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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女士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披露了一个革命家庭触目惊心的“内幕”。作者的父亲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前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母亲是抗战时期延安有名的四大美人之一的范元甄。毛泽东有一次散步突与“美女”狭路相逢，毛以少有的绅士风度退让一旁道路以目，直呼其名请小范先行。此前，“英雄”“美女”并不相识。足见范在当时延安的知名度甚高，颇有时下所谓的“明星效应”。李南央女士以一种客观公允的眼光对上辈进行了多角度的描述，在剖析母亲不可理喻的种种失常时，也每每流露出促其自省的良好愿望。这种“审母意识”在向来缺乏反思精神的国度，显得弥足珍贵。
作为一个妻子，范元甄在丈夫罹难时落井下石，在丈夫脱难后恶言讥刺。李锐那些致命“攻击”毛泽东的“闺房私语”都是源于范的亲自揭发；李复出后升格为中央委员东山再起，范大不服气。以为自己踩在脚下的一堆“烂狗屎”，居然变成“咸鱼翻身”的“香馍馍”，不免切齿痛恨，扬言不惜一切手段要把李锐搞垮，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种狠，这种毒，让人胆战心惊。”另外，作为母亲，范元甄对自己的孩子只有打骂没有关爱。李南央在日记里流露出缺乏母爱的苦恼，被范发现。她粗暴地说：“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其次，作为一个晚辈把长辈据之门外。李锐的母亲青年守寡，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送入大学，待儿子身居高位事业有成日，想来和儿子同住一段，范说她是一个“地主婆”，坚不接纳。李锐（是老人的独子）只好叫秘书将自己的老母安排在招待所。
范的眼里没有家庭、父母、子女、丈夫，只有革命、阶级、成份、领袖。四人帮垮台后，家人一起议论时局，均对华国峰的“凡是论”颇为反感。在看一次华头露脸的电视转播时，李南央一不小心说出“老华”如何如何……范当即变了脸，声色俱厉地说“：你怎么能管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叫老华？！你简直反动得不成样子……”。有一次，李南央带着女儿从美国回来看望母亲。老境寂寞的范居然给外孙送了件礼物怀表（对向恶亲情的范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异常的举动）──上面有毛泽东的“圣像”。在美国长大的外孙却说不知道毛泽东是谁。这下可闯了大祸。果然，范开始声嘶力竭地大发雷霆，最后，一个衰弱老人暴发出身上难以想象的力量揪打自己的女儿，上演了一出“全武行”，由“批判的武器”转为“武器的批判”，并大骂女儿和外孙是“美国狗”。
范元甄反常的暴虐举动，是一个人的人格缺陷造成的心智失常，还是她们那一代人身上或明或暗的普遍性倾向？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闻说斯大林同志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曾风靡中国的苏联小说，某种意义上演示了“特殊材料”的煅造过程。冬妮娅式的温情被投入烈焰熊熊的革命大溶炉，烧得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是保尔·柯察金一样的冷硬尖利的钢锭。他们从设计精密的流水线上以同样的模式批量出炉。革命需要的是铺路的石子和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个人情感和个人权利这些私人的领地，在革命性的“公共领域”里，天生就是“非法的”，不具有存在的理由，是必须从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清除的“精神垃圾”。红军时代的入党誓词这样写道“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牺牲个人”是炼制特殊材料的首要条件，“投身革命即为家”。赵无眠先生在《百年功过》里说：“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指抛弃自己的土地等私产）还不止于此。不要说个人财产，就连骨肉至亲都可以舍弃。战争年代，把刚刚出生的婴儿送给当地的农民，这在高层共产党人中是非常普遍的。陶铸的妻子曾志，同前夫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儿子生下来才四十天和十三天便送了人，一个儿子由党出面卖了一百块大洋以筹措急需的组织经费。江西苏区时，国民党曾派人游说、策反共产党将领，其中就有红军军长黄公略的一个异母哥哥和一个叔父，黄公略当即报告毛泽东、朱德，把他们都杀了。共产党由如此‘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组成，任何政治对手都不能不败下阵来”。
牺牲个人就意味着打破维系人伦的伦理规则和人性基石，做到呵佛骂祖，六亲不认。兄弟相残，朋友成仇，妻儿遭弃，这一切在常人眼中的人间惨剧，对职业革命者来说都是通向光明未来的必修课。徐向前的妻子在红四方面军肃反的时候被杀掉，作为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连问都没问一下。毛泽东和扬开慧的儿子一度沦落街头，倍受折磨，虽然最终演绎了一段“从乞丐到王子”的童话传说，但一个神智不清需要精神病院的大夫照顾，一个却重演了杜甫式的“新婚别”，成为战场上的异国游魂（毛对其两个儿子命运的夫子自道是：一个疯了。一个打死了）。在此，我想举两个著名的案例来进一步诠释“牺牲个人”的革命者身上冷血的“硬伤”。
一个有名的案例是诗人殷夫的故事。他留在人们记忆里的不是文人的面孔，而是作为左联（当年中共统管白区文人的“党支部”）五烈士之一的革命者造型，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洒下了“前驱者”的血。他曾经是个温婉的诗人，写下过如此忧郁又不失清新的词句：“秋月的深夜，没有虫声搅破寂寞，便悲哀也难和我亲进”；“春给我一片嫩绿的叶，我反复地寻求着诗意”；“我有一个希望，戴着诗意的花圈，美丽又庄朴，在灵府的首座”。这个不断寻找着“诗意”的敏感脆弱的心灵，这个在婉转的吟唱中咀嚼着人生寂寞的感伤青年，有一天，突然被一股革命的洪流卷走，他要告别“慈恺无涯”的母亲，告别他的过去。在《给母亲》一诗中，诗人明确自己要斩断所有的情感羁绊包括母爱。“不怕浪漫的痴情再缠萦心庭，在深夜山风呼啸掠过，我聆听到时代悲哀的哭声”，“我得再造我的前程，收回转我过往的热情”，他要成为“青年的布尔塞维克”。“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一切──都是钢铁，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纪律！”慈母、初吻、忧伤的花朵、少女玫瑰色的容颜……作为一个旧时代被埋葬，诗人由温情似花变成了冷冰冰的一陀“钢块”。他笔下开始拥动着的是一幅幅血淋淋的图象：“枪炮”、“锋利的宝刀”、“突击，杀人、浴血”，“看，我们砍了多少横肉的头；看，我们屠了多少凶恶的狗？”，“我们要用血用肉用铁斗争到底，我们要把敌人杀得干净，管他妈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管他妈的取消主义改组派，豪绅军阀，半个也不剩。”
殷夫个案的关键在于，发生在他身上的最能见出革命者冷血气质的乃是与其胞兄的诀别。诗人有一位当官的国民党兄长。照他自己的说法，其兄长对他有过“诚意的教导”和“牺牲的培植”。他的几入监牢，甚至险遭枪绝，最后又能安然出狱的革命历险记，不无他兄长的细心呵护，左右斡旋。但这一切终究无法挽留他们之间的“兄弟情深”。诗人需要的是“危岩荆棘”夹杂“冰雹风雪”的血与火之路，不需要一层温情脉脉却是丑陋的“资产阶级”面纱。“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在日渐冷酷的诗人眼中只能“作为恶梦一场”。《别了，哥哥》的诗中他写到：“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不要荣誉，不要功建，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是什么使一个温和的诗人变成了仇恨的子弹？知识分子的投入革命不是阿Q式的单纯为了土地、面包和女人。他们必须寻找一个崇高的精神理由，即殷夫诗中所谓的“永久的真理”，以使其暴风雨般猛烈的杀伐之气也罩上一层“人间仙境”似的馨香抚慰，为此，他们不惜用自己的血，也从不会吝惜亲人或他人的血去殉他们辉煌的主义。当知识分子的“真理”和农民的米麦与工人的面包相结合的时候，“斯大林品牌”的“钢铁”就这样炼成了。殷夫最终用自己的鲜血浸透了寻求“永久真理”的虚幻征途，在二十二岁的黄金季节，他被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
另一个有名的案例是柳直荀和夏曦。他们是一对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先后来到贺老总的洪湖苏区。但柳直荀却并未死于敌人的枪下，反而做了绝不留情地残杀异己分子的好友夏曦的刀下鬼。直到中共立国后的1951年，在长沙作中学教员的柳夫人李淑一才得知丈夫确已死去。她怎么也难以接受自己的夫君竟然死于情同手足的夏曦之手。柳夫人以一个常人的眼光自然无法解读革命逻辑的残酷性。在二十二年漫长的等待里（李与柳1924年结婚，1929年柳去苏区），有家形同虚设，有夫直如无夫的李淑一写下了“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青泪滋”的哀怨动人的诗句，寄托着一个妻子对丈夫杳无音信的离愁别恨；而她魂牵梦绕的夫君──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的临终遗言里竟然无一语涉及爱妻。柳最后走上刑场前的含泪请求是：我只有一个要求，用刀砍头吧，留下这颗子弹打敌人！
两相比照，一个职业革命者和一个普通人有着多么迥然不同的认知方式和情感逻辑。这个故事以及上面所举的其他案例显现出两重特征：一是革命者对家庭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革命者从来不拒绝女人和孩子，但他们可以随时抛弃女人和孩子。杨开慧作为山大王夫人带着孩子囚系于长沙监狱的时候，毛泽东正在井岗山迎娶了“永新一枝花”贺子珍“压寨”，并于转战苏区和长征之际，将他与贺的女儿和儿子分别遗弃于农家。到了后来的圣地延安，人到中年的毛委员东又与海上明星江青一起走进了“革命的窑洞”。二是职业革命者之间不容忍有任何个人的因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好象更迹近于“当面喊哥哥，背后捅刀子”的江湖门道。“他人即地狱”的哲学命题在这里变作了一场真正的火并和仇杀。提着脑袋闹革命的“那颗脑袋”不一定落到敌人的手里，更有可能的是被身边的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和亲人摘取。
由“牺牲个人”到“牺牲家人、他人”，乃至“牺牲一切”，构成了职业革命者“宏大叙事”中反复出现的残酷情节。对内，也即在同一战壕内，他们以纯洁革命队伍为名进行周期性的肃反，其隐层的目的其实更接近于争夺梁山座次的权力内耗。剿杀AB团事件、抢救运动、庐山反右倾、文革等都是惊天动地的案例。单世联先生从翻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回忆录的独特视觉，写下了系列《阅读革命》的文章，里面引用的资料都是革命者的亲身经历。“特殊材料”本身提供的信息无疑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史料的权威性，除非证明他们的回忆著作是“非常时期”很多革命者履历中常有的伪证。
肃反的频繁和残酷惊心动魄。杀掉好友的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肃反，杀得全区只剩下三个半党员。徐向前元帅回忆鄂豫皖苏区的“白雀园”事件时说：大肃反持续３个月，肃掉２５００多人，团以上干部百分之六、七被捕或被杀。他自己的妻子就死于此次事件。在肃反的对象上，主要针对三种人：一是从国民党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二是地富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单先生总结说“概括起来，一是有历史疑问的，二是知识分子的，直到‘文革’为止的多次整风、审干运动，无不以这两种人为对象”。
肃反的手段通常是刑讯逼供，残忍折磨。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延安抢救运动的时候，徐任抗大校长。运动的手法与苏区大同小异。大搞“逼供信”、“车轮战”，采用各种古怪的方式“清理阶级队伍”。譬如“示范坦白”、“五分钟劝说”、“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等，尤为滑稽的是通过“照相”找敌人，叫人一排排站在台前，凡在照相机前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便是“真革命”，反之，就是疑犯。最后抗大内抓获特务及特嫌分子602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的57%；干部队456人，特务及特嫌分子有373人，占75%。打击面之广打击度之强触目惊心。
徐自己就用“白色恐怖”来指诉肃反造成人人自危的风生鹤唳的局面。革命者在内部长期酝酿着浓厚的“敌人意识”。一旦爆发，便会形成人头落地，冤狱遍野的惨景。成功者必须不择手段，心狠手辣，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踩着同伴的尸骨前行。单先生在分析张国涛失败的原因时说“张之缺乏政治领袖的素质，还在于他会动感情。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夕，因这一次会上陈昌浩及与会的多数人不同意张的意见，张极其沮丧。这是张国焘自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大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藉，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政治家不是不流泪。比如三国时的刘备，那是为了表示‘仁心’以争取人心；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召见许世友时也流了泪，那是为了得到军中将领的支持以与林彪斗。而张这样的泪纯粹是妇人的斗气之泪，没有任何政治功效。”眼泪在革命者身上不是表现爱人或哀人的人性关怀，而是拢人的手段和毁人的信号。
对外，由于革命理论的暴力逻辑，又有着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漂亮招牌，革命者的杀人具有了“合理性”和“崇高性”。从杀反革命，到杀非革命、不革命。据前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回忆：“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要求的：关于阶级政策，《决议案》写道：‘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消灭政策；……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这些‘左’的政策，在某些农村暴动中，例如在湘南成为‘杀尽土豪劣绅’以及烧毁他们房屋的所谓‘烧杀政策’，甚至引进了城市。”在摩罗先生《耻辱者手记》一书里（28页），我看到他引用的《1927──1945年国共斗争史料汇编》二集中的资料（196、198、202页），可与李维汉的回忆录相印证。抄录如下：“凡暴动胜利后，各级农会及武装组织皆应准予革命民众自由杀戮反革命，以资鼓励”；“如万不得以退走某地时，必威吓当地民众搬迁一空，俟敌到后，无从觅食；同时并在敌人宿营地方潜入，夜间可任意放火，焚烧居民房屋……”；“敌来到时，我们应将庙宇庵堂等……，乘机拆毁焚烧，使人民怀疑是敌人所干，因而讨厌敌人，并设法在敌人范围内，随时杀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而含恨敌人不分皂白乱杀，而图报复，同时使敌人无地方可驻扎。”；“凡暴动胜利所得地方……各种书店，及图书馆、或人家所藏书籍，纯系养成反革命之知识分子者，应即尽量焚烧之。”
这些恐怖的革命者宣言，被摩罗先生概括成一句话：“牺牲人民的‘革命逻辑’”。范元甄在这样恢宏的炼炉中成为“特殊材料”或可以说是必然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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