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杨振宁教授关于《易经》思维阻碍了中国的科学发展的论述 
 
胡星斗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几乎完全不同，我们是简洁少言的方式。汉语文约义丰，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同时也引人遐想，趣味无穷。中国的哲学书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如《道德经》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如《论语》也是往往以寥寥数语阐述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中国人的思考即是含糊不清的非概念思维、非逻辑推理的方式，这或许与中国哲学的用途有关。在中国，学哲学的目的不是做西方式的“学者”、“科学家”、“思想家”，而是铸就有修养的“人”，只有简洁，哲学才能在民间推广，达到熏陶每个人的目标。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出的“道”，不是永恒的“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人的“真理”是无法说出来的，只能是“玄”；庄子说：“得意而忘言”，“言有尽而意无穷”，孔子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禅宗训诫：“不立文字”，可见，对中国人来说，道理尽在不言中！

可是，科学道理却要求是“可道”的，是可以用文字符号精确表达的。

我们的老祖宗擅长于比喻、暗示、象征的表达方法。比喻即以外物间接地表达自己或其他事物，特别是隐喻内心。中国的俗话成语中到处充斥着这类比喻、简单的类推（往往是异物之相推），如“山河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等等，其实，山水、马牛、鸟兔与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中国人仍然喜欢这样的简单的思维。

中国思想中也充满了暗示，庄子以“姑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骆宾王以咏蝉之“无人信高洁”，张九龄以“草木有本心，不求美人折”暗示自己的高蹈；李白以“蜀道之难”暗示官场的凶险；孟浩然以“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暗示自己对官场的艳羡。

《易经》中之阴阳八卦以及后来的五行思想是中国式象征主义的典型代表——以阴阳二爻、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类推万事万物。古希腊、印度也有类似的思想，如“火”构成说、“四大”说，但它们只是其文化的支流。西方现代文学流派也有象征主义，主张以外物隐喻内心、间接表达，其代表人物艾略特、叶芝、庞德等都喜欢汉诗。只是西方文学除象征主义之外，还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意志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等等流派，而我们似乎只会象征主义。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我们的古人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来次，但没人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我们早就有类似于血液循环的看法，但没有上升为理论，最终是英国人哈维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有中医、针灸，但停留在经验或五行的范围内，没有科学性。难怪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的，我们有许多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的记录，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但永远处于捕捉现象的阶段，成果永远处于初级发展水平。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庄子、韩非子等中国思想家以寓言故事来论证其哲学命题，而不是缜密的推理思考。

中国人对现实之外的东西不感兴趣，缺乏形而上的逻辑思考，这必然带来理论的肤浅、不成体系，而理论的荒芜又导致技术的停滞、落后，因此，中国人在近代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医是整体疗法，头疼可能医脚；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在中国人眼里，人与大自然、社会也是一个整体，此即天人合一、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整体观、系统观当然很好，但我们还应学会局部的、解剖的、微观的、严谨的、分析的方法。

我们有许多“国粹”，如围棋，它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性。譬如，围棋重视境界、感觉、定式、整体性，崇尚以柔克刚、审时度势、放达超逸，具有大道至简、阴阳转化、辩证守柔、模糊思维等中国人的特征。


北京理工大学 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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