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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
序言：经济的还是政治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嘛？就由经济学家说了算？
经济学归结到底还是政治的，亚丹.斯密和韦伯都这样说。很多经济学家晚年就从经济学走向了宪政，例如哈耶克。二十来年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经济学思考，至少在基础理论方面，似乎没有达到极限。
经济学从罗马的家政经济那里开始脱离家庭，逐渐进入中世纪的城市。罗马是城邦，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合二为一。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开来，经济学于是留在市民社会，但是忘记其政治性。中国当代经济学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庇护下长大的，可不能忘了本，将“政治”的痕迹打磨除去。
从西方引进的经济学当面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时，忘了一个沉重的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国有资产的政治性，经济学家就像国有企业打发银行债务那样轻易打发了。这种沉重的包袱对于那种市民社会的经济学来说是，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偷偷摸摸就扔了。
在过去几十年时光中，人类有一些返古现象。公有制就是其中一种。毛泽东秉持作为取消权利和财富分配差异的结果，即平均主义的结果观。这种更大规模、更激进的分配平等化，必然诉求于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政治国家将市民社会吸纳，形成一个总体性国家，这时候经济成为政治的男仆。既然国有资产的形成之初就是政治的，即使它违背人性不长久，肯定要被私有制打败，但是当如何面对公有制转向私有制时，它就不是政治问题了？就凭着经济学家说说就可以了？
二、历史的承诺
朗咸平把匕首和标枪投掷向国有企业企业家，指责IBO是抢夺国有资产。张维迎提出了抗辨意见：第一，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是不是应该是现在个人财富上；第二，企业家在实现个人财富的同时使社会财富增长，对此应该受到批评，还是应该尊重。
我在这里想把这个话题引到国有资产开始形成之时，来考察一下，是否有事先的契约安排来回答这个问题。
公有制不仅仅是抽象的所有权，如果落实于每一个公民来说，在客观上必须有某种权益。我们可以看到，公民对公有资产享有一种广泛的、平等的、无偿的分配的权益。这种权益与民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能力，在公民诞生的时候一起赋予。公民获得这种权益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仅仅在少数有限和极端的情况下，例如犯罪，社会才对该权益予以限制或剥夺。这种权益是平等的，甚至不惜以公正为代价和自由为代价，不计较贡献统一地对待。与无限公司的股权比较起来，这种权益是不可转让性和不可分割的。权益的拥有者公民，不管是为了获得额外的助益，还是得到金钱或财物，都不能将这种权益让渡他人。所有人都对公有的资本拥有这种抽象的权益，但是无法实现任何一个公民有分别的要求。
由于公有资本不能被划分，而且个人公民拥有的权益无法转让他人，因此必须通过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安排公共利益的提供。为了使通过政治过程安排公共利益的提供保持公正性，毛泽东必须对公民有个承诺，这个承诺就是管理国有资产的那些革命领导干部，不论他们是谁，这些人不能因为其政治优势而攫取财产或从中获得过分的利益，而只能通过无私为人们服务，得益、谋利，只能在服务的同时获得用于维系其生活的工资。
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企业家背负着一个历史的承诺，不能因为自己的智力或其他能力而获得额外的报酬。这与罗尔斯认为应该将超出普通人的智慧贡献给集体共享差不多。拿委托关系来说明，也就是在国有资产形成之初，国有企业企业家和全国公民之间订立了这样一种委托关系：全国公民将国有资产交给他们管理，他们从中获得的报酬是维系自己的生活的工资，此外不能有其他收益。
毛泽东时代国有企业企业家可能确实履行着或履行过这个承诺。任何人都不可能长时期高蹈于那无私和爱的理想，当奉献激情退潮的时候，物质需求便是横亘于每一个人心上的难题，因此贪污腐化就开始露出海面。国有企业企业家不可能有丰厚的薪水丰厚，而只能或多或少地从贪污、受贿来解决问题，此类行为虽遭到明文禁止，但却为社会潜规则默认。国有企业企业家普遍抱怨报酬低下说明这个承诺已经接近于虚无了，现在通过IBO等大规模提高收益更是对历史承诺的背叛。
朗咸平的解决方案是停止国有资产改革，看起来有点技穷，但是为什么会得到网民的拥护，这不仅仅是仇恨社会不公，仇恨国有资产流失。在这些仇恨的背后，是关于共产主义平等的记忆，这种沉淀的每一人血液之中的历史记忆是民众判断社会不公的根据，以及仇恨的源泉。 国有资产流失引起的社会问题，很像人类社会刚开始有私有制一样，我担心可能会造成未来中国二、三百年的社会动荡，因为私有制出现时也是这样。
张维迎的辩解是属于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家的，如果是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之中，我不敢有多大异议。但是国有企业企业家获得的个人财富主要不是从市场中获得的，而是行政垄断获得的。长期以来经济资源掌握在政治手中，现在也尚未改变这个局面，那么张维迎的辩解不是不合时宜，就是成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经济学家陷入“朗旋风”，是在作制度建构的努力。可是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提出IBO，是受欲望驱动的，他们的话是：我们要，所以我们应该。而制度建构不可能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 而必须建立在理性、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不是通过民主和程序正义的制度，很难是良好的制度。 民主和程序正义确实会加大成本，减缓改革的速度。或许有人认为这样子赶不上国有资产亏损的脚步，所以不能讲民主和程序正义，但是可以已有的和将来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不讲民主和程序正义导致的社会矛盾、动乱和革命，将是不可承受的。
三 宪政问题
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在于全民共同富裕，如今这个目标不再高悬于天空之中，而是摇摇欲坠。只是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而对如何让国家经济的发展成果最终落实于每一个个人缺乏可靠的，明确的方案，这足以使目标坠落。没有实现明确的契约安排，模糊的方案不能避免经济发展只受益于特权阶层的情形。乌托邦梦想幻灭的人们可以认为，从内部产生的蛀虫国有企业企业家已经侵蚀了绝大部分奋斗的成果。如果社会存在大规模超出道德底线的不公平现象，可以说，几十年来的奋斗，不过是黄梁一梦，转头已空。
卡尔.施密特说，一切严重的社会对立都不可能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 其实最佳的选择方案在孙中山那里已经给出，那就是宪政。只有宪政，才能使建国后五十来年共同奋斗的结果，例如国有资产及其增值部分，不流失于特权阶层个人私囊，而能够公平和准确的让每一个公民受益。
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引起的社会公正问题，不可能不是政治问题。人们不会将现阶段的贫富分化看作是市场经济的后果，而只会看作特权的后果。英国历史学家琼斯在《宪章运动反思》中记载了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英国宪章运动把罪恶和贫穷归罪于政治的普遍看法。琼斯说，财富的生产者认为，因为腐败和非代议制俄政治体系，他们被剥夺了劳动果实。激进派的宪章派奥布莱恩说，正是因为你无代表权，你才没有财产，因而你的贫困是你无代表权的结果。相反，如果放开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在目前政治还是决定经济资源的局面下，通过公众舆论和结社，才可能通过博弈形成各方面各阶层基本能接受的格局。没有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可能与国有企业企业家阶层对抗，这样国有资产就是国有企业企业家刀板上的鱼肉。
经济发展能否改善政治，雅丹.斯密并不抱有多大希望。斯密相信无视政治环境的改善，不可能取得经济的长足发展。这一点，与邓小平看法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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