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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序
王怡
我在最近一篇文章，评述被遮蔽和被损害的当代知识分子。我说：
廖亦武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肉体意义，是当代中国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曾和一群碎尸犯、强奸犯关在一起。也没有一个书生像他那样在底层卖艺挣扎多年之后，依然拥有一个如此强悍的肉体。依然在每个夜晚下楼去长跑5公里。依然坚持为活在底层的、活在冤曲中的人物一个接一个的立传，为一个时代写下最重要的、且被遮蔽了的证词。廖亦武的存在，向着孱弱的知识分子发出这样一个拷问：你的思想的强度，是否能够支撑你的肉体的强度？
在一种自由的政体下，肉体的强悍之于知识分子，显得并不必须。但在我们这里，自由的写作首先是一种肉体的写作。因为自由意味着一种消耗。你有多少思想可以表达，看你有多少生命力可以消耗。肉体不能支撑的部分，无法成为有效的思想。就像金钱不能支撑的部分，不是公共生活中的有效需求。这个看法来自廖亦武的显赫存在，对于我长年的刺激和震撼。
在评论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文章中，艾晓明从身体的角度理解林昭。与我对老廖的理解方式非常相似。艾女士下面这段，是我认为迄今最精彩的对林昭的解读。我摘录。作为阐释廖亦武的一种互文。
（影片）疏离了林昭本人、一个青春年华的女子每天都要承受的、作为女人的身体经验；一边是疏离了观众——有着男性的身体或女性的身体，有着同样的食欲、性欲、生死爱欲的凡人的身体感觉。我们理解林昭不是光凭理念的，正如林昭成就她的信仰，也不是空穴来风；她以自己的青丝白发、伤痕眼泪、涌流或枯竭的经血、背拷180天的所有创痛以及狱中每一天每一分钟的肉搏……拷问我们对身体和精神的理解。林昭的血不是象征性的血，是她千百次疼痛着刺破自己、手臂创痕累累的血。正如友人吴敏回应这篇文章时说，因为精神上的剧痛远远超过了肉体，林昭承受了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肉体之痛。而我还要说，她的身体，是“被着镣铐且在绝食之中的负病而衰弱的囚人”的身体，是在“历时十天的绝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悬丝”的身体；这是中国当代思想先哲中最脆弱的身体啊。在她之前，有过张中晓、与她同时者，有过顾准、遇罗克；可是我们何尝有过林昭这样在镣铐下、在不过双人床大小的囚室中以血书写了几十万思想檄文的身体？假如林昭可以变成我们的精神遗产，她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肉体的实践。林昭挑战了我们所有人理解女性的政治生命、思想生命和肉体生命的限度。
多年前我还不认识老廖，在深夜的“自由亚洲电台”里，有幸听他朗诵诗歌《屠杀》。那一个深夜颠覆了我对朗诵的全部概念。因为那正是一种肉体的实践，是写作的继续。是用肉体的强度去抵御苦难，是生命往外面哗哗哗的倒。相比之下，金斯堡的嚎叫距离自己的肉体就显得太远。就像更早时候读老廖的长诗《三城》，读一遍下来已接近虚脱，心中就想这和诗艺无关啊，这种文字不知要多强横的人才写得出来。后来我替老廖找人把他朗诵诗歌《情兽》的磁带转成CD。录音师也说，这什么人啊，听得我一个人在录音室毛骨悚然，觉得天地都垮了，差点要自杀。
《屠杀》是廖亦武在六四当天写作、朗诵、灌制和拍摄的一首长诗。加上一年后的另一部《安魂》。使他被判四年的反革命徒刑。但这却是国内知识分子在六四时期的恐怖中，几乎唯一的一场喊叫。廖亦武是一个误入白虎节堂、从此被政治裹胁的写作者。老廖喝酒时常说自己胸无大志，是对于政治和关乎政治的言说不感兴趣的人。据我偷窥也确乎如此，譬如他在朋友们开始讨论民主法治的话题时，逐步就会睡着。这似乎会有碍他的斗士形象，但并不妨碍当真正的政治苦难降临，当那些侃侃而谈民主自由的教授们闭门不出，老廖就惊醒。就以他的强悍的肉体粉墨登场。这是一个我至今不能完全解释的人物。不能解释到底是他思想如此粗糙而强悍，他的自由渴求如此根深蒂固，因此支撑了这一具反复受难的肉体。还是他的肉体如此与众不同，如此埋伏能量，暗藏杀机。能让他的写作即使呆在一个专制主义的牢房，也能获得最大可能的解放。
老廖常说，如果可能宁愿出去吹箫卖艺，和一帮搞音乐的朋友混。也不做这个冤案访谈录了。但大家就开玩笑，说老廖啊，人家抓你、抄你、搞你、日你，你还天天半夜起来长跑5公里。你娃也太狠了点。这能让人家放心吗，能不严防死守你一辈子？这时候老廖就现出一副苦相。仿佛长了一身贼肉，就要如此。是没办法的事。这让我觉得老廖的良知，不是从脑子里养成的理性，是从肉体中生出的一种意志。因此廖亦武真的不是什么斗士，他就是一性情中人。一个血气和良知拌在一起的、知书而不达理的家伙。
这不是贬损。而是一种赞美。何谓良知，看老廖出狱之后，再历经磨难。对比他的写作历程，与充斥着中国知识界的各种犬儒式的写作。你会发现良知其实很简单，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良知是不会从养尊处优的肉体中生出来，良知是不会在高头讲章之中获得辩护的。对官方学者和作家们来说，写作是职业，是特长，是精神的按摩。但对老廖，写作的意义几乎只有一种，就是挣扎。
2002年秋的一个夜晚，老廖和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吃火锅。完了各自回家，他去取自行车，被等候了几个钟头的警察带走。深夜宋玉给我打电话。随后反而安慰我，没什么，我都习惯了。一般过两天就会回来。第二天果然放回。然后一周后的凌晨，闪电般的抄家。这一次起因，是我们都有参与签名的王力雄发起的关于阿安扎西活佛案的公开信。之后我在关天茶舍转贴了他《中国冤案录》的第一篇《严打幸存者左长钟》。许多认识不认识的朋友都来帖子后面发言。如作家冉云飞、汪建辉、唯色、杜导斌和律师秦少华等。这个帖子也收在本书的附录中。当时我在帖子后写道：
在83年严打中，还有许多依然幸存或呆在牢里的人，能为他们做一个访谈，将具有极高的价值。可惜也只有像廖亦武这样被当道者打入另册、在底层和当局的蹂躏中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才有这样的勇气来从事这样的真正有良知的写作。
在一种频繁地被独裁者打断、监控、绑架、抄家、遣返的生活中，坚持下来的有良知的写作。令人流泪的写作。
老廖与左长钟一样，是被羞辱者，被践踏者。老廖的意义早已和诗人的意义相去甚远。他的生活早已全无诗意可言。他甚至根本已没有私生活。他的生活不断地遭遇当道者留下的大粪和罪恶，不断被当道者强行插入，不断在夜晚和凌晨被身穿制服的人带走。不断的在亲人眼前无端的消失，甚至在自己的婚礼上消失。他在无力为继的生活中所坚持的底层访谈和冤狱访谈，是令那些以社会底层的保护神自居的左派知识分子、令那些空喊与失败者、与穷人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无地自容的写作。
对曾经的诗人廖亦武而言，活在这个国家，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灾难。
像狗一样的活着。然后写作。写作仅仅为了见证像狗一样的生活。
有时候我庆幸、有时候惊讶，上天把这样一具肉体给一个中国当代的知识受难者。祂要做什么？我想神是需要一个见证人。我有时觉得廖亦武就是神的选民。不是选他为万世开太平，不是选他为这个卑微的国度做到什么。这种宏伟叙事会严重超出廖胡子的理解能力。神只是让他受难，给他一副像我这样孱弱的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强大肉体。让他受难时还有力量抬头去观察和他一样的难民。然后把这一切记下来。就当共产党不存在、就当共产党没有统治这个国家一样的记下来。正如老廖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活下去》第四卷的名字，《证词》。老廖在90年代之后的全部写作，都是在为一个时代提供部分被遮蔽的证词。从最浪漫、最湿润的诗歌，退回最纪实、最干燥的文字。老廖的真正的肉体写作，最尖锐的证实了，在一个极权的时代诗歌是如何消失的。
后来结识老廖，他说自由亚洲电台那个朗诵是电话线上即兴的，不够好。以后我果然听到了更令人窒息的哀号，和着他的“箫与啸”。许多年来，老廖每年都要制作一次《屠杀》的朗诵盘。理由似乎是形而下的。就是拿来验证自己经过一年的磨难，生命里剩下的能量还够不够做这个朗诵。看看这具肉体还有没有弹性，还有没有废掉？这个理由曾经令我震吓。我从未对自己的肉体有过像对自己思想一样的自信，也未对自己的肉体有过像对自己的思想一样的要求。因为我想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是用思想而不是用肉体思考的，也是靠思想而不靠肉体去谋生。曾有一个同道的朋友开玩笑，说到了监狱千万不要刑讯逼供我，我信得过我的精神信不过我的肉体。身上的苦不能捱啊，一打我就什么都招了。我说我想来也是。
但看廖亦武，和看林昭，让我觉察到一个残酷和尖锐的事实。在一个极权主义的时代做一个知识分子，你就必须首先做一个体力劳动者。你不是仅仅用笔或电脑，更要用你的肉体去思考，去表达。在这个时代，仅仅用笔、或仅仅只准备用笔来表达的人就是犬儒。这是今天一个思想者、一个准备做公共知识分子的人的命数。你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就要把自己的肉体放进现实。就要先问，我的肉体是否足够支撑我说出和坚持真理，支撑我必要的勇气。
不是说我们必处在监狱生涯或刑讯逼供当中，才能考量肉体的张力。也不是说一个自由的写作者就要随时准备丧失肉身的自由。对一个文弱书生而言，肉体其实是一个随时随地的维度。譬如老廖对自己肉体力量的虚弱，也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和诚实。他讲起在北京上访村采访。说自己这些年的生活真是过好了。若是5、6年前，可以和上访户们睡在一起呆个把月没问题。但现在呆几天就受不了。你思想上想和他们站在一起，你的理性告诉自己应当如何如何。没用。你的肉体先就有反应，产生抗拒。老廖说那里整个空气，对理性而言是弥漫着冤屈，但在肉体而言弥漫着的却是一种病毒。住久了就让自己不适，甚至会生病。
老廖的写作和我不同，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同。因为他的写作历程就是赤裸裸的肉体历程。他在写作、访谈和受难中不断彰显着他之于知识界的肉体意义。当老廖说自己在上访村待久了要生病，我想当代中国没几个知识分子有脾气说：我就不会。廖亦武之肉体尚且如此啊，当我说我同情那些上访者、同情那些乞讨者时。我也许仅仅是基于理性，基于观念的力量，而在强迫和说服自己同情。我的肉体和我的灵魂一般强度的同情他们吗？我想起去年在遂宁步云乡调查农村选举的那段日子。不隔天到镇上吃顿肉，真是受不了。尽管我也一身贼肉，但我缺乏的显然还是某种肉体的力量，一种能够与思想的强度相般配的力量。
这并非一种民粹式的、对于卑微者的肉体崇拜。不是说一个知识分子要劳动改造，要和上访者一样衣裳褴褛，才够政治正确。但肉体之于知识分子的意义有两种。一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处境，使我们的肉体得到彰显，漂浮在精神世界的上空。肉体的强度支撑着我们对自由的坚持。但这一点却是知识分子很少敢于承认的事实。第二，正是意识到肉体的孱弱，肉体对于普遍正义的天然抗拒，使我生出一种强烈的自省。以往，自由主义总强调面对理性时的谦卑和知识者的道德自省。但这却是另一种自省，不是出于对理性的怀疑，是出于对肉身的怀疑。
如果说哈耶克式的谦卑，更多来自前一种。廖亦武式的谦卑则主要来自后者。尽管他拥有这个时代几乎最强悍的属于知识分子的肉体。尽管他尚未完成的《中国冤案录》在我看来，是这个时代最显要、最杰出的非虚构文本之一。但老廖摸着他的光头，坚持认为吹他的箫，更让自己觉得自信，觉得无愧。而写作。写作不过是一种苦难。
如果你像廖亦武一样把肉体放进来写作，你的确很难把写作当一种值得炫耀的才华，甚至很难把自己的作品声称为一种成就。因为有了快感你就喊，和有了苦难你就喊。之间实在差得太远。
——当我此文中说廖亦武，我指的就是作家老威。就像我说极权主义，我指的就是共产党。
2004-9-29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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