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


九一高龄的原广东省书记任仲夷称邓小平的历史局限，是未能及时推动政治改革，因而未能遏止腐败蔓延；任说邓反对两个凡是，我们对邓也不能两个凡是；任仲夷的年纪比现任领导大三十岁，思维却年轻三四十年。

今年八月二十二日是邓小平百年诞辰，中国大陆隆重纪念。老邓的确是值得纪念的。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最伟大的历史人物就是他。正是他，推倒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为建构的「全面专政」的荒谬地狱，把中国从阶级斗争的烂泥深渊中拖了出来，让中国变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国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统治集团里走出来的改革者不少，例如商鞅、王莽、王安石、光绪，但都失败了，唯有邓小平成功了。小平不简单。他虽然有难以抹掉的过错，但功大于过。

在数以千计的纪念文章中，最漂亮的恐怕是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谈话。这篇谈话发表在《南风窗》这样一个偏安南角、由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时政刊物上，大概知道的人很少。但是真理总是要超越它的载体传播四面八方，当然也会传到我寄寓的美国落矶山下。任老在这篇题为《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的谈话??最具体、最真挚地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功勋（也高度评价胡耀邦、赵紫阳），又坦率地指出邓小平的历史局限。他说：「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又说：「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的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滞后。」

任仲夷的通篇讲话，既不媚俗，也不媚雅，也不媚上，也不媚下。只面对真理，毫不回避问题，一片清新的思想气息，真有老共产党人的耿介脾气和生命风采。谈话中最重要之处，是鲜明地提出两个关键性的政治见解：一：中国的改革既可以搞『经济特区』，也可以搞『政治特区』。他说：「毛主席曾提出的种『试验田』、『一切经过试验』的办法我看可以用。不仅要搞经济特区，而且也要搞政治特区。政治改革必须审时度势，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就可以稳步前进。可以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比如能不能选一个县、地级市甚至一个省，例如海南省，办政治特区，搞民主选举。就是试验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制约权力可遏止腐败

二：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借监「三权分立」的体制模式。他说：「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三权分立』指的是这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它的本质就是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不搞三权分立难道要搞三权合一？过去我们搞的党的一元化领导那一套教训还不深刻吗？」（引自《南风窗》二零零四年第八期）

为真理摒弃两个凡是

当采访记者关山提问：「改革的闯将、原深圳蛇口开发区主任袁庚提出：『三权分立制约权力的手段』，主张中国应该学习借监『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而邓小平又明确说不能搞『三权分立』那一套，对此，你有什么看法？」任老回答：「邓小平是坚决反对搞『两个凡是』的，我们对任可人都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回答可谓震聋发□！也可以说是当代共产党人精采的绝唱。任仲夷衷心敬仰邓小平，但他的敬仰不是迷信，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用心领悟邓小平活着的灵魂，把敬意投向邓小平的未竟事业，像邓小平那样去直面中华民族社会大变动中所面临的新的问题与困境，包括邓小平未能亲自感受到的问题。他发表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定义，这是他内心的宣言。他说：「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拥护真理、捍卫真理，不能大声地讲出真理、宣传真理，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任老这种声音，是我在青年时代熟悉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在中国已显得十分遥远，今天，他说出来，真像旷野的呼唤，是大时代的空谷足音。

衷心赞美任老的谈话，首先是因为我认同他的见解。李泽厚和我合着的《告别革命》一书早已表明，我们既不是颠覆性的反对派，也不是僵死性的顽固派，而是主张自上而下进行自我完善的改良派。那么，应当改良什么？我们认为，应当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一：逐步开放舆论；二：逐步司法独立；三：逐步扩大执政党内部民主并逐步推向社会。显然，我们的心灵与任老的心灵相通。这里，应强调说明的是，如果作为学者，讲司法独立、三权分立是平常事，但作为共产党高级干部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任仲夷，讲三权分立，却很了不起，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恐怕是开天辟地的第一声。这也说明，我的激赏主要的还不是政治共识，而是灵魂共鸣，是发现第一代共产党人精神勇气不灭的震动。任老今年九十一岁。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在延安整风时被折腾的时候，我正在母腹中翻滚，半个世纪之后，我在大洋的另一岸却能听到他充满灵魂活力的声音，真让我感到生命确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快乐。现在的省委书记和一些高级干部均已年轻化，多数是我的同龄人或比我年轻的人。论自然年龄，任老比他们（少数例外）大三十岁左右；论心理年龄，他们的多数似乎都比任老大三、四十岁。而有些与我同龄的知识分子更是心灵一片苍老，其收入愈来愈多，其思想愈来愈穷困。在此语境下，看到一个九十高龄的老共产党人，还有如此的年轻心态，如此像八、九点钟太阳的灵魂光辉，便感到一种意外的美，一种意外的生命奇观。

项南敬畏人民的风骨

世事真巧，就在准备着手写作阅读任老讲话心得时，我收到了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敬畏人民──项南传》（作者胡少安）。由于情感所至（编按：项南是八十年代初期的福建省委书记，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去世；本文作者祖籍福建南安），便如饥似渴地读下去，读到最后，我站立起来，面对前方巍峨的落矶山感慨：任仲夷和项南，这两个推开锁国大门的「封疆大吏」，真不愧是当代豪杰，千秋史笔不应当遗忘他们的名字。感叹之余，想到，尽管共产党犯了许多错误，但如任老、项南等第一代共产党人，确实是有理想的。他们追求的不是一顶不值钱的乌纱帽，也不是酸文人的所谓功名事业，而是负荷着人间苦痛但又价值无量的真理。他们是真正为了人民的福祉而焦虑的改革家与建设家。可惜这种人太少了，在偌大的中国土地上，他们已成「稀有生物」，任老的声音一定是孤独的，他的讲话不可能形成「气候」与潮流，然而，这种声音所反映的共产党人的原始精神，倒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刘再复，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现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客座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