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


时光流转，不知不觉又到了年关。在这新桃换旧符的时候，我想起了几年前一个叫哈金的中国作家在美国用英文出版的一本小说，题目叫做《等待》。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等待》描绘了现代中国人的处境和心态，特别值得人们在送旧迎新的时候去体会。

小说讲述了一对有情人等待了二十年才终成眷属的故事。他们之所以等待了这么久，是因为男女主人公都在军队服役，受军队纪律的约束，而那个男的更有一个“父母之命，媒酌之言”的元配妻子留在他乡下的老家。根据当时中国的婚姻法，如果一方不同意离婚，另一方就不得离婚。每当新的一年到来之际，这对有情人都企盼那个乡下女人同意离婚。那个乡下女人差不多每年都同意离婚，但都在丈夫来接她前往政府民政部门办手续的那个时刻改变主意。就这样，这对有情人等待了二十年，煎熬了二十年。

哈金的这本小说得了美国的全国图书奖，对于一个在中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等待》后来在大陆被翻译成中文。但就在出版前夕，有人控告这本书用虚构的历史去迎合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例如哈金把那个男主角的乡下妻子描写成小脚，这在六十年代的中年妇女当中几乎是找不到的。这种控告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围，触及到大陆文化部门敏感的神经，结果书的出版胎死腹中。

作为一本以特定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哈金的书当然有失真之处。但在这个意义上，大陆文坛对哈金的讨伐触及的不过是皮毛。如果真正要还原历史的话，人们自然会想到难以计数的抛弃了乡下结发妻子和都市女性在城里成家的“老干部”，更不用说那些身居高位玩弄女性的中共要人了。他们的故事可以另外写成一本书，题目就叫《不用等待》。

不过，对于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在社会和“单位”的压力下无法摆脱无爱的婚姻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哈金的书并没有失真。不但如此，有心的读者还能在《等待》中读出一层更深刻的涵义，这就是小说主人公二十年的等待实际上浓缩了现代中国人的命运。

为什么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从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开始，中国人就在等待，等待一个叫做慈禧的女人改变她对中国和世界的想法，变得开明一点，宽容一点，让国家民主，给国人自由。然而，慈禧的所作所为逐渐断绝了人们的希望，但他们又开始了另一种等待，等待慈禧的死亡，希望她的继承人能比她开明和宽容，一直等到1908年。就这样，一个顽固的老妇人让几亿中国人等待了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并不能说慈禧统治下的中国没有进步。相反，中国有了铁路，有了电报，有了无数新的产业和运输业，大城市的面貌也改观了。然而，这些物质层面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政治和思想的进步，而这种滞后将使得中国付出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动荡作为代价。

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很多中国人又开始了等待，等待一个叫毛泽东的共产党皇帝死亡。在70年代中期，很多人都有一种预感：毛泽东的死亡将会结束一个时代。1976年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的垮台成全了这种乡愿，中国人有了可以正大光明地讲“四个现代化”的自由，但却没有讲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的自由。在这一点上，70年代末的中国人比不上1911年在民主的旗帜下推翻独裁的先人。到了80年代，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再一次开始在中国传播，于是很多人又开始了等待，等待一个叫邓小平的人改变想法，变得更加“向前看”，让中国融入“国际大循环”，加入民主化的世界潮流。1989年“六四”之后，他们从等待邓小平改变想法转为等待他告别人世，想当然地以为他的继承人至少会比他开明。就这样，在邓小平退出政坛之后，一个叫江泽民的扬州戏子又让人们等了至少十年。在人们对江泽民不抱希望之后，根据同样的乡愿，他们又开始等待一个叫做胡锦涛的人。一直等到2004年，当听到这个人说要向北朝鲜和古巴学习、并向知识分子开刀的时候，他们等出一个“胡不如江”的结论。而现在，又有消息说，胡锦涛也在挑选接班人，其中有一个叫李克强，很年轻很能干，说不定到了他那一代接管政权，中国会有大的变化。

在哈金的《等待》中，男女主人公年复一年，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等了二十年，终于等出了头，但他们都已经是人到中年了。他们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这是他们的宿命。每当读到这里，我都会想：难道无尽的等待也是更多的中国人无法逃脱无法改变的宿命吗？

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