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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
十月十一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孔东梅小姐的文章，海外若干网站亦予转载，标题是《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聚会解密》。内容是二○○四年一个夏日傍晚，王光美召集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在京城“相聚一堂，共话友情”。聚会联络人是王光美之子，武警将军刘源，作者和她的母亲李敏女士，姨母李讷和姨夫王景清先生等，都参加了这次聚会。
孔东梅女士说，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王景清担任警卫，与刘家也有交情；而王光美在那里与刘少奇结为百年之好，从此跟随中共领袖走上了“进京赶考”的道路。餐聚时，李讷女士说：“以前我最喜欢小源源了，长得可好看、可好玩儿了。现在都是将军啦！”而刘源说：“大姐才真漂亮啊！过去和现在都漂亮！”文章还说李敏与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和长女刘爱琴，是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同学。
文章说，八十三岁的王光美女士平时很少应酬，几乎从没到饭店请过客。这次却破例想李敏、李讷两家吃饭。她告诉刘源：“前些日子，她们姐妹俩都来看过我。我年岁大跑不动了，又老惦记她们和孩子们，就聚会一次吧。”与王光美同来的还有一位刘家的老保姆。“文革”中刘家受难，是这位“赵姥姥”带走刘家的小女儿，帮刘家的儿女度过了不堪回首的岁月。
席间“大家问身体，嘘冷暖，其情融融，其意深长。这是两个特殊的家庭，其成员的命运可以折射出国家命运的兴衰，一定程度上也象征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以这次聚会实在难得”。文章还说“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出生在湖南，家乡仅一山之隔。他们从一九二二年[就]相识”，但是“在晚年绝不相同的境遇中，他们又陷入共同的历史悲剧，经受了各自家庭的不幸”。
毛、刘两家人能从先人的阴影中走出来，一笑泯恩仇，我们固然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然而，毛、刘两人之争而引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把中国的国运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不仅是他们这两个特权家庭的不幸，而是中华民族举族的灾难。作为文革最大的受害者，刘少奇自己也有历史的责任；在延安整风时，他是把活着的毛泽东祭到“神坛”上去的主祀人。
一九六七年初春，我在北京“上访”，天天在“八大学院”闲逛，有一日“清华井冈山”斗王光美，我们几个朋友去看热闹，见到她被红卫兵拉成“喷气式”，颈子上挂着用乒乓球串联成的“项链”；记得陪斗的有罗瑞卿将军，是用箩兜抬出来的，他跳楼把腿跳断了。在地质学院我还见过彭德怀，他刚从四川楸回来，他那倔强的面容，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不知道是出自何种直觉，我很同情彭德怀和罗瑞卿，而对王光美却缺乏这样的感情。
我于一九六五年大学毕业，最后一年参加了几个月的“四清运动”。而王光美以总结“桃园经验”闻名，记得她说农村的问题是“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要大家“扎根串联”，把农村干部当做“敌对势力”来整，据说一时寻死上吊的干部不少；她又要大家与缺吃少穿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把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饿得个半死。后来总算下来一个“二十三条”，纠了她的偏。
王光美这一生，不可谓不坎坷，与一个湖南农家子的政治婚姻，使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受用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荣华；而今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她又享尽了有中国特色的“专制资本主义”的富贵。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错把先夫当赫鲁晓夫，也请她委屈了十年的牢笼生活。对此，她非但“无怨无悔”，反而更坚定了“革命意志”。
从王光美身上的“共产党员修养”，我们既看到了“资产阶级小姐”的虚伪，又可以品出湖南农民“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刁诈。难怪，当她逢人便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要把怀恨毛泽东的新凤霞拉下水时，惹得新凤霞女士心生厌恶：“连自己的男人都被害死了，还说这样不要脸的话。”其实，要脸不要脸又如何？只要有“体制内”的身份，就有了一切与时俱进的利益。
过去我们见不到这样一些“解密”新闻。今天，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北京大报披露这样小事，想必是要为“新党中央”传递某种重要政治信息。我想，这是在告诉人民：连刘少奇家都与毛泽东和解了，你们又何必去纠缠毛泽东搞文革的错误呢？大家应该学习王光美遗忘旧恶的“高风亮节”，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让共产党的机器运作正常，江山固若金汤。
众所周知，邓小平、陈云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彻底否定了（而不是“遗忘了”）文化革命，但他们又不负责任地把“评毛”，或即“非毛”的任务，推给了二十年后的后人。而经二十年的星移物换，这些当年平息党怨、民怨的许诺，又泡汤了，共产党又食言了；而恶魔毛泽东则一定是躲在“丛中笑”了。
二○○四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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