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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单纯指望主体民族自我觉悟消解文化帝国主义，那即使是可能的，也需要太长过程。少数民族一方需要以自身的文化感染、意志表达和耐心说服去主动消解主体民族的文化帝国主义。这就对少数民族的自我表述能力提出较高要求。
表述能力包括很多方面，我想着重强调的方面是掌握主体民族的语言。对此肯定会有质疑：为什麽要藏人学汉人的语言，而汉人不学藏人的语言？这的确不公平。主体民族出於文化傲慢和必要性较弱，往往不学少数民族语言。但少数民族如果为了追求平等而拒绝掌握主体民族语言，也就失去了自我表述的能力。因为在帝国体系中，表述空间和载体都被主体民族语言占据。要求主体民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并且主动了解和理解少数民族，固然是有尊严的要求，可能性却不大。坚持这种要求的结果是少数民族吃亏。而如果换一种思维，把掌握对方语言当作一种主动进攻，就像学习和使用对方发明的飞机军舰一样，就不会过分缠绕於尊严问题。
因为表述不是自己思考，而是说给外人听。沈默地自我坚守本民族文化只是一种被动抵抗，最终阻挡不住强势文化扩张，避免不了被吞噬的命运；暴力对文化帝国主义也没作用，即便像满洲人那样征服了中国，照样会被中华文化帝国灭种灭族。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只能用文化本身，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展示，感染和吸引对方，才能促使对方放弃帝国主义心态，产生尊重和回归平等。这种主动进攻是对本民族文化最好的保护，同时也能促使本民族文化发展。从这个角度，民族的表述更为重要，要求的表述能力也更高。而这种表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於能在美学层次使用对方的语言。
历史因素的组合恰好为藏族造就了众多这种人才，其中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和诗人就达数百之多--被称为藏族的“汉语作家群”。其中的佼佼者如唯色、梅卓、色波、阿来、扎西达娃等，对汉语的掌握超过很多汉族作家。藏族内部对这种现象评价不同。一些人认为是殖民主义的结果。的确，分析这些作家的情况，殖民主义色彩相当鲜明。首先“汉语作家群”的多数人都是在“四省藏区”长大。四省藏区是中国有意对西藏进行分治的结果，把西藏毗邻中国的区域划入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四省。四省藏区汉化程度高，藏文教育差。上述几位作家都不会藏文，有的甚至不会讲藏话。除梅卓之外，其他几位都不是纯粹藏族--唯色和色波各有四分之一汉族血统，扎西达娃是二分之一汉族，阿来是半回半藏。他们都有汉族名字并长期使用，配偶也都是汉人（包括梅卓）。还有一个特点是，除了阿来出身普通农民，其他几位的父母都是中共干部，其中唯色、色波、扎西达娃的父（母）亲是共产党最初进军西藏时从康巴藏区招纳的先头部队成员。问题是简单地把这些作家当作耻辱，还是把他们当作民族的财富与武器？如果承认民族表述对反抗和消解文化帝国主义的作用，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事实上，藏民族拥有的表述能力已经得到相当成果，尤其和维吾尔族对比可以看得更清楚。
仅仅二叁十年前，汉人对藏族文化的了解还是剥人皮、挖人眼，是“最黑暗、最野蛮”的社会。而现在，千千万万汉人把西藏当作圣地心向往之，为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所倾倒。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藏民族的自我表述推动的。一方面是流亡藏人在国际上几十年不断努力的结果，再通过西方桥梁进入开放後的中国；另一方面西藏本土使用汉语的文化、宗教界人士也功不可没。而这两方面的表述维吾尔族都没有。其实维族在日常生活中对汉语需要更多，因为新疆是多民族共存地域，更需要使用共同语言。现实中也的确能见到不少汉语不错的维吾尔人，但是我却从未见过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作家，也不知道有用汉语传教的维吾尔宗教人士。这和藏族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差别。解释这种现象，可能与维吾尔族在文化上的坚守有关。维吾尔知识份子有一种集体的不约而同，在媒体和公共场合排除汉语。六、七十年代改革的新维语今天不但文字上被废弃，口语中吸收的大量汉语辞汇也逐步被英语辞汇替代。这种替代过程不是串联形成的，而是靠民族主义的社会氛围自发推动。即使是在监狱，维吾尔犯人谁使用汉语辞汇都会受其他犯人嘲笑。我的一位维族朋友从小在北京长大，当年父母特地把他送回新疆，希望他能学会维语。但因为他的维语不好，被其他维族人认为丧失了民族性，不但没人帮助他学维语，反而处处对他蔑视和排斥。那位朋友到底也没有学会维语。可以想像在那种社会氛围中，当然不会有人愿意成为用汉语写作的作家。
虽然新疆比西藏汉人多得多，从保持民族语言、避免语言同化的角度维族却比藏族做得成功，民族内聚性也更高。但是从民族表述的角度看，成功却又是在藏族一边。维吾尔人一是不屑于向汉人进行表述，即使是在不必担心政治迫害的国外社会，流亡维族人也拒绝与汉人对话，不参加与汉人有关的活动；二是缺乏能够提升到美学层面的表述能力，其有限的汉语表述大都是政治诉求和口号，对汉族不但缺乏感染和说服，反而容易引起抵触。
一个典型现象是，中国内地的高档书店跟藏族有关的书堆满书架，长期热销，而跟维族有关的书却寥寥无几，无人问津。维吾尔族人口比藏族多，同样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为什麽会有这种反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汉地的出版社也曾有涉足新疆民族和伊斯兰文化的兴趣，但因为几本汉人写的书存在让穆斯林不满的内容，导致了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穆斯林激烈抗议和街头示威，甚至出现模仿霍梅尼对拉什迪发出的追杀令，威胁作者和编辑的生命，从此导致内地作者和媒体尽量远离跟穆斯林有关的内容。而维族又没有自己的汉语作家。由此形成一种回圈，越缺乏有关维族的汉文出版物，汉族对维族了解越少，越不容易形成兴趣和市场，汉文媒体也就越缺乏关注维族的动力。目前局面正是这样--汉人对维族完全陌生，对维族历史和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对新疆问题的认识也局限於当局宣传。大多数汉人对维族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只有害怕和敌对。而这种局面对维族自身其实最为不利。藏族却因为宗教的包容性（也因为与汉族宗教相通），达赖喇嘛积极与汉人和解的路线，加上拥有众多用汉语写作的藏人文化人，与汉族之间文化交流密切，不断把西藏文化介绍给汉人，使其成为文化热点，甚至成为时尚象徵，产生众多“西藏发烧友”。美学层面的文化表述也把西藏政治问题带入汉人视野，使汉人逐步理解和同情西藏的立场。这种以柔克刚的力量可以给其他少数民族一些启发。当年成吉思汗的大军世界无敌，西藏不但没亡，反而蒙古族从此归依藏传佛教，不靠别的，正是靠文化的力量。
弥补民族语言的缺失
藏族的汉语知识份子有一个普遍问题--本民族语言掌握得不好。他们中间的多数不能读写藏文，有的甚至藏话都说不流利。这一方面是殖民主义教育造成。唯色一代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受的教育，那时四省藏区很多学校几乎完全不教藏语。另一方面也由此才导致他们汉语好到能成为作家的程度--汉语已经是他们的母语。一般而言，人只可能掌握一种足以成为作家的语言。但是当西藏作家协会的主席扎西达娃在国外和流亡藏人见面，双方只能用对藏人而言具有殖民主义象徵的汉语进行交流时，足以让海外藏人提出这种质疑：既然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不掌握本民族语言，如何能掌握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又何以能代表藏民族进行表述呢？的确，民族不是种族，其更重要的内涵是文化而非血缘。如果不能和本民族文化沟通，汉语能力再好也和本民族无关，只相当於给汉族增加了皈依者，成为文化上的汉人。藏语不好确实是唯色一代的重大缺陷，但需要看到那是历史产物，责任不在他们本人。我之所以认为藏语不好的藏族作家仍然可以承担对藏民族意志的表述，是因为有两个因素--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可以作为缺失民族语言的弥补，使他们保持和本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表述本民族的意志。民族主义是当今最主要的民族意识表述，那种表述不需要建立于文化传承的基础，只需要对自己的民族具有认同，也不一定非用本民族语言，反而用汉语表达本民族诉求，更容易被中国当局和汉人社会听到。藏族的“汉语作家群”中普遍存在民族主义意识，虽然一般不敢在政治层面公开表达，但在他们各种以文化面目出现的作品中却是处处都可感受。在美学领域用文化形式表现民族主义可能是出於不得已，但是效果可能比纯粹政治面目的民族主义要好。因为政治的民族主义虽然可以表达诉求和抗争，但其主要内容只能是争取权利，往往具有清算、对抗和排外的性质，缺乏宽容、妥协与和平，因此往往不利於民族之间的关系，还可能加强敌对与冲突。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却主要体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继承和坚守，不需要与其他民族对抗，因此可以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从这个角度说，藏族的“汉语作家群”目前以文化形式表达民族主义，综合效果可能更好。不过既然文化是历史积累的，很大程度依靠语言传承，不掌握本民族语言的藏族作家惟一能让自己和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民族宗教信仰。藏民族文化大部分都汇集於宗教，民族意识也主要是围绕宗教形成。宗教在现实存在和发展，不像风俗传统正在过去，变成形式，因此只要具有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即使不直接通过语言也能和民族意识相连，以及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层。在这层意义上，藏族的汉语知识份子信仰藏传佛教就特别重要。这不是从宗教本身说的重要，而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他们就会失去与民族文化之间的惟一纽带。唯色能够成为藏民族意识的表述者和民族文化的捍卫者，关键就在於她是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讨论只针对特定人群，他们以汉语为母语，能够成功地为藏民族进行表述，因此以失掉本民族语言为代价换得的汉语能力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变成好事的坏事。然而这种逻辑对民族的普通民众是不成立的。普通民众不担负表述任务，失掉本民族语言对他们只能是坏事。作为民族群体，这方面应该向维吾尔人学习，通过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时刻捍卫和传承包括语言在内的本民族文化。
超越“民族内部的私语”有人会说即使藏族没有汉语知识份子，民族意识的表述也从来都有。哪怕在镇压最烈之时，藏人也没有停止过在私下场合以抱怨、调侃、传播“小道消息”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然而那类表述多为亲朋好友之间的悄悄话，或者顶多是在藏人场合中“民族内部的私语”。汉人是无从听到的，甚至当局也可以从表面的无声以为“前所未有的稳定”。那类表述的作用相当有限。重要的不是在民族内部私语，而是要有面对汉人民众、中国当局和国际社会的公共化表述。否则汉人民众对西藏的了解就只有当局的宣传，当局也只能透过情治系统和“政策研究”的有色眼镜把握西藏。西藏因此被扭曲，甚至因为没有声音而被忽视。举一个例子，着名的汉人游泳家张健曾经横渡青海湖。青海湖是藏人的圣湖，征服性的横渡对藏人而言是一种亵渎。类似的亵渎神山圣湖的行为过去多有发生，藏族虽有广泛不满，但多数只是内部抱怨。张健横渡青海湖时完全没有藏人圣湖的概念，随後又宣布要横渡另一个藏人圣湖纳木措。这时藏人的汉语网站“藏人文化网”发表了一封给有关部门的公开信；唯色同时起草了一封签名书，呼吁张健放弃横渡纳木措。公开信和签名书立刻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开来，被广大中国线民所知。在唯色签名书上签名的数百人中汉族占了近一半。国外中文媒体对此也进行报导，成了一个瞩目事件。面对舆论的谴责，张健取消了横渡纳木措的计画，唯色签名书中提到的歌手韩红也放弃了“空降布达拉宫”的演唱会。这个例子显示出，公开化的表述和民族内部的私语，效果完全不同。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者一直在为藏民族进行公开化的表述。西藏问题被国际瞩目和他们的表述分不开。但是对中国的汉人而言，一是因为新闻封锁，二是因为语言不通，影响很有限。况且汉人往往认为海外藏人不能代表境内藏人，其表述是宣传而非真实，因此针对汉人，需要西藏境内的藏人自己出面，用汉语进行表述。
唯色的遭遇无疑说明西藏境内的表述可能付出的代价。但是没有代价就奇怪了。这是必须面对的牺牲，是与帝国主义抗争中不能回避的。民族意识的表述在目前中国只能是一种异议。世界有过很多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异议运动。虽然在西藏形成那种异议运动还很遥远，但至少不能一直沈默，而需要发出公开与可持续的民族声音。
“公开”和“可持续”是两个重要原则。“公开”除了指场合，还需要使用汉语。前几年在拉萨举行的全国民族运动会上，一个藏人混入开幕式舞蹈表演的伫列，在场内持续喊西藏独立的口号，但因为没有扩音设备，多数人不知道他在干什麽。即使听到，各地来宾也因为不懂藏语，只当作是节目的组成部分。那位藏人足够英勇，却几乎没产生任何影响。他的结局和下落从此杳无音讯，人间蒸发，只有藏人口头相传。另一事件是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新年晚会上，一个维吾尔人在演出中间径直走上舞台，用维吾尔语朗诵一首政治性诗歌。他也利用了公开场合，但结果和上述藏人一样，多数在场的人听不懂维吾尔语，不知道怎麽回事。这种事即使最终辗转传到海外，因为不再是“新闻”，媒体也不再有谈论的兴趣。类似的抗议行为一直有发生，但都不可持续，只能是一次性的孤立事件，当事者随後就会窒息於铁牢，再也发不出声音。而且那种表达顶多是几句口号，可以表达勇气，却不能产生说服、感化和文化上的互动，可以作为事件给人留下印象，却不能当作道理进入人的思想。
最可能担负公开和可持续的民族意识表述的，应该就是掌握汉语的民族公共知识份子。这一是因为他们的表达可以直接面对汉人民众和中国当局；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利用媒体，即使在被封杀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中文互联网传播声音；叁是因为他们能够融入中国社会主流，从而进入关注中国的国际社会视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牵制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他们因此能比普通人更多地触碰专制底线。
所谓公共知识份子就在於其所作所为能被公众看到，因此他们对底线的触碰可以给民众增加勇气。虽然民众的勇气只能一点一滴地增加，但时间积累的结果滴水穿石，会使社会发生很大变化。相比二十年前，今天中国人的恐惧程度减轻了很多，并不是因为当局镇压的能力减弱和专制性质改变，而是专制的最大难题在“法不治众”。只要众人保持在一条平齐线上，暴政往往就无可奈何。由具有较高安全性的公共知识份子渐进地碰触专制底线，成为能够提升大众勇气的榜样，而大众保持平齐--只要不超越集体的平齐线就有安全--跟进，这是在专制制度中拓展自由空间、克服民族失语和启动异议运动的一条有效途径。西藏以往没有产生这种公共知识份子，是因为知识份子都被囊括在体制之内，而异议和体制是不能共存的。西藏的文化空间几乎全被体制把持，并且西藏没有形成文化市场--这能看出西藏汉语知识份子另一重意义：公共知识份子必须能靠市场谋生，才可以摆脱体制控制，获得表达异议的自由。藏语知识份子的空间只能局限于缺乏文化市场的藏区，离开体制就不能养家活口，而中国内地已经形成广大的文化市场，藏族汉语知识份子可以利用汉语空间解决生存，从而也就可以得到摆脱体制的能力。唯色事件不应该作为一个单纯的人权案例看待，那只是在众多案例中增加一例。这一事件可以同时启发很多思考--西藏如何与两种帝国主义抗争？如何产生表述民族意志的公共知识份子？藏族汉语知识份子的作用是什麽？作为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中国长期通过汉化教育培养帝国在藏族内部的同盟者，虽有成功之处，但也产生出不少和唯色相似的人物。他们的民族意识没有因为汉化教育减弱，反而更为强烈，同时他们又掌握了用汉语表述民族意识的能力。这一代人目前逐步成为西藏社会中坚，未来可能成为藏族各方面的领导者和领头人。西藏会不会出现一个具有理性精神又通晓汉语的异议知识份子集团，乃至出现藏族的萨哈罗夫或哈威尔？汉族人士则应该思考这种前景对西藏和对中国，对解决西藏问题将会带来什麽样的影响？应该如何迎接和回应这样的前景？以及如何清理可能深藏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文化帝国主义。
2004年8月－10月於拉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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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1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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