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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大纪元
前言
按《说文解字》，“党”意即“尚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会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呢？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中国人民主动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强售其奸，逼迫中国人民接受的呢？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著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有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身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他们有病乱求医，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就再换俄国式的，而且急于求成，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间就能振兴中国。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份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报以巨大热情。
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这么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于是，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古国。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付烈性毒药。
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在西伯利亚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管理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做副手。很快，维经斯基抵达北京，和李大钊建立联系，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和陈独秀会谈；1920年8月，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
1921年六月，张太雷抵达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提交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所拟定的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从此，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 共产党起家是其积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的起家历史，从建党到最后夺取和建立政权，是一个逐步完成积邪恶之大全的过程。在这个起家过程中，中共靠的是共产邪灵带来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在中共起家史上，这些基因传承不断，而且手段和恶性程度还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一) 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
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现在已经被历史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地。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
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否定。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仿佛天地间凭空掉下来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
这种邪恶观念的一个前提是所谓“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了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于是他们忘记了皇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把传统蔑视，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
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去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
(二) 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
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道，“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结果呢？抗战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但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
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夺取政权后民主人士给党提意见，全都被作为反党右派从社会上灭掉了。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它的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的带著独裁主义先天基因。它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三) 基因之三：煽——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
骗是为了煽。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土地所有者管理和出租土地给农民，农民租用土地养活自己，交纳地租。地主养活了农民，农民养活了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了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在国难当头时还煽动人们起来反对国民政府。
挑起一部份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份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 ：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份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站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
(四) 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
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经常是痞子流氓起义， 比如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份，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
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辞语，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
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五) 基因之五：间——渗透，离间，瓦解，取代
骗、煽、痞犹不够，间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术，地下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于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就由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一九三零年四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
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
亲共的杨登羸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 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了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当政府军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了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了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所以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六) 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
中共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都需要钱，于是“筹款”就成了红军的一大任务。而“筹款”的主要形式就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比如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地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
(七) 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
骗、煽、痞、间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决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也就是指明了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
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
(八) 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
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
这一切，无不建立在它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由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它，它要消灭你，你拥护他，它也可能要消灭你。它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至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
(九) 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
所有的基因都为著同一个目地：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著它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
“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丙文是同志，孙丙文死后其女儿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的乾女儿。文革中孙维世挨整，孙维世的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长大的钉子，可是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 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
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峰，俩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中国人，要象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
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的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给自己脸上贴金为的是给共产党政权赋予合法性。 但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
(一)中共成立——喝苏共的奶水长大
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仰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陈独秀在1923 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责备中国同志太不努力。
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 927.17元；1927年为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万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作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甚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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