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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锋
这次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弊病之多，出乎意料。只要中共的政治力介入，世界一定乱纷纷。这次选举的总投票人数是在三天之后才能拿出精确的数字就说明了问题，特区政府要如何交代，要不要重选，都是问题。
然而这次选举中出现的立法会政治新星，梁国雄，可能改写香港议会的历史，也可能改写香港的政治史，甚至中国的政治史。如果说毛泽东是痞子共产党，邓小平是袍哥共产党，江泽民是野鸡共产党，那梁国雄够得上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
不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把比较正统的共产党人划归“托派”，然后往死里打。因此托派在中国绝迹，１９７９年中共创始人，也是托派领袖陈独秀的战友郑超麟被释放出狱，托派才像出土文物一样“重生”，但是仍然没有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１９９８年才在香港出版他的“史事与回忆”，但是他本人已经无缘看到了。
香港是中国唯一保留托派的一点“血脉”的地方，得益於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宽容。我对托派没有研究，但是有一定的兴趣，所以１９７６年移居香港后，对他们有皮毛的观察，然而没有去深究。
我到香港不久，曾短期在湾仔一家小书店工作，帮顾客影印和从事简单的“柯式印刷”。在接近四五天安门事件一周年时，一次居然接到印刷传单的订单，内容就是抗议四五镇压。取货的是一个老头。由于我来香港以前，有党员亲戚告诫我香港有托派组织抗议四五天安门事件的镇压行动，要我小心；我也知道托派是中共的大敌，因为刚到香港，不敢造次，加上我还不会讲广东话，也不便多问，就眼巴巴看他走掉。记得当时传单的署名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联盟”，以后就看到一些有关“革马盟”的零星活动，但仅是个别人在行动。而当时湾仔的一山书屋出售大量社会科学书籍和托派书籍，包括“十月评论”杂志。但是当时我还在工厂里做工，没有时间与金钱关心这些事情。
根据后来的了解，香港的托派似乎有两支：一支从法国留学归来，他们同第四国际曾有联络，例如当过支联会常委的岑建勋与已经病逝的吴仲贤（他曾经短期与我在“信报”同事），他们从事“高尚”职业，空谈理论；一支如梁国雄，绰号“长毛”，土生土长，他以当临时工与写散稿为生，生活贫困，贴近民众，不忘“革命”目标。后者除反对中共政权，也“反帝反殖”，除了常常到新华社门口示威，也会到香港政府与美国领事馆前面抗议。八九民运期间这两支都出来，但是言论派没有坚持几年，而行动派的长毛，则将革马盟改为“四五行动”，坚持到现在，终于进入立法会的殿堂。
印象最深的是八九民运期间，我住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的百德新街，每当北京出现什么新情况，几分钟之后，长毛已经带队在楼下喊口号呼啸而过，然后我收拾一下，也到维园叁加集会。在崇光百货门前的三角地，也常常看到他拿起扬声器发表鼓动性的演说。别看他们才几个人，但是能量大，起了先锋作用。留一头长发的梁国雄，大概就是这个时候，被人们称呼为“长毛”。后来他长期担任支联会的常委。但是我一直把他当比较激进的街头战士看待，尊敬他对理念的坚持，也不反对他的激进行为，因为以中共的残暴，激进一些又何妨？何况如果没有激进，就没有温和派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如果温和派接受中共的统战，正是激进派充当了他们的垫脚石。但是我对他仍然笃信马克思主义有保留，我也不会向美国与英国抗议什么，因为我始终认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就是中共，其他人，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都是我们的盟友，有意见也不会采取街头形式。特别是中共所百般咒骂的人，我不会插一脚为中共帮腔。
对“长毛”的更为欣赏是在九七后中共收回香港主权之后。大部分民主派成员在“爱国”与“民主”之间难以取舍。在一些国庆或回归纪念日，他们不大敢采取行动。但是长毛照做不误。大概两年前，因为街头行动，他被当局拘留，长毛被剃，引来一片惋惜之声。当局的镇压没有削弱长毛的斗志，反使他得到更高的威望。
有一度他曾在若干报章撰写专栏，我看过他的几篇文章，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发现他并不只是街头斗士那样简单，而是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相当的学问。从他的街头行动看，也绝不是莽夫，而是有相当的策略。特别是这次选举，更令人刮目相看，怪不得一下夺得六万张选票。
去年，长毛在内地的母亲病逝，当局网开一面允许他回乡办丧事，回来后他除了表达感谢之意，也重申他不会因此改变他的政治立场。后来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同香港的某些民主派人士以母亲年老获准回乡的种种矫情表演大异其趣，表明他的坦荡。
长毛崇拜的英雄是参加古巴革命的拉丁美洲革命志士切•格瓦拉（港译“捷•古华拉”）。他一年到头都穿着印有格瓦拉头像的Ｔ恤。去年香港亚洲民众戏剧节协会与好戏量合办了一套名为《或者长毛或者捷•古华拉》的舞台剧。为求深入了解格瓦拉的心路历程，长毛和导演、音乐等制作班子，在去年年底远赴古巴、阿根廷和玻利维亚，时间长达一个多月，集有关资料。
这次的选举，他专打代表工商界在同区出选的自由党候选人田北俊。后者虽然亲北京，但是我认为他们和唯命是从的香港土共还有不同，适当时候还要争取他们，因此不是选举的主攻对象。但是长毛遵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突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把自由党在该区的候选人也是该党主席田北俊作为主攻对象，特别攻击他们勾结特区政府漠视民生，呼唤社会公正。选举当日，长毛在街头还请田北俊“食蕉”。在香港，这是有口交含义的双关语，当然引起轰动，但是长毛却借媒体的关注，义正词严批判田北俊如何吹捧李嘉诚的超级市场，而不知道街市比超级市场的还便宜，讽刺田北俊不知民间疾苦。另一个大资本家、合和集团主席胡应湘曾扬言如果长毛当选，他就移民，企图以此阻吓选民。但是长毛还是当选，胡应湘悻悻然的表示，只要长毛遵守立法会议事规则，他就不会移民。
长毛在当选后表示不会改变原来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有不会“变修”的宣示，在政治取态上也不会改变，包括街头抗争。因为他曾经在立法会里旁听并且大呼小叫展示标语而被保安驱逐，甚至被检控，因此当局不知道他在进入立法会后会有什么新招。中联办（前新华社）为庆祝国庆邀请所有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长毛也在受邀之列，这位经常抬着棺材到新华社门口的街头战士如何因应，也引起关注。不过，在特首董建华接见信任议员时，长毛没有同他来虚伪的一套，当面促请他下台，并以白居易的诗《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作为见面礼，要董建华体恤民艰。九月十九日在香港电台露天的“城市论坛”上（这是开坛十几年来第一次邀请他，显示以往主流社会对他的态度），几十个被称为“维园阿伯”的香港义和团围攻辱骂他，不但“问候”到他的老妈，还扬言要“斩”他。长毛不同于其他民主派人士对这些人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针锋相对，拒绝警察的劝退，指责在场的警察为何以前只拘捕他而不抓这些经常使用暴力语言和行动的人，逼使警察当场扣留两个“共匪”。
不论如何，长毛的高票当选，显示一些香港市民对民主派“和平、理性”斗争而无所作为感到不耐烦了。以前的民调，绝大部分市民也不认同长毛的常常同警察发生肢体碰撞的过激行为。如今时移势易，市民的观感转变了，连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投他的票。不但如此，选后长毛应邀访问一些中学，受到青少年英雄式的包围与欢迎，像电影明星一样索取他的签名，有的学生要他签在学生守则的家长签名栏内，以致新爱国报章惊呼长毛“教坏细路”（教坏小孩之谓也）。长毛今年才４８岁。来日方长；如果还想到这些青少年是香港未来的主人，是未来的选民，中共与特区政府不会冒一身汗吗？格瓦拉在中国大陆也有一定拥趸（港语“支持者”），几年前还热过一阵，长毛的当选，会不会再度激发他们的热情，甚至形成中、港联手的“革命”形势？
（《民主中国》2004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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