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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民运人士欧阳懿今日出狱,特重贴欧阳懿一篇感人至深的旧文以示慰问──胡平
2002年12月号-历史见证
别样的俄罗斯 别样的中国
（四川）欧阳懿
别样的俄罗斯
这是真实的，在饥肠辘辘的童年时代，我有良好的记忆。
是饥饿增强了人的记忆？还是上帝收回了曾经赐予我的良好记忆？对於事物细节的记忆的丧失，或许会使人的生存能力强化，而对於他的思考却是灾难性的，这将导致他思考的不严谨。
一个乡下孩子，他最应该具备的是抓捕玉米窝窝头的能力。上帝将他超量放置于我肉身中的记忆收回，他是对的、正确的。而我以可怕的固执沉溺在漫无边际的思索荒原，是对早年良好记忆的丧失的依恋？还是对上帝的无声抱怨？原谅我，上帝，我真不知道。这当然是引子，为曾经在几本书上读过的关于别样的俄罗斯的文字和记忆的模糊寻找护心镜。
关于俄罗斯，时代烙印的早期记忆主要来自于连环画：小老头儿列宁和瓦西里的革命故事；共产主义战士保尔□科察金和小资美眉冬尼娅的青梅竹马；无产阶级文学大师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还有那些家庭较殷实的工人、干部家庭的墙壁悬挂：戎装的革命导师──约瑟夫□斯大林。
我一直没有弄懂我家的墙壁上为什么没有悬挂世界革命导师的原因，我很艳羡别人家墙壁的这种时髦悬挂。我曾经试着要自己积攒一些分币来结束这种艳羡，但或许是因为那些分币换成的几枚劣质糖果更具有使穷人的孩子堕落的诱惑力，我不断地树立远大理想，又不断地放弃。
这种动摇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现在，那墙壁早已经被我老祖父的信仰──天主及耶稣占领。还有，不断地烧、杀、掳掠、奸淫、攻城掠地、欺诈白银，野蛮的老毛子，以及新沙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走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学和政治学课本上的东西。
我所知的别样的俄罗斯，最初是因为我的高一语文老师，一个从乡村中学跳进城里来的女人，这种飞跃使她瞧不起乡下人，而那些城里人最好是城里有权势的人及宝贝， 她的眼神是另外的。有几次，男生寝室里的散碎银两被盗，她和班里的干部一齐固执地怀疑一个爱夜间看书的农村同学（后来，我无意中发现这类事是几个纨绔子弟干的）。这种偏见使我对这个全省的重点极其失望，它的直接后果是从此以后，一上课我就走神：要么固执地挖掘一个非常主观的地洞（这在我早前一篇《地下室》的小说中有记载），要么就看贵族老头托尔斯泰的忏悔与新生。
我不喜欢安娜□卡列琳娜，她是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女人；她的老公我也不喜欢，一个无耻的政客，除了挟权势吃喝拉撒地应酬，老给别人戴绿帽子的同时被别人扣绿帽子；她的情人更流氓，仪表堂堂另一种绅士的标准样式。正是这样的淑女与绅士的肉体游戏，使俄罗斯成为我记忆中的一片寒冷、潮湿、暗淡、冰雪覆盖的茫然森林。玛丝洛娃让我恶心，我无法从她的出身和命运去理解她，她美丽的躯体里包裹了过量的迟钝、苍白与浮肿，长期的皮肉生涯，使她散发出一种挥之不去的荷尔蒙味。聂赫留多夫是一个亮点，这种亮色来自于他灵魂深处的复活。那片寒冷、潮湿、暗淡、冰雪覆盖的茫然森林开始变化：仍然有寒冷、潮湿、暗淡、冰雪覆盖的茫然森林，但有了几间原木堆砌的小屋、发着亮光的窗口，以及屋内的人语声。寻着亮光靠近小屋，发现围火而坐的有男有女，衣着破旧，声音低沉，俄语中偶尔冒出几句法语。他们的经历和聂赫留多夫一样，是律师、医生、工程师、音乐家、诗人、作家、教授、商人、地主和他们的女人，曾经荒唐，然后复活，曾经活跃于宫廷或家族舞会，然后致力于民族的伟大革新。现在，沙皇来了命令：将男人们流放西伯利亚荒原。那些高贵而浮华过的女人们说：不，让我们一起去。於是有了我记忆之中的这情景和人语声。
还有，那些在夜间自家木屋的窗台上放置食物的伐木者、猎户和农民，他们在为这些人的逃离尽绵薄之力。别样的俄罗斯随着道听途说、文化解禁和我的阅读、我的经历渐渐丰满起来。《静静的顿河》、《日瓦格医生》和《古拉格群岛》对於我而言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如果可以说这些是这个别样的俄罗斯民族的事件，那么，围绕这些事件的一个群体即那些律师、医生、工程师、音乐家、诗人、作家、教授、商人、地主和他们的女人以及在窗台上放置面包的伐木者、猎户和农民，正是这个民族的伟大精神。
对於来自格鲁吉亚的矮个儿、大胡子约瑟夫□斯大林同志来说，人的个体并不重要，它可以像水一样流进荒野或者无声蒸发，但对於这种从未断裂的民族精神却无能为力。一位女钢琴家，生活非常艰辛，约瑟夫很崇拜她，派人给她送去些卢布并希望获得钢琴家的回信。钢琴家写道：你送来的卢布收到，我已经把它捐给了儿童福利院。为此，我将在上帝那里为你祈祷，上帝一定会宽恕你犯下的罪恶。人们没有找到约瑟夫接到艺术家的信笺后有关反应的蛛丝马迹。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这个名字你可能没有语义上的认识，但我说这是高尔基的原名你就会把他与鲁迅、郭沫若联系在一起。鲁迅的早早离去，使他留给我们的影响，正如我们没有结果没有摆脱情感缠绕的初恋情人，我们的记忆常常要强化她心灵的神圣。
郭大师呢？他的消失了的长子郭士英曾经戳着他已经伟岸的后背给自己的同学说什么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意思与我的一位结拜小兄弟的问题──给你一根狗骨头，你的屁股后会不会长出尾巴摇曳多姿──相似。这不是别样的俄罗斯的高尔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后，约瑟夫是一路阴冷杀伐压在结实的俄罗斯身体上的。他需要人来捧场和粉饰，除了逃亡的人，高尔基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但最初的多次邀请碰上了钉子。约瑟夫同志说：不来捧场我就处死A、B、C、D、E、F、G……高尔基后退了，他开始像一个精明的商人与约瑟夫讨价还价：释放哪些人，流放谁谁谁，哪些人在狱中的生活待遇得改善，否则拉倒。一次又一次……
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民主主义者、让使希特勒也头痛的约瑟夫□斯大林元帅也得耐着性子软磨的文学大师。这是解密后的高尔基。这不是人愿意让我们知道的别样的俄罗斯。
1993年6月，我带领我的学生进城考试。考完后带他们到涪江堤上松弛。一学生问：“老师，没有下暴雨没有看见水奔流江水怎么暴涨起来了？”我说：“它的上游连续三天下暴雨呢。” 他一头雾水中。这不能怪他们笨拙。这些乡下孩子，为了摆脱宿命，除了死记硬背一点应考的知识外，我们的确没有教他们什么东西。这江水的起落，正如别样的俄罗斯，它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但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别样的中国──母亲篇
写下了《别样的俄罗斯》以后，我觉得我要写下别样的中国。
这与其说是一种延续，不如说是一种预谋。《别样的俄罗斯》的写作，为我要写的中国之别样扫清了外围障碍。这，是我精神世界中最丰富的积累。 在《别样的俄罗斯》中我写道：“1993年6月，我带领我的学生进城考试。考完后带他们到涪江堤上松弛。 一学生问：”老师，没有下暴雨没有看见水奔流江水怎么暴涨起来了？‘ 我说：“它的上游连续三天下暴雨呢。’ 他一头雾水中。 这不能怪他们笨拙。这些乡下孩子，为了摆脱宿命，除了死记硬背一点应考的知识外，我们的确没有教他们什么东西。
这江水的起落，正如别样的俄罗斯，它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但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我想，在这段文字中，我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不错，今日的中国也在一天比一天开放，但这开放的源头，有着“别样的俄罗斯”一样的连续不断的活水补给。这是在一般人的视线和意识之外的，尽管这种“之外”存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但她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於是，我要写下我别样的中国──母亲篇。
1989年7月某一天深夜，中国，四川，遂宁市丝厂（现锦华公司）宿舍。普通女工刘芳玉家的门被粗暴敲开，十余名便衣冲了进去。儿子陈卫被抓走，同时抄走大量书籍、照片、传单。老人很快明白：秋后算帐开始了！儿子是北京理工大学高自联的学生头。无数次政治运动和残酷的事实使她明白，迫害和苦难刚刚开始。她对丈夫和其它子女说：没什么了不起！再大的困难有我顶着，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这话儿在别人听来不明究里。老人心里却沉甸甸：丈夫会受牵连吗？其它子女还有机会读书吗？哥几个感情特别好，会不会失控？
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疏导着：还好，没有失控！她舒了一口气，而白发爬满了她的头。
1992年，被关押两年半出狱不久的陈卫，又因自由民主党案再次被投进秦城监狱，被判四年半后再转四川南充监狱。家中的积蓄早已经在儿子第一次坐牢时花光。怎么办？
为了能常去探望儿子（中国政治犯在监狱里被歧视被迫害的真相，常常是因为这些探望才得到发现），为了能给儿子送进去大量书籍（这需要上下打点），这位小学未毕业的普通女工进出股市，开始了她人生旅程上的新搏击。凭着那份伟大的慈爱之心，她成为了股市上的短线高手。股市上挣来的每一分钱，成了她顶风寒、冒酷暑探视旅途的开支，而她甚至渴了也舍不得喝几滴水。
四年半，走出监狱的儿子满腹经纶，身体不坏，思想和行事沉稳。
老母亲放心了─这牢没白坐啊！
在中国的四川省遂宁市，像刘芳玉女士这样的人被我们称为老母亲。遂宁的民运分子多并且有名气，这样的老母亲也多但未必出名。
刘贤斌先生的母亲──郑代辉女士也正是这样的一位老母亲。
在中国，体制制造的城乡差别的鸿沟是巨大和灾难性的，特别是一条街道或者一条河流的跨越，便是两重世界。它最明显的特徵表现为城乡结合部农村人口心理的不平衡，从而是大量农村青少年走上犯罪之路。贤斌家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特区”。贤斌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经管系，不会和街坊邻居小青年混在一起，老母亲放了心。
一学期后回来，贤斌对母亲说：“妈妈，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老母亲说：“妈妈高兴，妈妈支持你。”从此，每个假期，同学们都聚集在贤斌家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为中华之崛起。老母亲楼上楼下忙过不停，可她总是乐呵呵的。
1991年4月，贤斌在学校被当局逮捕。老母亲咬紧牙不关，说：“没什么，你们还来这里玩。”
后来，她只身去北京探监，四处打听贤斌的下落。终於探出了，说是在秦城里关着。为了能见上儿子一面，她跑了不少路，求过无数的人，仍然没有办法。眼看钱也要用完了，独自在半步桥垂泪，然后涕泣：“北京的人，你们的同情心哪里去了？”老母亲的辛酸打动了一位来半步桥办事的上年纪的女干部，她领她见了许多人，写了许多纸条，最后见到了贤斌。临别时，那位女干部说：“老姐啊，路太远，费钱，不要来了，给他写信吧！”
老母亲只上过几个月学，不会认字写信。回到遂宁，在孙女儿的辅导下，不到一年，60多岁的老母亲就能给贤斌写信了。在以后的日子里，贤斌总能收到妈妈的亲笔信，同时从信中探看出我们的处境。
老母亲还做起了小买卖，支撑贤斌在狱中的大笔花费。
这期间，她患了胆结石症，大家劝她手术，她坚决不答应。她担心手术出意外，再也见不到儿子。为了控制病情，她找中医偏方，结果花了冤枉钱，还是得忍受那煎心的疼痛，一直持续到贤斌出狱。
我的母亲刘素英，是一位最平常的农村妇女。除了比别人更劳苦更不爱说话以外，我不能说出她还有什么特别的。从她身上，我学会了勤劳、朴素、隐忍、奉献的性情。
1991年5月，我因刘贤斌案被抓走，那是她一生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日子。妹妹不懂事，想当然地去安慰：“妈妈，你不要怄气了，即使哥哥死了，也还有我们三个人（母亲有四个子女）呢。”母亲更加伤痛：“女啊，你们都是我的儿女，就像我的指头，你教我断去哪一个指头不痛啊！”
我出狱后，人们都不和我谈我被抓走后的情景。很久以后，我才听说，自从我出了事，母亲见到任何一个人就拦着诉说不停：“那些棉花是我儿子种的，那些麦子是我儿子种的，那些谷子是我儿子种的，山上那些树木是我儿子给村长建议后种上的……”
一次，十次，几十次，她不停地诉说。后来，人们见她迎面来了，远远地避到另外的路上去。这以后，人们发现，母亲对着棉花、麦子、稻谷、树木、石头和虫子垂泪、说话：“我的儿子是好人，我的儿子没有罪，那些棉花是我儿子种的，那些麦子是我儿子种的，那些谷子是我儿子种的，山上那些树木是我儿子给村长建议后种上的……”。人们都说：“完了，她疯了。”
母亲是那种一贯少言语的人，现在，她不放过任何一个言说的机会，她要告诉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我的儿子是好人，我的儿子没有罪。”这种固执，搅得乡亲们很不安宁。
母亲的身体垮了，一下子得了几种病。我们结婚后，妻子把所有积蓄拿出来，说：“给妈妈医病。”母亲的病有些痊愈了，而有些病永远不会好。看着病魔对她的折磨，我的心就不停地战栗。
1989年西安学生领袖张明被判处10年重刑，并在狱中受到虐待自杀未遂。张明的母 亲胡清秀女士硬是以口攒肚落来的近两万元人民币和无数次下跪，将儿子的刑期减少了 一年半。老母亲说：“我给他们下跪啊，给和我儿子一样年纪的人下跪…
…“回想起往 事，她声音颤抖，泪流不已。
2002年初，海内外掀起推举“天安门母亲”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活动，我很 认同。但鉴于过去的一些纷争，以及因为生计的艰辛忙碌，我没有及时的文字上的参 与。那时我想：中国的民主要进行下去，对我们这些民运人士给予精神支柱的母亲的推崇是很重要的。
我写下我所接触过的中国民运的老母亲们是平凡的，在我的书写之前，她们都没有任何公众意义上的姓名。但她们的精神和努力，对於中国民运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是我们英勇不屈和勇往直前的永恒动力。
这种精神和努力，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愿上帝赐母亲们健康！
愿上帝赐母亲们长寿！
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将更多的这样的母亲书写出来，接受我们的祝福和敬礼。
是为我别样的中国──母亲篇。
别样的中国──妻子篇
“在那严寒国土的茫茫草原，一个勇敢的妻子形像是多么令人迷恋……”
1825年12月14日，一群出身贵族而主张社会变革的俄罗斯青年军官，为了推翻沙皇专制政体，利用新沙皇宣誓就职之机，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举行起义，后世称这次起 义为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失败后，五位领袖被处绞刑，121位参与者被流放到西伯利 亚服苦役。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后，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其实还包括情侣、 母亲、姐妹）自愿前去流放地陪伴亲人，为亲人分担忧患苦难。这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贵族的封号、地位以及公民权，舍弃财产、自由以及优渥的物质生 活，奔赴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
这些坚贞勇敢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受到俄罗斯社会─尤其是上流社会的普遍敬仰，文章开头诗行，是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俄罗斯妇女》对她们的颂扬。
亲爱的读者，到你阅读的这个地方，我自己写下的还不足10个字。
这是我在为写下《别样的俄罗斯》时收集的文字。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度，因而不可能产生 什么贵族和贵妇人。
然而，为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的百余年历史，不少热血男儿前仆后继，他们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不逊于俄罗斯精英。特别是在989年以后的黑暗与恐怖日子里， 中国民运人士的坚韧卓绝，令知者叹为观止。在这一种意义上，他们是这个灾难深重的 民族、国家的精英、良知、脊梁。对於他们的记忆和颂扬，也有过部分文字。这里，我 所要写下的是这些精英得以依存的灵魂，是这些良心得以勃跃的血液，这些脊梁得以挺 立的大地！她们是我所熟知的中国民运人士的忠诚的妻子。
1992年，为了推动中国民运事业，民运人士熊炎和陈卫达成共识：熊焱出走海外寻 求外部支持，陈卫在国内运动。不久，陈卫被捕，熊炎远走海外。友人去安慰熊炎先 生的妻子钱立筠女士。钱立筠女士平静地说：“在中国推动民主事业，我个人认为，实现的可能不具有必然性；民主实现之后，对最初参与的个人而言，没有太多的功利价 值。他们所作的努力，但求良心的安宁。作为妻子，我所能作的惟有承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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