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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表述在起点上和我们已经熟悉的哈维尔有着非常接近之处。与哈维尔不一样的是，哈维尔更强调从恢复个人的尊严道德开始冲击极权主义无所不及的控制——如果说，极权主义如此践踏了个人的良心，那么从恢复个人的良心开始即开始一场革命；历史系出身的米奇尼克把眼光更多地落在了社会领域，他呼吁的是不是作为个人的行为，而是建立社会的自我组织，倡导创立社会的独立组织，让社会自己承担起自身和自身的命运。极权主义曾经以一种非常严厉的方式压抑社会及其各种组织，但是到了极权主义时代后期，在苏联控制下的波兰政权和波兰的当代社会生活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有待发掘的空间。就权力方面而言，它当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控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它已经做不到它曾经做到的，它的控制变得不那么有效，从它自身的利益出发，它变得被迫向社会妥协，或者有可能出现这种妥协。另一方面，组织起来的社会也并不寻求推翻政府，而首先是社会的自我担当，承担和改善社会和人们的具体处境，然后才是和政府协商，寻求与政府的对话和互相承认。米奇尼克最终希望出现的是一个“杂交品种”，政府能够认可和接受没有同他一道进餐的人们，承认和接受社会的独立机构。这便是“新演进”的内容。在这篇文章的结尾，米奇尼克指出了担当这种“新演进”内容的三种力量： 首先是工人阶级 ，与被当作夺权和维护政权的领导阶级的作用不一样，米奇尼克的工人阶级是建设未来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是朝向民主的公众生活演进的必要条件。”7其次是天主教会，这是米奇尼克根据波兰的特殊情况作出的判断：“大多数波兰人感觉和教会很亲近，大多数波兰牧师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第三则是知识界，知识界在这场新的变革中的角色为“提出纲领和捍卫基本原则”8(defend the basic principles)。也许他们的声音是弱小的和零星的，但是他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公众舆论。在这个队伍中也许还有别的人加入，比如前修正主义者和前实证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些人在1968年事件之后明白过来。
米奇尼克本人带头实践了这个“新演进”的纲领——他和库隆并肩做成的 “保护工人委员会”（ KOR）是一个由知识分子为中坚的帮助工人的组织。（它令人想起捷克“七七宪章”之前，哈维尔他们有过一个“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它宣称自己的目的并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服务于这样一些十分具体的目的——在经济、法律和医疗方面，给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受到政府压制的工人家庭以援手，想办法弄钱给那些失去父亲的家庭，并帮助遭受审判的工人寻求有利的证据。在一些持异议者的眼中，KOR的人们甚至被讥笑为“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s’），但是这并没有使得他们免遭政府的整肃，显然政府不这样看待他们的行为。任何超出极权主义政权原先的工作范围的做法都被看作是有敌意的，是一种故意为难和对抗。结果，KOR的成员很快遭到了来自政府的报复：丢掉工作、被逮捕、遭受毒打等等，总之是失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许只有伟大的目标才配遭此待遇，而KOR的目标则是渺小的。同时，在KOR组织内部这样的一些做法也是开先河的：一、公开化。KOR成立时，不仅公开其成员的名字，而且公开他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他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公开的。二、真实性。在KOR发表的所有公开文件中，要求自己的观点开诚布公，并十分注重事实的准确性，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行动的自主性。这是他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同时也适用于KOR成员内部。于其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发挥他们最大的能动性和首创精神。用米奇尼克的朋友、KOR另外一个重要组织者Lipski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原则——如果有人想要做某事而这并不有悖于KOR的原则，那么他会得到允许追寻他们自己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人们的首创精神和激情推动下完成的，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9四、互相信任。“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这是作为一项原则确立下来的。这四项基本政策归结起来，就是不搞阴谋论，不搞权力中心论，不存在一个更为强大的意志在某处发挥作用。任何起点都被认为有它自己的理由、过程和收获。这就决定了这样的组织可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组织上它看似松散的在精神上它却是有力的，它把不同的人们在共同的理念上聚合起来，具有一种真正的开放性：“KOR 的一个长远目标是促使不同地区产生独立自主性的新的中心 ，促使更多的KOR式的独立社会组织的出现。不仅是KOR同意他们的独立性，而且是要求他们成为独立的。”10（Lipski）。前面提到的较早时候格但斯克船厂工人的罢工（在团结工会成立之前），就是一个KOR的成员在那儿组织的。1980年8月，KOR宣布将自己的活动并入团结工会，这四项基本政策也仍然保留。
米奇尼克爱用一个词“修辞学”，即不仅在目标上和过去作一个了断，而且在全部“修辞学”上幡然一新。古典革命的教条告诉人们，革命就是获取权力，先抓住国家权力，然后再去建设社会；新的做法是鼓励人们把“权力”和“社会”区分开来，将权力的问题放在一边（留给国家），按照你认为理想的社会先做起来；旧意识形态许诺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为此现在必须苦苦等待和忍受，新的做法是立即去做你认为的好事，“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米奇尼克）11；铁的历史规律提醒人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在“无情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新的做法是“如同……（as if）”，即如同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在一个非公民社会中首先做一个好公民：你不是你相信言论自由吗？那么，请自由地说吧。你不是热爱真相吗？那么公布它。你相信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么，开放地去做。你不是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吗？体面地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政府将在未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你于现在就可以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显示出你的忠诚、勤勉、正直、智慧。而一旦人们开始“as if ”地行动，这个“as if ”就好像融化了，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原来使得人们陷于瘫痪的那些理由有许多仅仅是心造的幻影，人们感觉事实上踏入另一个空间，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氛。尽管这只是“接近”行动， “as if” 那就是行动本身，并打开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如果你做起来，你机会觉得这个“as if ”并不是“伪装”，只是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你周围已经存在的某些空间。最早的持异议者、KOR的另一位组建人库隆说过：“不要打倒委员会，而是建设你自己。”12还有一个令许多政治家头疼的问题——目的和手段。传统上所鼓励的做法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但在波兰反对派这里，目的和手段得到统一，每一个手段同时也是它的目的。如果你正处于建设社会的开端，你怎么可能允许你的行动被残酷、欺骗所污染同时也是污染社会？
三 将对方当作对手而不是敌人
哈维尔曾经澄清过“反对派"(opposition）包括"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这样的概念都是来自西方，并不能说明当时捷克社会中那些试图说出自己真话及周围环境真相的人。“反对派”起码要有一个自己的纲领，但聚集在七七宪章旗帜下的人们，他们只是想让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一直到1989年12月天鹅绒革命的前夜——1989年10月，捷克的“公民论坛”组织成立，这才是被认可的捷克第一个 “反对派”组织13。波兰人的说法不一样。米奇尼克和他的伙伴们从一开始就确认自己是“反对派”，是“民主的反对派”（democratic opposition），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有关将来要建成什么社会的前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米奇尼克“公民社会”的概念和“民主”的概念实际上是重合的。它意味着承认社会不同利益、不同宗教、不同身份的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他们之间的纷争只能通过民主的程序而非暴力来解决。那是一个仍然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只是处理冲突的方式和当下他们所处社会大不相同。这一点决定了团结工会作为社会抗议运动在欧洲近代社会运动历史上完全不同的起点：“我认为团结工会为欧洲文化带来了全新的东西，它从一开始就是超越乌托邦的。……团结工会为之奋斗的公民社会本质上是不完善的。这对我很重要。在12月13日（指1981年底波兰军管当日——引者）之后我在牢里写的所有文章都在捍卫这个观点。我们不能为一个摆脱了冲突的完美社会而奋斗，那是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但其中的冲突可以在民主游戏的规则之内得到解决。”14米奇尼克在一处称之为“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15。1988年在回答那位后来为哈维尔写传记《一出六幕政治悲剧》的美国人Jone keane的提问“公民社会是一个18世纪的概念如何运用于今天？”时，米奇尼克答道：“在极权主义秩序中，国家是老师，而社会是教师里的学生，有时它就转变成一个监狱和兵营。相反，在公民社会中人们并不想要成为一个学生、战士或奴隶，他们像公民一样行动。诞生于18世纪之末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作为反对封建制度提出来的，20世纪末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更野蛮的封建社会。因此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起用这个古典概念为一个民主秩序而斗争，就不奇怪了。其关键是，作为公民，我们这些民主反对派再也不想被当作小孩或者奴隶来对待。反封建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人权，即每个人拥有和君王一样的权利。我们希望每个人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受法律条文的保护。”16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KOR还是团结工会，都是通向这种公民社会前景的途径和努力。在分析了捷克、匈牙利民主运动的不同之后，米奇尼克指出捷、匈的变革部分起源于共产党内部，而波兰民主运动起点全然是在党和权力之外的某个地方，是“草根的运动”，（a grass-roots movement）,它不由权力来引导也不受它权力的保护，从一开始，其做法就是政治性的，是对于现有政治框架的冲击，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中加进一个异数，在不存在反对派的环境中充当反对派的角色。这种冲击并不意味着陷入毫无目的、随时随地的那种冲突，目标的清晰决定了他们行为的自觉和界限。“大多数自发的社会运动（除个别的以外）陷入一种日复一日地和权威不停地冲突之中——并不拥有一个具体清晰的前景，或制定完成的与共产主义制度共存（coexistence）的概念。它允许自己被微末枝节的事件所激起，拖进非本质的冲突当中，它自身经常是混乱的和不彻底的；它不熟悉对方和对方的手段。团结工会知道怎样出击而不是怎样一味忍受；知道怎样打蛇打七寸而不是退却；它有着总体的理念而不仅是一个短期行为的计划。”17于其中他再度声明团结工会不仅不是要推翻现政权，甚至没有要求取代共产党在造船厂工会中的位置：“让我们再重复一次：团结工会从来没有想要排除共产党的权力，不想排斥它在国家造船厂中的控制”18，尽管统治阶层的宣传机构经常把他们说成那样。当团结工会面临官方这样那样的指责时，听听团结工会对官方的“指责”也是很有意思的。“党的宣传机构指责团结工会是一个政党而不是一个劳动者联盟；团结工会建议党应该变成一个政党去寻求自己的社会信任，而不是将自己停留在政府和党的官僚主义的劳动联盟。”19米奇尼克进一步称他们的事业为“自我限制的革命”（ self-limiting revolution），最大的限制就是雅尔塔条约所规定的政治格局，这个条约将波兰划作苏联军事力量控制的范围之内，简单地说，所做的一切不要故意激怒那位超级邻国，从而把波兰推进更深的灾难之中。“伦理并不能成为政治纲领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波兰和苏联关系的前景。”20“自我限制是一种政治哲学；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知道不可能打赢一场对苏联的战争，我们的机会依赖于苏联对于占领波兰的恐惧——不要把波兰变成第二个阿富汗。21
除了“自我限制的革命”，米奇尼克用的另外一个词是“妥协”（ compromise），在很大程度上，“妥协”是米奇尼克政治生涯中真正的个性化签名。“妥协”的起点和“自我限制的革命”是一样的，内涵比“自我限制”要来得更加广阔，它是从今天的社会通往明天的社会的接合部：“我的妥协图景其起点当然是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学的现实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从波兰赶走苏联红军。但是它还建立在这样确信的基础之上——多元化的民主需要妥协来面对复杂的现实。”22在1980年底团结工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取得了合法地位）之后，米奇尼克有一篇名为“希望和恐惧”的文章，呼吁团结工会应当调整自己的位置，减少罢工或避免以罢工作为威胁，以自己的理性唤起政府的理性。“如果仅仅以罢工或以罢工相威胁才可以迫使政府理性地行动，这种形势是一种社会性的危险，因为这迫使团结工会组织者以罢工作为一种武器。要求增加工资或其他情有可原的事情，而频繁地使用罢工武器会导向混乱和国家机构的分崩离析，乃至导向谁也不能控制的一种冲突。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我认为除了把社会调和（social accords）制度化别无他法，为谈判和妥协、也为独立的公众舆论创造一张形式上的网络。”23他劝导人们信任政府，在现政府全能的意义被削减之后，还政府以政府的尊严：“政府必须获得信任——不是作为前专制者的角色，而是作为一个对手。开诚布公地说吧，如果政府不被团结工会信任，那么也不被人民信任。……政府最大的敌人不是民主的反对派，而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没有效率、懒惰和愚蠢。人们怎么可能理解政府对于电影“1980年的工人” （一部罢工谈判的年表）所下的禁令？没有一个KOR的出版物中，如此伤害政府，如同它如此不假思索地侮辱人们真挚和诚实的要求。”24
下面这段话，更能够表明米奇尼克的“妥协”立场，不仅是政治上的伦理或策略，而且是对于民族共同命运的高度自觉和强烈责任感，“我提倡和政府的一种妥协，和这个我完全不喜欢的政府妥协。这个政府的政策对我完全不存在吸引力，但是对我们来说，它就像一贴膏药对一个断了胳膊的人来说，即沉重又必不可少。新的形势要求所有人——当权者和我们——严厉地修正我们的想法。有理由提出仅仅适合我们自己的一条道路——我们的独立自由所需要的冒险。而现在我们的民族面临“活还是不活”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去考虑问题。一个人可以不喜欢当权者，但是不能不把他作为一个谈判对手来接受。写下这些话对我并非易事。对于他们的了解无法令我抱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新的逮捕和每日的欺诈使得坦率的对话成为不可能。权威的虚弱通过夸大其词的宣传和偷换形势分析的对象看得出来。党的书记Stanislaw Kania令我想起一艘沉船上的船长，明明坐在一张木排上面却要求一只巨大的横渡大洋的飞船。……无论如何，我要求妥协是因为我们在同一张木排上漂流。在它上面，我们也许都会沉没。但是我相信我们不会沉没。我相信，通过智慧和勇气我们可以在妥协的基础上重建秩序。”25，关于 “同一张木排”的表述，在89年革命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
当然，妥协不是一厢情愿的，更不是投降主义的。在要求妥协这一点上，米奇尼克不惜调转话筒，向权威发出同样的呼吁乃至逼和。1988年在回答那位美国人约翰·肯尼提出的在波兰新的妥协如何达成时，米奇尼克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个问题得由雅鲁泽尔斯基来回答。他必须决定他是否进入和团结工会的对话还是像哥缪尔卡或盖莱克一样被丢掉一边。我看没有别的选择，他也许再拖另一个两三年。波兰民族可以等这么长时间，但我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没有这么多时间了。权威们认为他们手中有武器就可以为所欲为，盖莱克的例子表明，这不是真实的。雅鲁泽尔斯基必须作出决定：他是作为军事法的颁布者进入历史还是作为新的妥协的联合设计师。所有迹象表明，雅鲁泽尔斯基的政策是以苏联改革的崩溃为前提的。他是他自己历史的囚徒，而如果他不能做出妥协，波兰新的妥协就会要求他放下权力。瓦文萨说过，有些人必须为这个国家负起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团结工会总是为了妥协伸出手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妥协，但是我们不会同意投降主义。我们将继续呼吁妥协以妥协解决问题，但是以全部不妥协的方式来进行呼吁。也许我们将不得不再次走向街头。但如果这是必不得已的，我会感到又浪费了一次机会。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相，尽管这个真相令我的朋友和权威都感到不舒服。这个真相是——如果我们再次被逼上街头，那么肯定要流血。我将做每一件事避免这种可能性。并且我有这样的感觉，要加以避免的事情，恰恰只有雅鲁泽尔斯基的愚蠢使之成为可能。”26
1992年米奇尼克同这个雅鲁泽尔斯基有过一个长谈，后者关了他近六年，这场谈话的标题是“我们可以没有怨恨地谈话”，在涉及1981年底的军管时，雅鲁泽尔斯基解释那是由于担心苏联军队出兵波兰。他问米奇尼克应该如何来分派责任。米奇尼克答道：第一，当权者有其不可推卸的罪责，因为他们一群暴徒，从一开始就想把我们拦在所有栅栏的后面；第二，我们也应该受责备，我私下里和库隆说过，我和他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库隆认为那时就可以自由选举，而我则认为当时就可以由共产党和团结工会分别搞两个议院；第三、1991年春天我在莫斯科对俄国的民主派说：“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因为如果苏联实行军事法，他将得到西方的支持。你们必须停止去想自己是如何正确和怎样保护自己的位置。”这些想法出于“我自己这方面对于波兰实施军事法感到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如果和解破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27因此——米奇尼克接着说——在89年圆桌会议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位置扎根于1980－1981年和解破裂的记忆之中，意识到现在正是他自己的责任，记住此前是怎么失败的和使得新的妥协成为可能。
1989年2——4月的圆桌会议，是波兰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代表们汲取了以前的教训，终于坐在一起，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包括重新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吸收反对派参政及进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确立市场经济等项政策，完成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也是1989年中东欧地区政治多米诺骨牌现象的第一张牌。米奇尼克谈及此不无自豪地说：“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为没有流一滴血而完成的转型出一份力量 ”，同时他也承认“如果我拒绝承认我们的前统治者所作的贡献，从我的角度也是非常不适宜的。”28
四、“我们只有一个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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