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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据报道，中国全国人大近日开始审议《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与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新法律增添了10多种受罚行为，其中包括“在国家机关门前静坐、聚集、拒不离开”。已经有法学家对此提出质疑和异议，有人认为，行政拘留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而现代立法的趋势，是尽量限制对人身自由的处罚；还有人认为，静坐是示威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是公民的基本人权，而草案中规定“在国家机关门前静坐、聚集，拒不离开的要处以拘留”，这样不利于树立人民政府的形象。
可以理解，新增处罚条款是有现实针对性的。近年来，全国各地许多上访群众因为问题无法解决，于是采取在国家机关门前静坐、聚集、拒不离开等方法，以期引起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的注意，达到上级领导关注、干预的目的。应该说，这未见得是争取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但更应该说，尽管有关机关和治安部门对此不胜其烦、深感头痛，但想用修改、出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方式取缔此类事件，杜绝此类现象，决不是好办法。因为，这样的规定明显、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他一切法律、条规、政策只能符合宪法，体现宪法的内容和精神，决不能违背宪法。从表面上看，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使得警方驱散、拘留静坐群众有了法律根据，但从实质上说，从根本上说，任何与宪法的精神和条文相背离的行为，都不可能是合法的。
由于法治观念的淡薄，我们长期以来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国家机关可以通过制订法律的方式创造权力，也可以通过立法手段取消权利，但是从法治的观点看，立法活动本身既不能产生权力，也不能取消权利，只能对宪法所保障的权利或限制的权力作进一步的、具体、细化的规定和阐释，立法行动本身必须遵守和符合宪法，否则，它对权利的取消是无效的，它所赋予的权力是非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三条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现在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剥夺了公民在某种情况下以某种方式行使宪法所保障的权利，赋予警察实施这种剥夺的权力，它直接违反了《立法法》，这方面的内容不应该在修改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得到保留。
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日子，这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但应该认识到，崇尚法制??即“制人要有法律依据”，并不是真正吸取了教训，并不是找到了正确的出路。正确的治国理念是“法治”，即宪法是一切“既包括执法，也包括立法”的根据。“法制”与“法治”，一字之差，本质上却完全对立。如果搞“法制”，我们可以开动立法机器，宣布取缔不喜欢的东西；而如果实行法治，我们则时时、处处要以宪法为准绳。
造法是简单、方便的，它使我们便宜行事而于法有据。但不顾宪法规定任意造法却是短视的、危险的，它使我们为了方便而忽视宪法的威严。古今中外的历史业已证明，宪法形同虚设和实施非法之法，比一项项具体的违法行为危害更甚，更难救治。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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