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

但实际上，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而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实质上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它有党员994人，提出了中国的领导权问题。共产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

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坡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于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爆增至1928年的三万人。

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2月。但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阀军师部，被北阀军解除了武装。化名伍豪的周恩来被抓，发表了悔过声明才被释放。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国民党派军队增援警察巡逻，并派秘密人员监视专门进行鼓动的人。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四· 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借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了农村局部政权。

(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北伐革命，国民革命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在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残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人可比，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凶残惨酷之祸，古今所未有也。

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才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变——成功用间，二次附体

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说法，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同时邀请中共代表周恩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但是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例如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送到张学良的身边，为策反西安事变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就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共产党直接策反了这次兵变。

在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的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了，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所以中共才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了张、杨兵变。但是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而是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即使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于是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著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于是中共不仅躲过了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于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于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

在中共的教科书里，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但是事实上，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余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而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中共的势力就会削弱。在中共的眼里，领导权问题，而不是民族存亡的问题，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所为几乎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

共产党虽然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之战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并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著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余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而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有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则几乎毫无损失。但是中共却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又在“革命圣地”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继续把延安描绘成“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

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著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份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

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地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地。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

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像，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乾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

(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

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

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在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二十万人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却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什么“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一)　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

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生存恐惧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著那变换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象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肌体的每一个部位，把其他正常细胞吞噬、癌化掉。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著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的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

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它的自我原则为根本，它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著在苏共上，附著在国民党上，附著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著在国民革命上；在它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著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著在民意民情上，附著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著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

(二)　以一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

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著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他们更邪恶的私货。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

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象，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

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分子王实味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当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时，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著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知道你达到极限了，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

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 这种心理学现象，事实早已被中共成功的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　党是最邪恶的

党的前十任总书记无一例外的成为反党分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肌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AB团的名义的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复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吞噬原生的肌体扩展自己。原来的肌体部分被吞食后，成为了肿瘤的成分。不管一个人好坏，一旦进入中共，就成了破坏力量的一部分，越正直越认真，破坏性越大。毫无疑问，当这个肌体被彻底毁坏时也就是这个肿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肿瘤却是一定要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人，不喜欢暴力，告诫共产党人，如果强化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宽容之道。他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

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认为共产党应该亲自去战斗，去撕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 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不想，瞿秋白临死前坦承，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党的领导人王明奉命于共产国际，主张联合抗日，而不是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不能说服他们的同志，他们苦恼无法将实质一语道破：凭红军当时的实力，无力聚歼日军一个师团，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舍身取义”的传统文化主导的人文场中，毛泽东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来被定为先左倾后右倾的机会主义。

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紫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的各届新政又能做什么呢？真正要改革共产党，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马上丧失合法性。靠一个机器自己生产出来的力改变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产党的改革是无可能成功的。

党的领导人都是坏的，革命怎么还能进行并且扩大？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的活著。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著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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