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郎
网友萧武在自己的论坛发文愤懑于重庆3403工厂工人维权事件得不到社会广泛关注,他在表示自己要将此事关注到底的同时,也抱怨左派阵营除一些“毛左派”论坛外,大都失声,与他们在美伊战争的积极表态大嫌差异,当然他对左派对郎咸平的支持还是充分肯定的。
责怪一部分人为什么对一个事件或现象不发言,这种责怪虽可反驳,但也有其充足的理由。反驳者可以说沉默是一种权利,沉默是最好的回答。但现实情况常常是对弱者的呼救的沉默是一种逃避和不作为,是良知的犯罪。当然萧武的责怪与我没有关系,因为我虽然是自称是“鲁迅左派”,也曾经对美伊战争积极发言,但终究是小人物,不发言是自己没本事写不出文章,即使花九牛二虎之力码出一堆文字,传统媒体发表不了,网络上也是落水无波。就我个人来说,倒是每天都想写文章,就是无才写不出来,还有,敏感于政治的亲友也善意地创造我不写文章的小环境。王怡说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罪是罪无所逃避,但不言是我们平凡小人物的常态,对写作大家来说,也不能在这方面十全十美是肯定的。话头扯回来,动机与别人无关,写这篇文章只想自己理清思路。
郎咸平8月9日在引人瞩目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上发难,矛头直指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庞然大物海尔、TCL、格林柯尔等非公企业、集团和操作政府经济改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批判的后者一开始集体失语,被批判的前者威胁要兼在法律之内和之外解决。郎咸平孤独和困境中获得了处于边缘的左翼经济学家的支持,21日左大培教授发表挺郎声明,28日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挺郎,济济一堂的基本上是左翼的又是处于边缘的经济学家。反响越来越大,沉默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陆续发表言论反击,但学术上无理只好胡言,良知上有亏反而骂街,只迎来更大的网络议论。后来又有数个经济学家上书中央,南京42名教授集体挺郎等余波。结论便在这过程中显示出来了,孰是孰非已公论明确。
2000年以来,国有重庆3403工厂因厂主恶意经营,只管自己捞钱,不管职工死活,使工厂濒于破产边缘。2004年6月,该厂正式破产。经某些贪官的黑手操纵,该厂价值近2亿元的国有资产,竟然被评估成仅仅2200万元出卖。廉价出卖肥了私人资本,坑了工人,这是鲜明对比,加上地方政府对工人的善后安置极为不妥,引起工潮。合法武装和阔人打手对工人进行了压制,又以8月30日半夜3点半的冲突最为激烈,据网上消息,造成多人受重伤。
重庆3403厂风潮发生的原因是国企改制的一些方面的政策和措施的错误造成的,又与郎咸平风波几乎同时发生,可看成一个共同的时代问题:按房宁先生的话来讲,为什么中国的产权改革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为什么许多企业家被社会认为背负“原罪”?原因就在这里!在处置财产的时候,财产所有者被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产权改革的范围越大,对社会公平感的损害就越大。而对社会公平感大规模的损害,必然破坏社会的道德基础,破坏社会和谐,酝酿社会冲突。作为“鲁迅左派”,从事理和立场来说,我都支持郎咸平和重庆3403工厂的工人。在我的小块网络阵地上,我为这种支持已尽了很大的努力。这篇文章继续这种支持,并探讨一些有关的深层的问题。
我注意到网上一部分言论在国企改制问题上共同观点,那就是重回国有制和复活“毛泽东的幽灵”。一位大量报道3403工厂近况的网友写道:“如果‘改制’这种把国资私有化于厂主个人的行径继续并蔓延下去,全中国的革命烈火将会燃遍中国大地。如果中国政府不想垮台,不想引发社会的大规模动荡,维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尽快制止私有化于厂主个人的‘改制’,否则,工人阶级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某些被‘改制’厂家曾经出现的职工与厂主同归于尽的恶性事件就是明证。”萧武网友认为,“毛泽东的存在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或者是正在进行时。他们用自己抬着毛泽东像游行的方式证明,毛泽东并未死去,仍然活在他们中间。与1990年代司机们挂着毛像辟邪、‘红色经典’重新红火一类的文化事件不同,这次的毛泽东重现不是文化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性的。”?蜀帖龙网友说,“工农为主体的最广大的民意基础已经有了,已经夯扎实了,九月九,劳苦农工纪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呼唤毛泽东,当今中国只少毛泽东!”
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社会制度在邓小平之后已经改革很多了,这是人所共睹的事实。不管怎样看待毛时代三十年的历史发展,文革灾难都是毛的制度设计的严重缺陷造成的,而从小岗村农民的自发要求到邓小平的制度改革,几乎是得到了社会普遍共识的支持。由此,毛时代宣告了它的历史终结。
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毛时代的一大二公社会理想是儒家的“大同”、墨家的“上同”、法家的“公利”等等,实际上是民为私,国家为公。儒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王”就是“公”。墨家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这“上”是“公”。法家“匹夫有私利,人主有公利”,这“人主”之利才是“公利”。以国家和君主为象征的所谓“公”,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所说的“虚幻整体”,实际上依此确立的公私对立,是为专制君主和国家服务,是对人民的压迫。就毛的“一大二公”来说,名为公有财产,全民财产,实际是国家财产,人民何曾有自己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仍然是代表国家之“人主”自由支配。邓小平改革真正地还利于民,是对毛的改变,也是社会了不起的进步。
换一种话语来说,毛泽东确立的是模仿前苏联的苏式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现实社会主义或叫苏式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匹夫有私利,人主有公利”,代表国家之“人主”自由支配和专断了社会一切资源、财富和创造性。人民终究会产生对这种制度不满,所以苏式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解体了,中国也从文革的梦魇中醒来,开始了至今还在延续的改革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构“人主”的人的解放,是还利于民,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的确立,是消灭压迫阶级的全社会共同繁荣。我把这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它的明确含义当包括政治民主,混合经济,文化上多元化,我希望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改革的目标。
改革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自由左派学者秦晖的话有道理。农村改革是均分田地,所以得到农民的拥护,比较顺利;而国有工业改革是大锅饭被极少数人或一小撮人强行端跑了,其他大多数人饿肚子,所以问题来了,工潮也来了。如何维护当下工人阶级的权利,或当下工人阶级的出路在哪里?抗着毛泽东的画像闹工潮,比没有毛泽东的画像要好点,但终究是不顶事,也不能证明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选择是正确的。
郎咸平和重庆3403工厂工潮的出现是对改革以来权贵主义倾向的否定,是给新自由主义的一记响亮的耳光,是中国新世纪左翼思潮的胜利。这左翼思潮曾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主导思潮,后来被自由主义压制了,现在又恢复了它的生命力和影响。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是左派的天生使命,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应当引导中国工人阶级不向毛后退,而是向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进步。
2004-09-17,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