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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感情既冷漠又炽热，看起来仿佛把什么都看得淡，不为所动，可是，有时一件小事、一支歌、一次短暂的见面，却又能引起感情的突然爆炸，使饱经磨难的硬功夫汉子潸然泪下。（杨菁，１９８７：３０９）
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杨勇说一不二。在“文革”那样紧张的形势下，不吃香的老干部仍然靠老战友的帮助享有种种“特殊待遇”。这是有传统的。１９６２年，李逸民调任总政文化部部长，上任不久，各军兵种的领导提出强烈要求，说没有一个俱乐部，想看个电影都没有地方。其实，与全国相比，北京电影院最多，这些领导同志只不过不想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到普通电影院看罢了。李逸民想方设法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军以上干部都发票，可以全家同去。但“看了几个月电影，问题又来了。大家不愿看国产片，要看‘参考片’。”李逸民作不了主，去请示罗瑞卿，罗说：“这有什么？我们都看了，有什么坏处，让他们看。”（李逸民，１９８６：２０４）高级干部如此热衷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参考片’，一方面说明当时轰轰烈烈的‘兴无灭资’其实是不符合人性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兴无灭资’只不过是对普遍公民而言。
但文化禁区又绝不只是形式上，高级干部的‘越轨’也是有风险的。１９６０年，陈毅到昆明，要军区司令秦基伟安排看戏，秦问他看什么戏，陈毅说：“这就不用问我了，你自己考虑吧！”又说：“你被打倒了没有关系，我要被打倒了影响大，你安排小戏给我看，责任你自己负。”秦基伟这一下明白了：“老总是想看旧戏。当时正是戏剧革命时期，那些优秀的传统剧目都被改得不伦不类，很煞风景。但是，旧戏都被当作封、资、修货色禁演了，演旧戏是要担风险的。”最后秦安排了三个折子戏，其中有一折是用来掩护的新戏。（秦基伟，１９９６：４３７）
重要的不是看内部电影，而是看什么电影。《洪湖赤卫队》歌颂的是贺龙，叙述的是武装斗争，这是这些老大姐们所从属的、也确定了她们政治地位和生命意义的世界。贺龙在“文革”中下台并被迫害至死，董必武写诗赞扬的《洪湖赤卫队》被禁演，这种今年今昔沧桑之感正是这些老大姐们在“文革”中的普遍感受，她们怎能不对《洪湖赤卫队》报以感情的突然爆炸？其实，“既冷漠又炽热”的情感特征并不属于“文革”，而属于整个革命，“文革”不过是把它极端化了。革命要塑造就是“既冷漠又是炽热”的情感模式，通俗地说这就是爱憎恨分明：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般的无情。
几位老大姐中，与洪湖有间接关系的应当是谢老夫人王定国，因为谢老于１９３１秋到１９３２年底在湘鄂西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湘鄂中央分局文化部副部长、湘鄂省委政治秘书长、党校教务长等职。此时正是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肃反”的高峰期，仅洪湖地区就杀了一万多人，以至于渔民们一度不敢下湖打鱼，因为他们打鱼时往往捞出被沉入湖底的尸体。谢觉哉与夏曦早在“新民学会”时就是老相识，但革命斗争不容私谊。“１９３２年湘鄂西根据地沦陷前夕，在夏曦内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改组派’的名单中，有觉哉的名字。不久根据地完全失陷了，在敌人的清湖中，觉哉不幸被捕。正因为这样，他才得已从这份名单中‘漏网’。”１９４５年谢觉哉诗云：“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浮。”（《谢哉传》编写组，１９８４：５８）无法知道，谢老是否与夫人讲过这一历史；更无法知道王定国在观看《洪湖赤卫队》时，是否会想起这一历史。但１９６７年２月，贺龙在监中还记得：“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害了，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哟！”贺龙没有把洪湖想得一片光明，他在监中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整理了一份关于洪湖苏区肃反扩大问题的报告，“他从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凭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经验和锐感觉，已经觉察到，在一片最最‘革命’的口号声中，类似当年王明极左的东西已经发生，并正在泛滥。为了避免血腥的历史悲剧重演，他向党提出了当年肃反扩大化的历史经验。”（薛明，１９８６）
１０、“现在不是十一年前”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是大势所趋。构成这个“大势”的有包括杨勇在内的许多军队将领。杨勇是与杨得志、杨成武齐名的“三杨”，以能打善战著名。１９５８年，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德因给司令许世友、政委唐亮写大字报而挨批，当时有人问他：在你的心目中，谁来当南京军区司令合适？王答：搞现代化“一个是粟裕，一个是邓华，一个是杨勇，还有张爱萍都可以。”（王德，１９９６：２４２—２４３）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从来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杨勇主动休假，离开新疆。
在北京与罗瑞卿伯伯和韩先楚伯伯会齐，第一站飞往武汉，他们有“重要的事情与杨得志司令员和王平政委谈”。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要谈的就是商量如何促成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杨菁，１９８７：３４１）
将军决战不止在战场。１９７６年“四五事件”后，一些军队的老同志“几乎每天都在招待所罗瑞卿同志住处，议论形势的变化，研究党和国家大事，对万一主席不在，形势恶化，我们都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和‘四人帮’斗争到底。”（冯征，１９９９）
“休假”期间，杨勇向一位熟悉的中央领导反映：“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是否可以放映由小平同志致悼词的总理追悼会的电影，干部群众都有这个要求，请中央考虑。”（杨菁，１９８７：３４５—３４６）中央没有接受他反映的要求，但由杨勇来代表“干部群众”不定期提出要求显然对中央构成压力。
“两个凡是”的社论出来后，敏感的沙场老将把它看成是一场战争：“空气里好象充满了悬浮状的汽油颗粒，只要一划火柴，就可以点着。……这篇社论使他们想起了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火药味，那时他们太被动了，风暴拔地而起，一下子把他们卷进了漩涡里，好久才清楚过来。现在不是十一年前，他们很清楚自己该干什么。罗伯伯和爸爸决定尽快返回北京。”（杨菁，１９８７：３５０）
对这些曾被毛泽东打倒的老同志来说，“两个凡是”对他们绝非福音，但由这篇社论想到姚文元的文章，似乎是过敏了一些：姚文元的背后是巨人毛泽东，一个对刘少奇、林彪这样的二号人物也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的领袖；而认肯“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无论怎么发挥“你办事我放心”的政治能量，也搞不出一个新“文革”。确实，“现在不是十一年前”，但这不是因为罗、杨等人有了教训而主动起来，而是因为毛泽东不在了。一次“上海会议”可以迫使罗瑞卿“自杀未遂”跌断了腿；几个林彪在“北京军区的代理人”可以把杨勇整得要死，你还有什么主动的“空间”？杨、罗都是７０年代初放出来的，当时除了背后议论还能有什么“主动”？林彪似乎是有准备的，但下场更糟。
老一代革命者是认识到毛泽东的权威的。１９５７年，刘伯承在军事学院时，有部下建议他写书，刘说：“唉，你们年轻人，不懂事啊！”（李普，１９９２：５４５）有毛泽东的光辉著作在，你还想再写什么？１９７５年，原东北局书记宋任穷被放了出来，春节期间去看朱德，“我有许多话要向总司令讲，但是没有讲。我知道，总司令心里也有许多话，但也没有讲。”“这次相见，总司令只向我谈了学习问题，他对我说，要认真学习，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学习毛主席子的著作，要活到老学到老。”（宋任穷，１９９６：３０）刘、朱都是功高盖世的元帅，写书、说话都如此谨慎，杨勇、罗瑞卿还能干“军人干政”的事？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上说：“要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要夹着尾巴做人，知错就改，做毛主席子的好学生。”（金冲及，１９９８：１９７７）这是基于其毕生的历史经验而高级干部的所作的“交心”。
杨菁此语透露出的是：老干部们确实从“文革”中吸取了教训，一旦他们失去了权力，个人的历史和荣誉就要被抹掉，家人的生命和幸福就要受到威胁。所以，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坚决维持能够保住其现有权力的秩序，绝不能容忍有人再让他们处于“无形的恐怖”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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