵品质。不必剑拔弩张，也不必心跳加速。但公共知识分子正是愤怒与理性的一种结合。
言说是如何挣扎的，愤怒就是怎样炼成的。静坐书斋，但内揣愤怒，这是我能想见的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对一个知识分子而言，不说出来的思考就是放弃思考，不说出来的同情就是不同情，不说出来的批评就是顺从。在这个大时代，该愤怒的人如果不愤怒，不该愤怒的人就抢着愤怒。该自负的人不自负，不该自负的人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能言说的人老是不动口，不能言说的人就会动手。
我的道路，证实了一种独立的思想可以弃学府、舍官场，求诸野。我也许比很多人乐观，因为我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切合实际的幻想”。
……这是王怡的回答。
在他组装的思想嘉年华里，他玩得很快乐。
摇晃的大地和青春的精神事件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王怡过着最纯粹的知识分子生活。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随时笑眯眯的，他的平和发自内心。他为理想而痛苦，但是他反对危机中的变革，希望平衡的进步。他尊重人，无论他的朋友或不同意见者，更不会以轻慢的语调谈论女性。他并非不善交际，但是至今不认识他工作了6年的学校的校长……这就是王怡。
冉云飞说王怡把自由主义精神融入了个人生活，包括他的饮食观丁克观，以及一切生活观。
王怡对父母和妻子充满爱和感激。可是，他却是一个丁克主义者，他有一篇“雄文”《丁克家庭、创世纪和宪政民主》辩护他的丁克观。当然，这仍然如他的“饮食观”，是按王怡的方式延伸了的自由主义逻辑。但我们还是具体地讨论到生育孩子的事情。
我说有孩子至少有一个好处，可以跟孩子一起“第二次成长”——看迪斯尼。
王怡说“我不需要补这一课，我看过了”。
我知道他看过很多碟。除了书以外，看电影和收集碟子是他的另一大爱好，他收集了三千多张碟。现在才知道他也看迪斯尼。他写过一本“电影随笔”《载满鹅的火车》。虽然同样的，在这本书里，电影只是“体”，譬喻才是“用”，但令人佩服的是，首先得看大量的电影。
王怡的妻子是他的中学同学，当年一边准备高考一边恋爱，走到今天。妻子大学毕业来到成都，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学校工作了两年，感到失落，冒出辞职的念头，王怡大加鼓励，就辞职了。现在，差不多是两个自由职业者生活在一起。这两个人最大限度地简化生活，丁克着，还基本不升火，叫外卖。
毕业6年，这一对年轻人在这个城市辗转了6个住处。王怡多次提到，每搬一次家，都是他对世俗生活的一次痛苦体验。现在，他们在省公安厅的地盘按揭了一套50来平方的房子（朋友们笑他老谋深算，会找安全地段），他们的图书和影碟可以不再流浪。随着产权的过渡，现在这个住处，应该是王怡人生的重要一站。
王怡两岁记事，望着墙壁上的毛泽东画像大叫婆婆。三岁时受到第一次惊骇，即1976年的四川松潘大地震，人们晚上惊惶地躺在愤怒的大地上等待天意的处决。以后，敏感内向的王怡看似成长顺利，但整个精神世界一直像三岁时的大地，摇摇晃晃，一直摇到80年代末“那个不能再糟糕了的青年期”。
这个在摇晃的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却有着坚定不移的意志，“像一个厚脸皮的推销员，热衷于把他的思想不断地锲入中国的现实。”
王怡，1973年生于四川三台。青年宪政学者，自由作家。199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到成都大学任教。现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副秘书长。“宪政论衡”网站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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