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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
目录
1、马克思反对文化专制主义
2、“三权分立”是中国的发明
3、“以人为本”的严重考验
[按]马克思尽管是共产党专制主义的创始人，但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反对专制主义的，尤其是他们的早期，反对旧式专制主义相当激烈。马克思曾经写过一系列文章来批判文化和思想专制主义，批判书报检查制度。对马克思的这一面，共产党人早就忘了。现在林老重提这一点，有助于对照中共的文化和思想专制。马克思恩格斯如果看到这些后代共产党子孙及其作为，一定会感到愤怒和后悔，成为异议人士。许多异议人士，包括笔者，出于认识和策略等各种原因，开始时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来反对共产党的，后来深挖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才触及、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
现在的中共领导，以及某些表面上相反的“异议人士”、实际上以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搞民族虚无主义，把共产党的罪责归罪于民族文化，客观上为共产党解脱罪责的那些人，往往不知道西方的许多思想和制度，其实往往是西方启蒙运动的学者从中国学去的，或者以中国经验为榜样启发创造出来的。例如西方的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反对封建贵族血统继承制度的官员考核和选拔思想，反对中世纪宗教专制的政教分离思想，权力分立和监督的思想，监察制度，反对农奴制度、农奴经济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等等，都学习、吸收或参考了当时的中国及其长处。中国后来显得很落后的科举制度等等，对于当时的西方却是先进的，当时曾经被西方启蒙学者当作学习榜样。可以说，中国文明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其间有马可。波罗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巨大功勋。西方学者提倡人文主义和自由民主，参照中国，创造西方独特先进的民主制度，经过三五百年，超过了中国。中国却仍然停留在君主专制及其变种的社会。现在重提这些东西，有助于驳斥那种这些西方政治制度不适用于中国的谬论。外国人学习中国的东西，结果做得比中国好，我们现在去把它搬回来，这有什么不可以？
——徐水良2004-12-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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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反对文化专制主义
据传，有的领导人杀气腾腾的抨击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政治问题一旦出现，就要严厉打击”。
他还谴责前苏联领导人“背离乃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等等。
起先，我不相信，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曾经寄以良好期望的领导人会讲出多年没有听到的“文革”语言。近来，中共中央宣传部规定了20几个“不准”，湖南长沙市国安局跨省拘捕了著名的网络作家师涛，北京市安全部门打击了更著名的作家刘晓波和余杰。看来，新一轮的大倒退，大镇压可能开始了。我才觉得我又犯了过分善良天真的错误。既然给人戴上了背叛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帽子，我就只好请马克思出来说话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宗名义第一篇就是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那篇文章很长，我只摘引其中几段主要内容。
马克思引证了书报检查令中这样一条规定：
“但是对政府措施所发表的见解，其倾向首先必须是善意的，而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
马克思驳斥这条规定说：“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可是，在某一机关自诩国家的理性和道德的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和人民根本对立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方式就是普通而标准的思想方式的政府中，执政党的龌龊的良心却捏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处罚思想方式，其实这种思想方式只是政府官员的思想方式。怎样才能使这种法律付诸实施呢？这要通过一种比法律本身更令人痛恨的工具—侦探。”
马克思还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文化专制主义对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所造成的毁灭性的伤害。他说：“我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究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它无论照耀着多少个体，它无论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支黑色的花朵。”
最后，马克思警告说：“如果一个专制国家想表现得忠诚，那它就会自取灭亡，每一点都会遭到同样的压制，并会显示出同样的反抗来。最高书报检查也要遭到检查。”
（以上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一版第一篇）
我为什么要连篇累牍地摘录马克思的言论，因为现在那些强化文化专制的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我不得不把他们的言行同马克思的思想作一番对照。
还需要追记一笔。1979年初，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同志，在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向大家推荐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他朗诵了其中的几段文字，并且说：“大家看马克思讲得多么好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第一篇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耀邦当场表示：“我们不搞审查，我们提倡文责自负，至于错误怎么究？大家可以讨论，我看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要作家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去解决。”赵紫阳同志继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再次宣布不搞书报审查。在胡耀邦和赵紫阳手里，没有抓一个政治犯、思想犯，没有批判一个持有不同意见的公民。当时抓政治犯和批判学术文化界某些人士，都是别人越过他们去干的。
为什么现在一些宣传文化官员把马克思的思想，把实行正确路线的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的正确指示和规定都丢到九宵云外去了呢？毛泽东说过：“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这句话现在非常适时，非常有用，应该作为某些领导人的座右铭。
这篇短文很可能遭到“文化特务”们的封锁和打压，让他们进一步暴露自己吧，他们如果封锁和打压马克思的思想，还有什么资格再打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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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立”是中国的发明
九十高龄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家任仲夷老人，在接受《同州共进》前主编肖蔚彬访问时，提出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三权分立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的打压，肖蔚彬被撤消了《同州共进》主编的职务，任老和吴南生愤而辞去《同州共进》顾问的职务。
那些打压任仲彝言论自由，打压《同州共进》出版自由的违宪违法的领导人，大概以为“三权分立”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不仅不能实行，也不能说不能写。这些人大概只知道法国的孟德斯鸠提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根本不知道，这种思想和制度的源流在中国，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优良传统。
依据周礼，西周王朝的最高官员，就是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号称三公，就是行政，司法军事三权分立。。到了西汉，实行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三权分立。。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御史大夫行使监察权，位高权重，又称“掌副丞相”，另有廷尉，是最高司法长官。
请注意：监察御史制度和考试选官制度，都是中国的发明，西方国家后来学习了中国的制度，这是“中化”，不是“西化”。
盛唐的官制更加完善，不是三权分立，而是四权分立。。唐朝中央政府设置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御史台。尚书省总理国家庶政。由左右仆射统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承旨制订法令和诏书，是立法机关。。门下省掌管出纳帝命，赞相礼仪，相当于秘书长。。御史台，长官是御史大夫，其品位与三省长官相同。。御史台统率三院，即台院，掌管纠察中央政府百官，并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判刑狱大案；殿院，设殿中侍御史，掌管朝廷供奉，肃正朝仪，并对皇帝进谏；察院，设监察御史，掌管巡察州县，其具体任务是（1）察官员善恶，（2）察户口流散，籍帐隐瞒，（3）察农桑不勤，仓库损耗，（4）察妖猾盗贼，为公私之害，（5）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应时用者，也就是搜求人才；（6）察黠吏豪宗兼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也就是检察豪强酷吏兼并土地，欺压良民，平反冤案。
唐太宗贞观三年还建立了三省驳议与合议制度。所谓驳议制度，即国家大事，由中书省起草法令诏旨，交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认为不妥，可以涂改发还，谓之“涂归”，再经过中书令审阅。
黄门侍朗驳正，由皇帝批准后，交尚书省执行。一个法令诏书，要经过多次的反复检讨，才能定案。。所谓合议制，就是遇到国家大事，由三省长官会议于政事堂，共商对策。这种三省驳议制与合议制，既互相监督又互相合作，能够收到相反相成的效果，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政治制度。
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治国经验的国家。西方现行的“三权分立”和监察制度、文官制度，都吸取了中国的优良传统。可是，有些人既不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又不懂西方的政治文明，一听到“三权分立”，就盲目地加以排拒。，可笑亦复可悲！
还有，任仲夷老人所提的建议，不仅是为国为民，也是为了改善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有些新贵“一阔脸就变”，“得志便猖狂”，竟然违法压制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的言论自由，实在令人愤慨！令人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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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严重考验
今年10月以来，国内一大批大中城市的工人、市民为了维护自己受到严重侵犯的生存权工作权、劳动报酬权和社会保障权，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集体维权活动，其中有几起发展成为骚动。
与此同时，安全事故接二连三地频繁发生。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12月14日披露：“今年10月和11月份，全国接连发生了六起特别重大事故，共造成509人死亡。。这六起事故是，10月14日广西钦州市浦北县长岭烟花爆竹厂发生爆炸事故，死亡37人。10月20日河南郑州煤业集团大平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148人。11月11日，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新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33人。11月20日河北邢台沙河市一铁矿发生火灾事故，死亡70人。11月21日东方航空公司云南公司一架执行包头至上海航班任务的飞机发生空难，造成55人死亡。11月28日陕西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和失踪166人。除此以外，12月12日贵州思南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死伤人数不明。12月13日湖南湘潭县谭家山煤矿发生井下火灾，18名矿工死亡。12月14日重庆永川市石马门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记者发稿时，有2人失踪，6人死亡。
如此连续集中大量死人的严重安全事故，如果发生在外国，必然震动朝野，引起全民哀悼和中央政府的紧急行动。可是在中国，虽然执政党和政府一再标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并且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总纲，可是，对于大量安全灾难，至今只见国家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和有关的地方政府在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全体会议没有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提出治标治本的紧急措施和长期政策，并且厉行已有立法的问责制，也没有在首都和事故发生地区降半旗，表示全国全民的哀悼。这样的态度，难道符合“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吗？
必须指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在中国初步实现经济上繁荣富强的成果中，付出努力和牺牲最大的是城乡劳动者，付出贡献最大的是劳动报酬很低、劳动强度和风险很大、创造的价值很高的城乡劳动者。没有这些勤劳、智慧、廉价、高效的劳动者，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现在的城乡劳动者是中国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劳动权、劳动报酬权、劳动保护权、医疗保健权、本人和子女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以至生命权都乏应有的保障。“吃水不忘打井人”。我建议执政党和政府召开专门的会议，通过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对劳动者的侵权事件和死伤事故，讨论谁是共产党和共和国的主人翁和群众基础服务对象的问题，讨论如何保障中国劳动者的权利，然后通过立法和执法，加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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