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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盛
一
从巴黎来的长途，径直挂到了我在哈佛的办公室，“弗朗索瓦·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要在中国出版，我们想请你为中文本作序，你是合适的人选”。
我几乎是不加思索地立即答应了，不仅是因为这通电话听起来颇为受用，更主要的是巴黎那些朋友们的知根知底：一份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报告是这些年来令我牵魂动心的学术计划，更何况弗朗索瓦·傅勒是当今世界研究法国大革命最负盛名的学者，为他的书作序，不只是荣幸，更是一份责任。
弗朗索瓦·傅勒，生于1927，卒于1997，卓越的学者和思想家，他的一生享誉无数。前不久，他被评为法兰西学院“不朽的四十位学者”之一。他担任过高等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托克维尔研究专家等等，他的学术影响远远超越了法国，遍及世界，芝加哥大学聘他为“社会思想”教授，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的院士，是哈佛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的名誉博士，等等。这些荣誉归功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成就，在这个领域，他几乎是无可替代的巨人，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耐丹·塔可夫认为“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负责任地复活了法国的自由思想”。《思考法国大革命》这本书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
在最近二百年的人类历史中，法国大革命无疑是最重大的事件，其影响之广大久远，分歧之尖锐激烈，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相比的，无论在日常社会，还是在学术领域，它都在持续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激动着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即使在美国这样以新教为基本精神的国家也不例外，毛姆说“法国人死了，灵魂上天堂；美国人死了，灵魂到巴黎”；今天，当你坐在纽约曼哈顿岛前端的海堤上，眺望远处的自由女神，依然可以感受大西洋彼岸吹来的自由的风。在大学里，讨论法国大革命的文章、专著、博士论文汉牛充栋，在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领域中，试图绕开法国革命来讨论现代问题，是断无可能的，它成为必须面对的基本背景，不管你是否直接研究法国革命；连罗尔斯这样的学者也得处理法国革命展现的基本问题。甚至在儒家传统的中国，因为近百年来的变迁和革命，法国大革命也开始成为人们的时尚话题，一些思想的精灵振动着想象的翅膀，从中国飞舞到法国，企图用那付很写意的羽翼把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串连起来，创作一本关于革命的连环画。可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段中，法国大革命都仍然是关于现代性、现代政治最重要的话题，它所包含的问题意识和思想空间会伴随历史的进程不断地展示出新的意味、新的课题。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可能格外重要，作为后起的现代国家，同时又拥有深厚的文化资源，如何建设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如何理解现代性的真正含义？如何创建可以保证现代性持续和健康发展的有效机制？在所有这些方面，法国大革命呈现的经验教训都是不可逾越的重要参照，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个意义上，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的中文版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注意到最近十几年来，英、美的政治学说，在中国政治学界占了压倒性的影响，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学术资源主要都来源于英语世界，无论是苏格兰启蒙学派，还是美国功利主义政治实践；无论是社群主义，还是文化主义政治学；这些学术流派构成了中国当代讨论现代性的话语前提，法国的学术思想除了所谓后现代主义被不恰当地放在文学评论领域中引介以外，很少见于政治学的讨论。这种主观性的偏爱当然是有原因的，但无论如何是不健康的。傅勒的这本书可以提供一个法语世界的学术线索，丰富我们的学术谱系，在思考现代性时增加一个必要的参考向度。我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曾经受到傅勒的观点的很多影响，尤其是以法国革命的典范考虑中国问题的时候，他给我的启发是相当重要的。因此，分享心得，或许是推介这本书的比较好的途径。
中国现代性寻找的过程是个非常感人的当代故事，它的每一个片断都无比生动，令人震惊。它是那样执着地寻找现代性，近乎疯狂地渴望现代化，象一个多情的恋人，几乎和西方的每一种现代化都有一段真诚的苦恋，然而，这个不幸的情人却一再地失恋，一再地被拒绝，现代化始终是一个不能相拥的梦中王子，即使是那个长着一脸胡子的马克思和它的巴黎公社的伙伴们，留给中国的也是五味杂陈的复杂体会。可是这并不妨碍中国人在每一次挫折后都能重整旗鼓、继续寻求。汉学家费正清说：这是一个不折不挠的令人感动的真正的人的故事。当我前往巴黎时，伴随我的就是这份惆怅，以及与这惆怅相关的困惑，那个法国革命所开创的现代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国走向现代性的步伐如此蹒跚坎坷？中国在理解法国经验的时候是不是存在原则上的失误？
1992年，我到巴黎。此时年距1789年法国革命的“攻占巴士底”和其后的“联盟节”二百有三，而为今人非议最烈的1793年的“雅各宾专政”在二百年前尚未揭幕，这两个年份是法国大革命史中最重要的时标。换言之，世界性的纪念法国革命二百周年正当其时，巴黎理所当然地是纪念、回顾、反思的中心，而那遥远东方的1989则给这个二百年的庆典平添了一个意味复杂的注脚。现代政治两个最重要的价值“自由”和“平等”被还原到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背景中重新思考，为它背书的却不仅仅只是法国革命的是非曲折，而是其后二百年来现代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纷纷扬扬的利弊得失。在一种后设史学的立场上，经由自由和平等的不同向度，彼此歧义水火不容的政治实践居然都把自己身世起源的认同落实在法国大革命的辉煌记忆中。而正因为如此，法国大革命又成了这样一个怪物：它看起来是个整体，可是它的不同部分却能相互搏击，执着于自由或着平等的不同立场，可以撕下他所厌恶憎恨的法国大革命中不属于他的那一部分，攻讦诋毁；而对他能皈依膺服的那一部分奉若神明，称颂不已。
在历史的长河中，二百年是个不算长的时间，可是对于风化法国大革命却已经足够了，法国大革命被思想的风沙催化成一个个碎片，飘舞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空间里，形成了我们时代的光怪陆离的法国大革命史学。而且这些法国革命的碎片还被赋予了思想的魔力，人们挥舞耍弄着，振振有辞地诠释着与那些法国革命并不直接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今天的事件。这是一个后设史学的恶性循环，从后来的事件出发，寻找一个法国革命的理由；再把这个理由建构成一套诠释性话语，用以剪裁今天的故事，端出一个象模象样的有法国依据的理论叙事，津津乐道地享受一道精神的法国大餐，尽管那精神大餐的思想原料实在是与法国风马牛不相干的。这个做法，不仅把法国革命的研究搞得面目全非，同时，也使一些现代事件的解释穿凿附会、扭曲差强，疏漏了种种现实的原因，如同《红楼梦》所言，你不说，我还清楚，你一说，反到糊涂了。我并不在一般的意义上反对后设史学，研究历史，弄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人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智慧，更有远见，这本身就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意义。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任由主观意志扭曲历史，编造满足自己需要的所谓历史经验。这是不健康的，可却是一些“江湖史学家”经常使用的方法。因为这些原因，历史事件越是久远，对它的研究，看起来也就越象是对以往的人为偏见的纠正厘清。何况是法国大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每一个阶段中充满了各种观点、派别的尖锐对立，在不同的阶段上又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它内部的纷繁事变和目标频换，提供了在某个片断上漫画法国大革命的可能，但是，仅仅从这种可能发展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理论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事实上，这就是傅勒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如何从各种相互径廷的法国革命史学研究中，重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基本观念，这决不是一个史料学的工作，无论你发现多少新的史料，对于傅勒的工作或许会小有补益，但不会有任何决定性的影响，他要做的是把法国革命理解为一个整体性的事件，在这个整体的内部对各种变化作出既合乎事实又逻辑的解释，这里所说的逻辑，不是那种语言学意义上的逻辑，而是事件由于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社会需求、社会理想而导致的某个演变方向，因此，这基本上是一个有历史意味的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的工作，但是，它是严格地在历史学的意义上开展的。
二
傅勒的这本书读起来并不容易，其困难并不在于它的文字，严谨的学术著作文字往往龃牙拗口，令人费解，相反，这本书的文字因为中文译者的努力，相当平朴流畅、清新易懂；其困难主要在于他所运用的历史研究方法。他不是用直陈的方式阐明他对法国革命的观点和立场，而是相当精细地对那些颇有影响的研究法国革命的成果进行辨析，他的观点隐藏在那些左右辨难反复推敲的拆解和分析中。事实上，这还不仅仅只是一套方法，它更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学术立场，尤其是在当代法国学术界中，这已经是相当普遍的趋向。在史学中，历史研究不再是一个既定意志的展开，因此也不是用理性观念建构历史，而是把历史还原为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过程。由理性主义宰制的历史研究观念已经被驱逐了，企图用一两个象征事件来代替复杂性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学术典范的转移早已开始，只是我们对它不够敏感而已。今年早春，我在广州曾经作过一个学术讲演，讨论哲学典范的转变，引起比较热烈的探讨。傅勒这本书的学术方法正是我所推荐的脉络主义的具体演示。我们切切不要对“解构观念的暴力”掉以轻心，它的意义决不仅仅是所谓后现代主义中的一支流派，从海德格提倡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倾听“存在”的声音，到福柯的谱系学理论，理性主义的晚钟暮鼓就已经敲响，就学术领域而言，理性主义主导的“技术化”时代正在过去。
以观念的“技术化”的立场看法国大革命，事实上，只是一种纪念性的自我叙事，法国大革命只是为了证明某些特殊自我存在和意义的一个“说词”，尤其是把法国大革命和一个物质化的现代化追求联系起来，它就形成了一些颇有争议也很有影响的观点：例如，夸大了英美的民主政治与法国革命的政治理想的区别，把英美民主当作现代典范，忽视法国革命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响；例如，突出法国革命中的“革命”，因此，把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连成一条历史线索，检讨当代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例如，因为突出“革命”，所以“雅各宾专政”成了法国革命最重要的象征事件，而雅各宾时代血雨腥风的“公安”专政被当作“暴民专政”，因此，法国革命的反思成了警告“暴民专政”的必修课；例如，因为卢梭倡导自由平等被路易十六驱逐国外，在法国启蒙时代有很大影响，而罗伯斯比尔的所作所为需要一个精神思想的源泉，因此卢梭就必须为罗伯斯比尔负责，卢梭也必须为法国革命种种负面的暴行负责，卢梭必须承担发动一切现代革命和现代暴行的原罪，在中国有人从卢梭推理毛泽东，在国外有人宣称卢梭同样必须对希特勒和纳粹背书；例如，更进一步，卢梭主张道德理想的政治，既然如此，那道德理想也难辞其咎，一切从道德理想出发的政治都可能危害民主，成为暴政，因此，民主被理所当然地看成了一个完全不带情感的程序。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不只是出现在当代中国，其实，在国外学界早已是屡见不鲜，只是中国的当代困境和文革反思的特殊背景，把这些观点病态地夸张膨胀，扭曲成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典看法，造成了不切实际的影响。我希望傅勒的这本书能够帮助人们纯清这些片面的不实之词，给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提供一个健康的学术方向。傅勒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必须打破这种纪念性史学的恶性循环。在我这代人当中，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影响下，这种东西曾经长期时髦，总是强调历史植根于它自己的时代、它的选择或它的规定性。拿这些招眼的玩意儿一炒再炒，虽然有益于抵制‘客观性’的实证主义幻想，却极有可能没完没了地助长党派信仰和昏暗的论战。在我看来，大革命史学中充塞的精神惰性和令人敬畏的嚼舌头更甚于政治意识形态。我想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必须去掉它给后人留下的常识意义，还它以同样是历史学家应具备的一样首要东西，即知识上的好奇心和非功利的历史知识活动。再说，两个世纪以来使我们社会的论争持续不断的政治信仰总有一天也会让人大有意外之感，就象我们今天回头去看15世纪到17世纪之间的宗教冲突那样，既感慨于无穷无尽的变化，也感慨于无穷无尽的暴力。现代政治场域本身，如法国大革命所构成的那样，或许将来也会显得象是另一个时代的解释系统和心理投资的吧”。在傅勒这个思路下，我想就上面提到的那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议性问题作一个简要的回答，作为一个“解释系统和心理投资”的法国革命研究的尝试。
批评法国大革命的人，一般都会突出英美的政治经验，强调英美的自由主义的选民政治，来批评法国革命对“自由”的“伤害”，把英美和法国看作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典范，进而看作两种完全不同的现代性，当然，在他们的视野中，英美的现代性是比法国的现代性更好更合理的现代性选择。这是不值得见怪的，尤其是今天，普遍的功利主义趣味主宰了现代性的基本标准，拜膜英美的政治经验，据为经典，广为推崇，事实上是个必然的结果。但是，这是个肤浅的看法，因为夸大了二者的对立，使得民主政治和现代性一些基本但却是深刻的精髓被轻率的遗忘了。在一个现代政治的“解释系统”和现代化的“心理投资”角度，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同一性要远大于他们的区别。十七世纪的欧洲各国，事实上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典型时代，日常生活并不算穷困，统治者与下层社会的矛盾没有激化到改朝换代，政治上相对开明，民间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各国王室几乎都在进行不紧不慢的各种程度不同的改革，这种状况甚至使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其实是路易十六改革的继续和必然结果。看起来，革命并不是必须的，可是，为什么它却出现了，而且席卷了整个欧洲？这是因为从文艺复兴以来，有一个新的因素日益成长起来，使得原来的权力秩序逐渐失去了它的古老的基础。这个因素就是“社会”。在法国革命以前，国家从来都是君主的国家、国王的国家，路易十四可以大言不惭而无人质疑地宣称“朕即国家”。曾几何时，蜇服在王权华盖之下的社会，开始苏醒，并且迅速地成长起来，人际关系日益复杂、横向组织越来越多，国王的国家已经无法全面地包容整个社会了，“国家”和“社会”的对立成了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危机。国家到了必须重新定义的时代，社会需要自己的权力，权力的危机使得整个欧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欧洲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谈论权力的问题，自由和平等是在权力的意义下提出的。这是共同的问题，因此，欧洲的启蒙并没有民族主义色彩，寻找自由和平等的新型权力的人们亲如一家，国家对他们来说，是需要共同对付的敌人。美国也一样，美国早期的民主思想家们，此时此刻，都在欧洲接受启蒙的熏陶、革命前夜的洗礼。当华盛顿总统要制定美国宪法时，是从巴黎请回了杰弗逊和他的同伴，他们带回了法国关于自由、人权、平等的理念；同样，他们起草的“独立宣言”，不久又传回法国，成为法国“人权宣言”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英国虽然在后来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反法国大革命的学者、政治家，但是，不要忘了，差不多早在法国大革命一个世纪前，那个砍掉了英王查理一世脑袋的摄政王克伦威尔就已经打出了“主权在民”的旗号，这对法国的思想家们和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如果想要理解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而不是仅仅拿法国大革命为自己的观点作个注脚，首先应当了解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所面对的真正课题，同时也就是当时欧洲所面对的共同课题，只有了解了这个共同性，具体的区别才能显示实际的意义。
我不否认英法之间是有区别，就法国大革命而言，真正的区别在于，为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对问题交出的答卷在历史的舞台上具有普适的意义，而不是英国更早时的革命？傅勒有颇为精彩的解答：“由于坚守基督教的欧洲，政治行动理论如马基雅弗利···或关于社会制度历史起源的学究式讨论，从十七世纪就大行其道了。英国革命的例子显示，在集体动员和集体行动方面，精神的基本参照始终还是宗教的。法国人在18世纪末开创的并不是作为世俗化领域且有别于批判性反思的政治，而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民主政治”，“1789年的秘密，它所传达的信息以及它的辉煌，就在于这个尚无先例的发明。它必将得到广泛的传承。在相距一个世纪之后，在使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接近的所有特征中，之所以没有一个特征足以确保前者拥有后者出现在历史舞台后扮演的那种普适范例的作用，那是因为克伦威尔的共和制依然被宗教性包裹着，并且由于回归源头而僵化了，缺少使罗伯斯比尔的语言变成新时代的预言的那种东西：民主政治成为人类和各民族命运的仲裁官”！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法国大革命的阵痛，分娩出一个巨大的产儿，它的降临使我们可以自豪地以“现代社会”来命名从此往后的社会，这个新生儿的名字叫做“现代民主政治”。因为它的出现，政治权力被脱胎换骨，从王室的深墙后院走到了人民中间，人民成为政治权力唯一的源泉，这是民主政治的实质，也是法国革命最重大的贡献，并且，请记住，这是法国革命的贡献，而不是英国的贡献。英国不仅在克伦威尔时代没有理解权力的真正源泉是人民，克伦威尔眼中的人民只是特殊身份的教民，他甚至仅仅因为教派的不同，拒绝天主教徒参加对王权的讨伐；就是在“光荣革命”中，在社会权力的理解上，也仍然保留着王室对权力的象征性垄断。当然英国对现代民主也有贡献，关于选民政治，关于程序政治，这些都是现代民主的基本方面，但是，这仍然不同于法国革命的意义，法国革命使民主政治成为一个基本的政治信仰，人民才是权力最基本也最合法的拥有者，这是古代政治向现代转变最重要的分水岭，没有这个根本的权力属性的规定，程序政治也会成为迫害人民的工具，成为民主的敌人。
那些以英美政治经验来批评法国革命的人，一个强有力的批判角度就是以英美选民政治体现的程序政治原则来质疑法国革命的“人民主权”观念。事实上，我并不认为程序政治和人民主权真有那么尖锐的对立，它们作为权力属性和权力运作方式本来是一个统一结构。但是人为地把这两个方面看作两个不同的典范以建构现代民主，这就有了必须重视它的充分理由。还是回到人们习惯引经据典的英国经验，我绝对相信，隐藏在“民主政治”背后那个王室的暗淡的影子，在它自身的意义上已无任何可能威胁民主政治的存在；但是，这个阴影的存在却有另一种象征意味，说明了民主权力仍然存在着不完全座落在“人民主权”上的可能。程序应当是“人民主权”的表现方式，但也可能脱离权力规定的约束，展现程序的自我意志，异化成人民权力之外的另一种权威，我把它称为“民主的异化”。时下学术界一部分人对程序政治的推崇迷恋，把程序当作民主政治唯一不可质疑的原则，这种程序的拜物教倾向，正说明了程序越出权力约束的危险。有一点是不错的，这种突出程序优先的倾向的确是更多的体现在英美的政治实践中。美国政治学家熊彼特就认为，民主的根本就是选举政治，就是多数机制。但是，我们知道，民主经由法国大革命获得了一整套基本价值，民主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这些价值之上的，程序是关于政治的“技术”，而技术是由人来运用的，民主政治的程序运用是为了更好地保证民主价值的实现。但是，现在我们的确看到在法制的名义下“犯法”，在程序的庇护下，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只要合乎程序，无论多么暴富、无论多么赤贫，都可以心安理得，程序事实上保护了贫富差别的日益扩大。以哈佛为例，它是美国民主思想的大本营，哈佛员工的平均工资在年薪三万五千美元左右，但是，哈佛资产管理人的年薪却是三千六百万，整整差一千倍，而且，麻烦在于，如果你不雇他，有的是地方抢着要，这不只是学校的问题，而是社会的基本状况。民主社会的程序从来不质疑这种状况的合理性，相反，那些拥享高薪的人们可以毫无愧意振振有辞地认为他是严格遵守这个社会的一切程序，这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的民主政治？假如，我们把程序严格地限定在民主的基本价值之下，那么，当程序不能充分反映价值，甚至抵牾、破坏价值实现，那就必须改造这个程序，使它符合民主的要求。哈佛所在的剑桥市就在尝试改造一人一票的选举的程序政治，按照一人一票，弱势群体基本不可能出现在任何政府机构，现在，剑桥的选举实行一人五票，可以把五票集中给一个人，也可以分散给不同的候选人，这就改变了原来意义的多数机制，使得弱势群体有可能进入政府权力。这种改造的动立就来源于对民主基本价值的信仰。如果你是个工具理性主义者，那当然会把所谓程序看作唯一至上的原则，遗憾的是，从韦伯晚年对“铁笼”的恐惧到今天，工具理性造成的迷失，已经是当代反思的基本点。民主价值如何充分实现，仅仅靠程序是断断不够的，以所谓英美的程序优先来苛评法国大革命，可能消解的正是法国大革命发现的民主的基本价值，这是相当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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