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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传，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新疆说唱文学《江格尔传》是民族文学的奇葩，德国近二百年前就翻译出版，俄文版问世也有一百多年。如今中国的《江格尔传》却被抄尽烧光。说唱《江格尔传》艺人“江格尔齐”无一不被斗争，有的甚至被拔了牙，无法再唱！
西藏民间故事《格萨尔》，是世界少有的长篇巨制，一百五十万行，一千二百万字，以艺人说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一千多年。文革后，藏族民间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艺人都被斗争、禁止说唱。他们收藏的手抄本则一律没收销毁。座落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岭国寺里当年格萨尔王用过的宝剑、长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几十部用金字书写的有关岭国（今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历史人物的传记，全都没有逃过这场灾劫。(64)
文革前，青海省文联收集整理《格萨尔》，已编译了八百万字。现在，这成了青海文联“文艺黑线”的罪证。在“破四旧”中，“焚烧了已编印和从老艺人口中记录的大量资料，三十四本汉译纸型全部被送入造纸厂。”幸亏青海文联“一位同志仓促抢救出《格萨尔》手抄本珍贵资料，藏入地洞。一部份珍贵资料才被保存下来。”(65)「汉译本于一九八一年出版」
文革前贵州文联“已编印的贵州二十多个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间文学资料，几乎荡然无存。”一九五○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十七年中经广大群众搜集的大量民间文学原稿，大都被送进造纸厂，幸存者很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属“砸烂单位”。“一九七二年，在处理所谓‘砸烂单位’中，民研会所有库存的自建会以来编印的各种民间文艺书籍、刊物、内部资料，全部被当作废纸送进造纸厂。”(66)
民间音乐属“封”。福建省文联“花了三年多时间采集的可连续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时的一式两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唱段，全部被毁。”(67)
◇文稿史料大灾劫
许多珍贵书稿、史料未及出版就被焚毁，损失无法计量。
河南修武县有个出生于祖传世家的老兽医李荫香，年近七旬了。从医五十年，救治牲畜无数，有“活马王爷”之称。他积几十年心血总结、创制的验方及亲手抄录的药书全被付之一炬，气得他当场晕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辞世。(68)
《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在战争年代作了十几年笔记，约一百万字，在行军打仗最艰苦的日子里，曾托老乡埋在地下，保存下来。而今他是“大右派”，文稿全被抄走，一把火成了灰烬。
法学教授徐恭典退休后，在家乡浙江常山县潜心著书，十年间写的文稿全被烧毁。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被关进了“牛棚”，其小说《战寇图》的手稿从此下落不明。人民出版社编辑牛汀曾被打成“胡风分子”，是当然的抄家对象。他的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的书稿被抄走，就此失踪。
中国科学史专家胡道静专攻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日本同行推他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日人翻译此书时就以他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证梦溪笔谈》为参考依据。六六年春，他的新作《梦溪笔谈补证》已写成四十多万字，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为之题了封面、写了序。可是未及出版，那本书稿就被烧成了灰烬。(69)
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邵飘萍一九一八年创办《京报》时，是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导师。青年毛泽东曾数次登门拜访，并接受过邵氏金钱上的接济。因《京报》言论开罪军阀，邵于一九二六年被奉系军阀杀害。如今革命革到邵飘萍，《京报》馆旧址和邵氏住宅内的藏书、手稿、资料图片，全部被抄走。邵的发妻汤修慧则按当时“地、富、反、坏、右”遣送回籍的原则，被赶回浙江金华。直到第二年汤女士致书毛泽东、毛批示同意后，她才获准回到北京。
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二六年退出后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包括驻苏联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古董字画被烧毁砸烂不说，他的尚未出版的《使苏日记》的文稿也抄走。该书稿记录了当年国民政府与斯大林、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辛，佚失后再也无处寻觅。(70)
江苏省如皋县中学的学生从老师俞竹筠的家中抄出四封作家老舍给俞竹筠的信。那是十年前俞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将自己的习作寄给老舍请教后老舍的回信。那四封他一直珍藏着的老舍信札，如今成了学生的战利品，被一一撕得粉碎。(71)
中山大学老教授粱宗岱二三十年代在诗坛风云一时，曾被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为“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他珍藏了二十多封罗曼·罗兰和瓦来里写给他的信，如今被抄家者发现，全部被毁。(72)
一九五五年入狱的潘汉年是中共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一九三○年三月，他主持成立左翼作家同盟。一九三三年底，他作为中共的代表与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第十九路军谈判。红军长征时他是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长。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他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七年初，他陪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秘密谈判。抗日战争后期，他奉命与日本、汪伪集团秘密谈判反蒋事宜。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主持工作，将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秘密送到中共控制的地区。他脑子里存有大量中共的史料。文革开始时，他已写了几十万字的自传。可是审讯者说他写的自传是“变天帐”，当着他的面下令烧毁。他被两条大汉钳住，祗能绝望地喊道：“你们不能烧啊，要烧，烧死我吧！”文稿被烧光后，潘汉年至死没再动笔，他脑子里的无数史料便与他的躯体一道火化，永远堙没了。(73)
◇自己关门焚毁资料
因怕惹祸而自己关门烧掉、毁弃的珍贵物品不知凡几。画家李可染藏有一幅齐白石所赠的画，上有齐题的几个字：“可染弟子书画可以横行天下。”李氏无处藏画，又怕“横行天下”惹祸，只好采取笨法，用剪子剪去了这几个字。
同任何外国人联络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曾经到过外国的学者无不胆颤心惊。
著名的物理学家黄昆是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的老同学、老朋友。
几年前，他曾收到杨辗转托人送的一本《基本粒子——原子物理上一些发现的简史》。杨振宁在扉页上题了词：“给黄昆：纪念我们共同了解现代物理秘奥的时日。”
当时形成的热情的友谊没有随时空的隔离而消失。“现在，黄昆舍不得毁掉这本老朋友的著作，又怕杨的名字惹来横祸，思量再三，不得不撕去毁掉了杨振宁题字的那一页。(74)
曾经是名记者的萧乾，四十年代为研究英国二十世纪伟大作家摩根·福斯特「《印度之旅》的作者」，曾同福斯特频繁通信，存有福斯特给他的八十多封信，其中有四十多封从没复制过。在“红八月”的恐怖中，他的妻子文洁若被扣上一顶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跪在机关大院的一辆平板三轮车上示众。萧乾身为“右派分子”，知道若一旦让红卫兵抄出那些“外国人”的信，他们断无生路。他无计可施，当晚看着姐姐将爱·摩·福斯特的八十多封信一一送进了火堆。一代大作家福斯特的珍贵史料就这样消失在了北京城的火堆之中。(75)
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虽已八十五岁，其子女仍耽心抄家者会从马的文稿中找出毛病斗他，于是将马的书信、手稿，包括他多年撰写的《农业经济学》手稿，全部连夜烧毁。而由于周恩来指示过保护马氏，他的家后来并没有被抄。
自从一九五四年起就担任毛泽东专职医生的李志绥有写日记的习惯，为毛工作十几年，积累了十几本日记。因恐惧红卫兵抄家，他在一个晚上将日记全部付之一炬。(76)
沈从文保存了四十年的书信存放在他大哥处，全部被烧；几十年间康濯给孙犁的信，一直一捆捆地放在书橱中，如今也交给了一把火。(77)作家巴金存有其大哥给他的信，珍藏保存了几十年，如今巴金知道自己是革命对象， “不得不偷偷地烧掉”了。(78)
上海女昆曲演员岳美缇保存有上海戏剧学校校长、恩师俞振飞的一百五十多封信。文革一开始，上海市文化局派人找到岳，说：“ΧΧ已上交了俞振飞给他的五十多封信，你也和他通信，马上回去拿。明天一早交到文化局来！”岳不得不从俞的信中挑出十余封不会给俞惹出麻烦的信上交，将其余的信烧掉。她记述道：“我一个人躲在二楼晒台的角落里，划着一根火柴，一边流着泪，一边把那一封封弥足珍贵的信件扔进火苗中……”(79)
曾经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包惠僧，二十年代末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政府里作过官。一九四九年底，他从澳门到北京，重回中共怀抱。周恩来给了他一个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职位。他与中共创始人、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号仲甫）关系密切，他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陈指定的。他收存有陈独秀自一九二○年起先后给他的一百多封信。几十年间他走南闯北，一直带在身边，精心保存。后又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写了前言，题以《陈仲甫先生遗墨》，以图永久收藏。可是“红八月”的抄家风刮来，他挨了一顿棍棒后，吓朦了，竟让子女将那一百多封信全送进了火堆！(80)
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名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反动书画”累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了苏州河。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将全部“四旧”交到机关后，默默地把他多年来的木刻原版摞在冬季取暖的大炉子旁，然后点着火炉，任儿子在一旁放声大哭，默默地将木刻版一块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后，于一九六二年到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文革一来，他是当然的牛鬼蛇神，日夜批斗。他在十二月间自杀身亡之前，将自己毕生珍藏的历史文物全部烧掉。他一边烧，一边放声大哭：“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81)
◇想尽方法丢掉金子
当时中共领导人康生说：“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就是六十吨；白银十二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一些……成绩是伟大的。”(82)
因为多年兵荒马乱，中国人凡家中有点积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备动乱年月衣食无着。但在革命小将看来，金子是资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动派的象征。许多人在抄家被抄出金银首饰，因而被活活打死。
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没有金子，可是她母亲有一些金子，母亲误以为子女没有问题，偷偷地将金子藏在了女儿女婿的箱子里，没有告诉他们。何敏不知道箱子里有母亲偷放的金子。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了金子，当场将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个坑埋了。何敏则被送进监狱，判了十年徒刑。在关押了九年半之后，她在狱中悬梁自尽。(83)
命都没有了，要金子何用。一时间人们都闻金丧胆，唯恐因被抄出金银而送命。凡家中有金银首饰的，想尽一切不显眼的方法丢掉了事。最多使用的方法是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里，因为这样做最安全。只有一个例外：天津一对刘姓夫妇乘抄家者还没光顾他们家时，先将金锭、金镯子和金戒指装进一只信封，没封口也没署名，乘夜色投进了邮筒。红卫兵在他们家抄家时没什么收获，他们也庆幸没因黄金惹祸。但十六年后家庭经济拮据，他们想到了当年扔掉的黄金。怀着问问无害的心情去邮局一问，竟发现当年的邮递员张大同取到那个信封后，在邮局的《拾物登记簿》上作了详细记录。该夫妇领回了一笔现款，比将金银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的人不知幸运了多少。
有些四出抄家的红卫兵，特别是仗着老子是高干的干部子弟，借“破四旧”的名义中饱私囊，所以，当时的江苏省公安厅长洪沛霖认为红卫兵“破四旧”就是抢劫。他对副厅长顾亭说：“现在还要偷吗？只要有个红袖套，到人家拿就是了。”
公安部要各省公安厅汇报红卫兵的战果，他却指示说：“趁这个机会，把红卫兵抄家中的问题报上去，叫中央也知道知道。”(84)
其实，下面不报告，中央也知道。当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接见的高干子弟红卫兵，有的裤袋里就装着抄家得来的金条。正如叶剑英元帅所说：“有些青年，特别是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有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后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在城楼上）拾到一些金条。”(85)当时他们祗是贪点小便宜，并没有想借此发财。十几年后中共对外开放，港、台商人进入大陆收购文物，他们才发现国宝级文物可以使他们终生享用不尽。中国的国宝大量流失海外，祸始于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抄家运动。
◇“消灭伊斯兰教！”
宗教界的“破四旧”，不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中共一九四九年控制政权以后，到处拆庙庵、赶僧尼。譬如，浙江建德县“一九四九年有寺五十五座，庵五十一座……建国初期，寺庵大部份被拆除或改作他用，僧尼相继还俗。”(86)辽宁台安县，“各寺庙在解放后均被征用或分给群众用，现庙宇已无存。”(87)
五十年代有部电影《古刹钟声》，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一座古刹里伺机搞破坏。四川丹棱县委书记看了电影，连想到该县有个千年古刹竹林寺（五代时诗僧可朋在此住过，又称可朋祠），怀疑它会成为特务潜伏的据点，下令拆除，并强迫寺僧全体还俗。那个千年古寺由是平毁无遗。
到文革前夕，全国的宗教场所已残存无几。
一九六六年八月，红色风暴从天而降。台安县回民作礼拜的清真寺完全被毁，阿訇被批斗，家产被抄没。(88)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大拆清真寺。譬如海原县，仅三四天时间内就拆除清真寺六十七座、庙宇十七座。(89)
可幸的是，宁夏最大的清真寺一九三六年曾被中共红军征用，红卫兵看到门前写着“陕甘宁省豫旺县回民自治政府旧址”的牌子，知道那是党的“革命圣地”，因而未在该寺搞破坏。
历来汉、回就有民族纠纷，但从未弄到汉人强迫回民吃猪肉的程度。如今共产党不信邪，硬指回族不吃猪肉是 “四旧”。中共青海省委强行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猪，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连清真寺的阿訇也有交购指标、不得例外。清真寺成了养猪场，回民农家盖起了猪圈。穆斯林们忍气吞声，有的不得不买来猪上交。
九月十二日，外交部长陈毅见到一张《行动起来，消灭伊斯兰教！》的传单，觉得非同小可，立即交给了周恩来。周发现“破四旧”出了格，召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开会，要查出是哪个地方发的传单，可是传单已经传遍全国。(90)他不得不再三对红卫兵表明立场说：“北京大字报贴了很多，有的我们是不同意的，例如《为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斗争》的大字报……”(91) 灭回运动这才告一段落。
◇周恩来鼓励灭喇嘛教
早在一九五八年青海部份藏民以“为民族、保宗教”作口号发动叛乱后，中共即乱捕乱杀，“把当地寺院基本摧毁扫光”，两万多藏民冤死狱中(92)，几占当时全国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一。结果导致一九五九年更大规模的叛乱。叛乱平定后，中共完全无视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区大肆拆寺院、斗喇嘛、毁菩萨、烧经书。
到了一九六六年“破四旧”，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便遭到了灭顶之灾。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为例，八月间，“摧毁了建筑艺术水平较高的文昌庙、南海殿、贡巴寺等四十五座寺庙。烧毁宗教用品及经卷六十八万部（件）……”(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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