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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
六四后，海内外都有人援引“责任伦理”，对赵紫阳下台做出负面评价：赵紫阳作为手握重权的总书记，不应该仅仅为了个人道义形象而放弃政治上的“责任伦理”。这种评价假设，如果赵紫阳向邓小平妥协，即便无法避免戒严，也许可以避免六四血案；即便无法避免血案，但只要赵能保住自己的权力，可以减弱六四后的镇压、逮捕和清洗，中国的政治改革也不至于停滞十五年。换言之，赵紫阳在戒严问题上的坚持己见，起码是一种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如果说，在赵紫阳当上总书记之后的不够韬晦被指责为政治不成熟，我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话；那么，说赵紫阳在戒严问题上坚持己见也是政治幼稚的表现，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为，是否同意军事戒严，绝非如何应对社会危机的策略之争，而是事关政治善恶的大是大非之争。如果在此问题上还一味韬晦或妥协，赵紫阳也就不再是中共高官中的异数了，而与独裁制度中的其他机会主义政客一样，即便保住权力，他也可能不再是那位矢志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开明赵紫阳了，而仅仅是第二个江泽民而已——中共官场上最常见的平庸政客。
好在，通过八九运动的大是大非的检验，赵紫阳在现实权力斗争的失败，却赢得了长远的政治荣誉和道义资源，也为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高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从政典范。换言之，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的表现之于中共官场而言，堪称历任党魁中的最大异数，为中国的政治人物保存了政治上的道义尊严。
必须承认，在八九期间，赵紫阳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开明已经是中共历任党魁中的极限了。而如果按照赵紫阳的思路应对民间诉求，中国非但不会陷入邓小平害怕的“动乱”，反而会从此逐渐走上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事实上，八九时期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非常有利于进行“可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八九运动的发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证明发生了“动乱”，反而证明了民意对腐败的强烈不满和对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持。具体而言：1，由于改革的巨大感召力，政府仍然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和权威；2，在体制内部有身居要职的开明派，已经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官民冲突的新模式；3，在精英界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及工商人士；4，在民众方面又有已经自发动员起来的巨大民意支持。5，八九运动本身基本上是“理性、和平、有序”的，即便大绝食以后，北京城里仍然秩序井然，并没有出现所谓“暴力动乱”。6，当时的国际环境极为友善，西方主流国家全力支持中国的改革。在戒严令发布之前，西方舆论不但支持学生们的和平诉求，也对中共高层开启官民对话的方式给予正面评价，称之为“官权对民意的忍让和宽容”。
这一切有利条件，可谓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前所未见，使大规模的民间自发运动不会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的混乱，反而能够保证：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官民良性互动的政治改革。
据鲍彤先生在《近在咫尺念紫阳》一文中回忆，赵紫阳在八九运动期间的重大决策过程如下：胡耀追悼会后，赵紫阳提出三条建议：“1，追悼活动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复课；2，组织协商对话，解决学生提出的种种要求，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3，避免流血，只要不发生打砸抢烧，就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这三条，常委没有人不同意，邓小平也表示同意。紫阳访朝，李鹏送行，李问赵‘还有甚么事情？’紫阳说，就这三条。人们从当时播放的电视新闻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紫阳上了火车，隔著车窗，向李拱了拱手，也许在说‘拜托’吧。”
赵紫阳访朝回来，学生运动因“4•26社论”而升级，赵紫阳于5月3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民间的反应相当正面，紧张的局势开始有所缓和。接着，赵紫阳又在5月4日的亚银年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据鲍彤回忆：“这一原则性的主张，其他四名常委中三人（包括李鹏）说好，一名不说话的常委，当时也没有说‘不好’；列席常委会的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都赞成；学生赞成；社会各界普赞成。在这个基础上，五月八日常委开会，十日政治局开会，批准了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开展社会各界协商对话的具体建议。人大委员长召集副委员长开会，全体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事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本人，也当著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面，告诉总书记赵紫阳：‘都同意’”。
能够印证鲍彤先生的记述的史料，还有赵紫阳在六四后的自述：他访朝前提出的三点方针，获得了邓小平及大多数元老的同意，也在政治局常委之间达成了一致。赵回国后，坚持认为邓小平支持“4•26社论”是八九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事后，邓小平的子女也曾打电话给赵紫阳，希望赵在5月4日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讲话中，能够突出“邓小平关心青年成长”的一面，赵的纪念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也都得到邓和多数常委的肯定，所以才有5月11日胡启立去《中国青年报》召开关于新闻改革的座谈会，传达赵紫阳的讲话：“开放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了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士人心所向，面对国际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与中青报新闻人的对话，与此前袁木等人和学生的对话完全不同。袁木等人出面的对话，非但没有缓和当时的对立情绪，反而激起学生和知识界的更大不满。而胡启立出面的对话则在知识界和学生中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成为八九运动期间的官民良性互动的象征性事件。
5月13日，为了缓和官民冲突和迎接中苏高峰会晤，赵紫阳派出开明的阎明复与民间进行对话。在统战部的一个会议室，我也参加了由阎明复主持的对话。必须承认，阎明复确实是中共难得的人才，他的真诚、谦逊、长者风范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即便在党内开明派中也属于佼佼者。但限于特定的政治条件，阎明复不是决策者，在对话中也无法满足学生的合情合理的要求，而只能劝说学生们“给改革派留有余地”，解决“4•26社论”的定性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事实上，阎明复已经说服了参加对话的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王丹和吾尔开希还向阎明复做出承诺：在戈尔巴乔夫到访之前，尽量劝说绝食学生撤出广场，他俩回到广场后也确实履行了承诺。然而，由于学生领袖内部的分歧，更由于知识分子的居高临下的劝说姿态，致使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和戴晴、苏晓康、包遵信等知识分子的劝说工作失败。
赵紫阳在自述中还透露，在实行军管的问题上，最初，邓小平及其李鹏、姚依林坚持军管，而杨尚昆、乔石和胡启立则持反对意见。后来，中共高层5月17日在邓小平家里开会，杨尚昆、乔石都临时改变了立场，胡启立态度暧昧，而只有赵紫阳仍然坚持反对军事戒严。
也就是说，在八九运动的全过程中，从反对“4•26社论”到“亚银会议”讲话和反对军管，赵紫阳一直以宽容和理性的姿态，保护和支持大学生的民主热情，主张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以对话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实行戒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是在完全无望的现实条件下，以放弃政治前途和党内特权来坚持自己的道义立场，亲赴广场向学生们道歉，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誓言（见陈一谘《再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赵紫阳精神》）。
这样的赵紫阳，难道还没有尽到他的“政治责任”吗？
在中共执政五十年的历史上，当政权与民间发生重大冲突之时，赵紫阳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居然公开抛弃政权立场而站在民间立场一边，这种道义姿态的确前所未有。可以说，在大陆的制度环境下，八九运动中的赵紫阳，为了推进政治改革和避免流血，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姿态对想在大变革时代有所作为的执政者来说，既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道义的压力。
现在，已经85岁的赵紫阳先生仍然被变相“囚禁”，但他在八十年代对中国改革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他在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道义坚守，也将作为独裁政治中的异数而名垂史册；他的存在，对已经手握最高决策权的胡温构成巨大的道义压力；赵紫阳模式，也已经标示出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2004年10月18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作者为中文作家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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