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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社党”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被抓的还有区委的主要干部12人。第三天上午，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集体处决这个升格为“社党杭武特委”的成员们。根据杭武县肃委会1931年6月1日编的《革命法庭》记载，这12个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岁。
滥抓滥杀的红色狂潮，冲击着闽西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引起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极大恐慌，不少的干部被迫避居山林，有的村庄的农民也集体逃离；至于红军部队当中，有的战士害怕突然间灾祸临头，相邀开小差逃走；还有些地方的干部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被迫进行武装对抗。
杭武县第三区，因为没有在讨伐傅柏翠时跟着去打北四区，从区委书记何登南、县赤卫大队直属的三大队政委陈锦玉，到一些乡苏维埃干部、赤卫队战士，共有200多人被指控为“社党”分子，拘押于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白砂镇。暂时没有被抓的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邱子庭等人，眼看着这么多的同志、战友，将要背上“社党”分子的黑锅做死鬼，大家又气又急，就扣押了专门检查肃反工作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罗寿春，强硬地逼迫他手写了释放关押在白砂镇的200多名“社党”分子。拿到条子之后，李真指挥第三大队围住了几处临时牢房，迫使守卫人员放出了这些人。
中共闽西特委在获知这一消息后，认定是一场“社党”发动的反革命暴动，立即调集红12军一个团开赴杭武第三区，消灭第三大队。5月29日，被包围的第三大队除少数人突击逃走，大部分被缴械拘捕，前几天被救出来的人也多数重新被捕。6月1日，特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对于已经归捕的‘社党’分子，应多方设法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见于《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的决议)
巨大的灾难降临了。路边的许多群众心房在颤抖，在痛苦地流血。他们闭上双眼，不愿意目睹那悲惨的一幕：李真、张纯铭等第三大队的干部，包括许多战上，被武装押送到村埂外的山脚下，从那儿传来了一阵阵枪声……
红色狂潮的猛烈荡涤，使得闽西苏区元气大伤，损失极其惨重，究竟有多少党政干部和红军官兵蒙冤而死，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才大体有了一个数字，即能够统计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牺牲者，计有6352人(见于1986年5期《党史通讯》中《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
从保留下来的历史材料中，可以看到当年“印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2月19日，在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讲道‘：“这一非常事件，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闽西团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也讲到团组织陷于瘫痪的情状：“全区30个区委中，只有1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团的组织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务，发生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新干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绪。” 、 比各级党政组织解体、涣散更为严重的是，在面临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严重敌情下，大批红军指战员在清肃运动中无辜受害，致使战斗力严重削弱。中共闽粤赣特委于1931年5月1，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红12军在这次清肃之后，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由于红军力量的削弱，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闽西的进攻，苏区的红色政权由原来的48个区，锐减到22个。
四、闽西的“肃反”受到严厉批评，“灾星”林一株受到严惩。周恩来抵闽西后，全力纠正肃“社党”的错误
7月中旬的闽西，正值盛夏炎热，中共闽粤赣特委的人事有所变更。7月8日，特委书记邓发奉调瑞金，其职务由卢德光接任。7月12日，从上海绕道香港再抵闽西的卢德光来到永定。
张鼎丞、郭滴人等人，包括下来检查工作的闽粤赣省委组织部长罗明，敏锐地意识到一种转机的到来。他们分别找卢德光，介绍苏区肃“社党”的情况。卢听了他们的反映，又到了各地察看，强烈地感觉到大规模的肃“社党”运动给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危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感到愤怒，用两天的时间向中央写出了反映闽西肃“社党”情形的报告。7月18日，卢德光主持特委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撤销肃反委员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处，以郭滴人为处长，林一株降为副处长。
随着改制的各县政治保卫局，接到了上级的通知：今后不可随意处决“社党”人犯地不可再凭审讯口供抓人，抓人须经保卫处批准。
犹如溃倒的堤坝得到了修堵，拦住了汹涌的水流，滥抓滥杀的现象得到遏制。不久，更大的转机接踵而至：8月下旬，中央给闽西发来了指示信，对闽西如此大规模地清肃“社党”，表示了非常的惊讶和不满，严厉批评闽西的肃“社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扩大化、简单的惩办主义和依靠刑讯三大错误。这是人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对闽西肃“社党”持全面否定的文件。
此时党中央对闽西肃“社党”的态度与以前大相径庭：4月4日中央在给特委的指示信中，是“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这究竞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候的中央，有一个谁在主持各苏区肃反工作的问题。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两个多月内，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旗号而上台的王明中央，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通过王明、向忠发等人，实际操纵中共党的。因此，4月4日发给闽西的指示信，带上了比立三路线还要左倾的印记。时至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有所变动，周恩来重新主管军委，情报、通讯、锄奸都归属于他。中央于8月下旬发给闽西的指示信，正是周恩来依据了卢德光的客观翔实的报告而写的。
中央的来信，使闽西苏区情况突变。9月28日，正在睡觉的林一株突被叫醒，保卫处的行动科长与4个战士出现在他面前。科长说了一句“上级决定审查你”，战士们便毫不客气地给他穿上棕绳“马甲”。同是这天晚上，原肃委会副主席罗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张丹川、劳动监察部长熊炳华等8人，分别由保卫处逮捕。
9月29日上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97号通告，宜布林一株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特委书记，张丹川、熊炳华等人均系特委成员。
又是一声炸雷落地，将军民们震得目瞪口呆：原来杯一株几个人才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社会民主党头子!难怪，这些穷凶恶极的反革命，杀害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志，还留他干什么，为许许多多冤死的同志报仇!越快越好!特委书记卢德光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将林一株等人从速正法，对于稳定肃反造成的混乱局面，安抚义愤难抑的民心，是有必要的。但是宣布林等8人为“社党”首领，同样是毫无根据的罗织罪名。地主家庭出身的林一株，个人品质恶劣，政治上野心勃勃，为要达到个人的卑鄙政治目的，利用肃反大权为非作歹，这是事实，但给他戴上那样的罪名，却是错误的做法。其实，他哪里又是什么“社党”的特委书记呢?
处决林一株，并不标志着闽西苏区肃“社党”的运动彻底结束。在各县的政治保卫局，还关押着不少的“嫌疑犯”，等待处置。另外，对于这场死了那么多人的政治运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说法?如何做好善后工作，这些问题都摆在那儿。卢德光与张鼎丞、郭滴人等人，为此多次计议过，打算开完全苏“一大”再说。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张鼎丞和郭滴人都是代表。会议结束的翌日上午，两人结伴来到沙洲坝元太屋，看望已经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由红军总政委出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见到闽西苏区地方党的两位领导人，非常兴奋，拉住两人的手问长问短。话没有说多久，毛主席将心中挂记已久的事提出来：“听说闽西的肃‘社党’搞得蛮厉害，现在是怎么个样子?”
张鼎丞、郭滴人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来向毛泽东讨教的，不由地向他详细诉说起来。
毛泽东听完张、郭的感情沉痛的汇报，不由地神色黯然，喟然长叹，沉声而道：“太可怕了，这样地搞，不等敌人来打，我们自己就要垮台的。这样所谓的斗争要立刻停止，马上放出那些还在关押的人!”随后，毛泽东问起傅柏翠的情况，并说：“像他这样的同志，应该团结，尊重，决不能往外推，他留在闽西，作用会更大的，可惜呀!”
在临别之前，毛泽东批了500元银洋给闽西，用于善后工作，抚恤被害同志的家属。
张鼎丞、郭滴人回到闽西后，在特委的支持下，以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下发文件，指示各县的政治保卫局，五条件地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社党”嫌疑分子，坚决停止抓人。各级苏维埃政权要对被害人员的家属予以抚慰，挤出财力加以抚恤。随后，特委与闽西苏维埃政府联合组织了6个工作组，来到各县督察这项工作。
闽西苏区对肃“社党”严重失误的自我纠偏，很快地得到了一位“中央大员”――前来就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
周恩来是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的，于12月18日到达长汀。一路上，他与沿途护送的人员谈话，与驻地干部交谈，了解到闽西肃“社党”的情况，刘闽西肃反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及严重后果十分愤慨、焦虑。12月18日在长汀住下来的晚上，他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急信。信中写道：“我进入苏区虽只3日，但沿途所经，已见闽西在解决社会党问题上，造成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信中尖锐地指出：“闽西的肃反有许多的失误，靠的是刑讯逼供，他们处理的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过之无不及。”周恩来在信中讲道：“目前问题已很严重，建议中央作一有力决议指示此间，以便尽快处理这一事件。”
周恩来的“伍豪自中区来信”，转到了中央。中央政治局在经过研究之后，专门针对性地发出了指示信，对闽西苏区肃“社党”的严重失误，再次作了严正批评，指出：“这种错误在闽西苏区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现象，若不及早纠正，闽西苏区的发展与巩固是绝对不可能的。……闽西肃‘社党’严重失误，在于肃社党的斗争不但没有造成广大工农兵群众对于社党的仇恨，对于共产党的热烈拥护，而且反使群众惧怕共产党，使群众对共产党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从而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这种错误的继续存在，要求闽西党组织立刻同肃反中的严重错误作最坚决的斗争，最彻底地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上，检讨在肃反问题上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
1932年2月下旬，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汀县城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闽西肃“社党”的指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沉痛地承认“省委在指导肃‘社党’中犯了重大的指导性错误。没有从阶级力量的刘比上来观察‘社党’，夸大了‘社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几年来在土地革命中的力量。这就发生了唯心的推测，和肃反中心论，甚至对党员对群众都不敢相信。(见于《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1932年3月14日)
至此，曾在闽西苏区汹涌澎湃的红色狂潮，被彻底遏制住了。其后，随着对这一事件展开的各种调查证明：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闽西苏区根本不存在，纯系子虚乌有!乃是一场完全错误的旷世冤案!
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林一株，到底难逃罪恶。在他被捕的第3天，被插上了“社党”万恶分子的字牌，押到野外伏法。与之毙命刑场的还有罗寿春、张丹川等8人。他们是背着同一罪名赴黄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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