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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时报》：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专访旅美著名作家刘宾雁
多维记者 高伐林
再过十来天，就是中国农历乙酉年。鸡年正月十五，旅居新泽西中部的中国著名作家刘宾雁将迎来八十大寿。
刘宾雁是1988年3月离开北京到美国来的。屈指一数，他已经在美国住了十六年──十六年被拒绝回到中国，占了八十年的整整五分之一。
记得六年前的虎年春节，我在刘宾雁与朱洪家过年，刘宾雁长叹了一口气说：“一晃我十年没回国了……真没有想到哇，会在海外呆这么长时间！以前出国最长就是三个月……”后来我在特写《花岗岩的脑袋》中写道：“今夕何夕？此身何处？他们俩与一对过日子挺上心的平常百姓老头老太太有什么不一样吗？可为什么我想起了南宋抗金名将辛弃疾多次请缨上阵而不可得，在乡间写下的那首《鹧鸪天》中沉痛的句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六年又过去了。六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加入了世贸；北京申办奥运成功；GPD直线飞升；腐败档次从“百万元级”到了“亿元级”；江泽民将党、政、军权柄陆续交给胡锦涛……而刘宾雁夫妇，不能回国还是不能回国，生活没有变化。
不，也不能说没有变化。好变化，是搬到了一个更大的家，能够装得下铺天盖地的图书、报刊、资料；坏变化，则是刘宾雁得了癌症。
●与癌共舞
2002年9月份，刘宾雁被确诊为直肠癌。2003年1月，动了第一次手术，切除了“有高尔夫球那么大的”癌瘤；为了帮助排便，戴了几个月口袋，4月份动了第二次手术，来打通接上直肠。但是到了2004年3月，发现癌症转移到了肝脏，于是，化疗、放疗……年近八旬的老人被折腾了一个够。
刘宾雁是以说笑的口气来谈论身体上的病痛难受的。他说，医生当时切除癌瘤时，说长到这么大，已经有十年了。“这就是年纪大的好处──癌瘤发展得慢。活下去大概问题不大，再活十年就行！现代科学发达了，观念也得改变了，杂志上有篇文章说，以前认为‘癌症意味著人生的终点’，现代人却得习惯了带著癌症继续走人生之路。”
话虽这样说，面对的除了病魔，还有生活诸多压力。比他年轻四岁的老伴煮饭、做家务，他身体好的时候，还能给打打下手；他一病倒，朱洪肩上担子就太重了。别的不说，刮风下雨，酷暑严冬，出去看医生，都得朱洪开车，有段时间每天上医院来来去去，有时候要跑两三个医院，非常辛苦，过了年，她也毕竟七十六岁了啊。朱洪说：“现在眼神差了，晚上我不能开车了。”
远在上海和北京的儿子、女儿当然非常著急，申请来探亲，尽量帮助料理老人的生活，但就算来了，住三两个月还得回去，还得老两口相濡以沫，面对压力。“按照我们的年龄，已经是属于‘风烛残年’了，什么时候一阵风，这个蜡烛就可能被吹灭。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假如我们俩有一个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两个人都会不行。”
儿女希望老人能够回国，好就近照顾，刘宾雁也这么想：“回国是我的权利嘛，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也没有加入美国国籍，我现在拿绿卡。”江泽民当权时，他给江泽民写信，江泽民交权后，他给胡锦涛、温家宝写。写了就托与他们有某种关系的人转交。“据我所知，去年的信，至少有三次是能够有把握地说，肯定交到了他们那里。”
“他们怎么答覆呢？”
“我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答覆。”
他们听说，有一次有人侧面问接近胡锦涛的一位官员：是否可以同意这些老人回国？回答是：戈扬可以考虑，刘宾雁，不行。
●出国时难回亦难
其实，刘宾雁对于回国不回国，经历过三次180度的大转弯，从急切想回国，到安心在美国，到又动了回国的念头。
BBC中文网记者魏城在一篇报导中曾说：真没想到，刘宾雁会住在那样一个“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地方。其实，他的住所很清静，离纽约、费城又都不算远。客厅里墙上悬挂著台湾女诗人席慕容送他的大幅油画，中英文的书报满沙发满茶几满桌满柜，天上地下都是花花草草……看得出来，这一对热爱生活的老夫妇，有在这里长期安家的打算，他们努力开创和经营著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在这个清静环境中，通过网络，通过书信，随时倾听著故国的风起涛涌，注视著同胞的欢笑呼号。
刘宾雁在“右派”问题改正、复出之后，写了一系列“为民请命”的报告文学，影响之大，凡是谈到所谓“新时期文学”者是绕不过去的，就连陈桂棣、春桃夫妇近年《中国农民调查》，也被称作“继承了八十年代的刘宾雁精神”（旅英作家马建语）。然而刘宾雁的文字使他身不由己被卷进一个又一个凶险旋涡，成了一个争议焦点人物，一年一年申请出国考察开会，当局都不放行。“1988年能够出来，还‘得亏’前一年将我开除出党呢。”
多维记者在刘家看见一张他们夫妇在苏东坡被贬谪流放的海南岛“天涯海角”的合影。他们回忆说，这张照片1987年初拍摄之际，正是北京某些人决定要拿他开刀之时，只是他们当时还懵然不晓。“我们从福建到了广州，又到了海南，人民日报社（当时刘宾雁在人民日报社供职）一时找不到我们。我从海南打电话给北京的女儿时，她说：你在哪儿呢？报社正找你呢，听说你的党籍要被开除了！”
这回可不是“小道消息”，邓小平确实点了三个人的名字，下令开除他们的党籍。为什么点这三个人，说法不一。方励之于2000年４月在一次谈话中说过：“邓小平召集了一个会议，说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三个人应该开除出党，我的开除党籍就是邓小平一句话定下来的……所谓‘自由化分子’第一批就说我们三个，实际上邓小平要点我、许良英和刘宾雁三个，但是忘了‘许良英’这个名字，点成‘王若望’了。许良英、刘宾雁和我在这之前，曾经在一九八六年冬天提出要举行一次反右三十年学术讨论会，当局非常恼火，就怕提反右这种事。王若望先生在上海，没有参与我们的活动。”
刘宾雁曾提到过王若望本来并不在列，“很可能是老邓讲错了。老邓的本意，十之八九是开除王若水。”“当时王若水的影响力比王若望大，王若望的影响力主要在上海，而王若水是在北京，在《人民日报》。”不过，毕竟都是传闻，“王若水当时说话比较严谨，而王若望有时口气很冲。”或许因为邓小平人老口音重，或者记忆中出了错，把王若水说成王若望，他一开口自然是金口玉言，手下人也不好更正，况且王若望也是当局的眼中钉，于是就将错就错了──谁让王若望与王若水就差一个字呢？
刘宾雁对多维记者还补充了一个细节：“当时传说本来要开除的是两个人：方励之、王若望，并没有我，邓小平在讲话中再三地提这两个人的名字，说著说著，旁边有人说话了：刘宾雁比这两个人还坏！于是把我加上，也就一起被开除了。他为什么提起我们来呢，当时有人报上去说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纪念‘反右’三十周年的会，规模怎么怎么大。其实这个会根本没开。”
报载：1987年1月23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被开除党籍。
胡耀邦被赶下台，几个人被清出党，引起了很大的震荡。“他们发现开除我的党籍其实对他们很不利，在人们印象中我不是一个很狂的反共分子”，为维护党的形象，便想著用什么办法来弥补一下。哈佛大学专门给新闻记者的尼曼奖学金，每年的名额，一半给美国记者，一半给外国记者。一连好几年，每年都邀请了刘宾雁，84、85、86、87年……每年他的名字报了上去，中国当局都打了回来。“1988年，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又带著这个邀请信到中国来，赵紫阳见他时，他问这次是否可以让刘宾雁出去？赵紫阳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吧？就这么批准了。”
尼曼奖学金项目为期一年。那一年，夫妇俩到美国来，该见的人都见了，该说的话都说了，他的自传也写完了。但是到了预定回国的次年春夏之交，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学潮汹涌，随后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连国内不少知识分子都流亡海外，像他这样放声直言早就在当局那儿挂了号的人物，自然更回不去了。
刚开始刘宾雁还很乐观，他预言那一伙人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撑不了多久，“要不了几天他就得下台！”他无数次对朋友声称“不久就会回国”，大有随时收拾行囊搭机返国的架势，“我的事业在中国嘛！”
但是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刘宾雁不得不承认对中国形势的预言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料到江泽民会稳稳当当地执政十几年。当时我们以为天安门运动的势头还会继续，想不到1992年邓小平改变了战略，用经济利益来诱使中国人忘掉政治。1992年以后，我们对形势仍然估计不足，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把江泽民的社会基础估计过低了……”
他的中国护照到期了，可是有关方面拒绝给他延期。生命不能在等待中蹉跎，早已漂泊惯了的刘宾雁和朱洪，“处处无家处处家”，就沉下心来，在这里从事研究、交流。
他们申请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资金，办了英文《中国焦点》（China Focus），这是一个专门介绍中国最新动态的小型月刊。老两口“高级活”到“低级活”都得干──从各类报刊搜集信息，筛选稿件，删节摘编，到翻译输入，校对排版，再一份份印出来，折叠装钉，还得按美国邮局的要求分类贴上姓名条……这些工作量真不小，绝大部分都是他们俩承担，一直到将这几大包刊物送到邮局才算能歇口气。记得有天上午，雨中夹雪，我和妻子去他家，刘宾雁在家等著我们，而朱洪一大清早就开车去邮局寄杂志去了。
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办了中文的《大路》，也是一月出一期。朱洪说：“别看篇幅都并不算大，但是《中国焦点》1日截稿，《大路》15日截稿，每月的这两个日子，我们俩简直就是焦头烂额。”民主基金会后来派人对所资助的众多项目进行检查，说过一句话：“看来《大路》还比较好。”
网络兴起，情况变化，杂志就都停办了。刘宾雁说，还有一个因素使他们办刊热情消减了下来：国内作者联络起来比较困难，而海外愿意写短小精悍的中文文章的作者毕竟太少，“越是小文章越不好约稿──工作量却不小，要读很多东西。”
刊物不办，项目的资金自然也就没有了。生活来源，就靠刘宾雁奋力笔耕。他给不少杂志、电台撰写时评、随笔，十多年来也不知有了多少万字。朱洪是家里的专职司机，专职翻译，而且也是专职中文打字员，稿件都是她打。刘宾雁起初想学学电脑来帮帮老伴，朱洪却给他打退堂鼓──算了吧，你这方面本事特别差，年纪又不饶人。你有精力还是趁你现在记性好，多写点东西，我来给你打字，还是跟得上的。
说的也是。于是刘宾雁就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搜集和分析关于中国的资料上了。多年来当记者形成了好习惯，他有闻必录，有报必剪，分类保存。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到过东欧、西欧许多国家，仔仔细细考察各国社会转型的进展和难题，分析他们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经验教训，与中国作对照……
如果不是患了癌症，刘宾雁、朱洪或许就这么安心过下去。但是毕竟年岁不饶人，身体不饶人，考虑到实际问题，觉得儿女希望他们回国有他们的道理。不过即使到现在，刘宾雁还是思虑再三：若回国了却不让写文章，不是更难受吗？
●笨人太少
一定会有人说他执著，也一定会有人说他傻，我想起中国大陆两位报告文学作家写刘宾雁的专访，标题就是《笨人刘老大》。
而中国人中，像他这样的“笨人”太少──包括在海外的流亡者。
刘宾雁与夫人向我们回忆，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气焰冲天，将东亚整得哀鸿遍野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对中国的流亡者曾经有一个诛心之论。
1988年，索罗斯与赵紫阳和鲍彤挂上钩，在中国成立了改革和开放基金会，一年掏一百万美元资助一些文化和教育项目。当时在美国的刘宾雁曾经与索罗斯打过交道，索氏一度有意请刘宾雁回国后担任这个基金会的总裁，希望设计出对推动其心目中“开放社会”更有实效的项目。讵料中国巨变，索罗斯在中国的基金会就此关门，中共高层还要审查赵紫阳、鲍彤与索罗斯的关系，说索罗斯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指使”。刘宾雁说到这里笑起来：“索罗斯会用中央情报局的钱？中央情报局还恨不得让他能给点钱呢！”
中共没有想到索罗斯赚钱本事这么大，索罗斯也没有想到中国流亡者向他要钱的本事这么大。他后来对刘宾雁流露了这个看法。能怪索罗斯对中国人有偏见吗？索罗斯曾经资助过各国尤其是东欧的流亡者，说这话想必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刘宾雁写过一篇《民运的悲哀》，后来遭到非议，包括一些相当熟识的学者也婉转地对他说，可以不写的。但刘宾雁认为，写不写，问题毕竟存在。证诸海外民运人士至今接连不断的风风雨雨，不能不说中国流亡者的素质确乎最成问题。且不说多少内斗权争，多少沽名钓誉了，“往往要当鸡头不作凤尾，大事没见作多少，小事是断不肯作的！” 刘宾雁在一篇文章中沉痛地写道，“老是有人说，中共派遣了多少多少特务打入海外民运。我反问：需要吗？十二年来海外流亡者优先获得了一个机会，展示出中国人一旦有了政治自由，卑鄙和贪婪将如何淋漓尽致地破坏那自由”！
剖析民运的内斗，意义还不仅在民运本身。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共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似乎使我们这个民族心灵中的圣火熄灭了。他慨叹，在前苏联，可以看到坚持不同信念的各种政治派别在斗争。有的主张走西方道路，有的宣扬大俄罗斯主义或斯拉夫主义，有的则是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左派”。不管是进步或反动、正确或错误，人家总是在为一种理念、为心目中人民或人类的未来在斗争。他在一篇文章中还写过：顺手拿过一本美国《生活》杂志，就报导了美国人在堕胎问题上的对立和分裂；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曾孙率领一支探险队深入南美热带森林，继续其曾祖为之殒命的未竞事业；美国女郎阿斯金丝为“拯救美国人的灵魂和美国的遗产”之一部分，不辞辛苦、不畏艰险地设法把狼群引回怀俄明州黄石区，为美国保住一块“蛮荒与自由之境”……“这不过是对美国人精神状况的小小一瞥”！那种对与一己利益无关之事的执著精神，是中国人往往欠缺的。
●为什么寻找共产党？
刘宾雁近年的文章，光看标题，问句不少：《怎样告别革命？是否告别得了？》《谁是反革命？》《如何看49年以来中共统治下的历史？》《心中装著多少中国人？》《人在中国，价值几何？》《救火还是放火？》《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时候？》《什么没有变？》……
他心头时时刻刻都萦绕著一堆问号。难怪有个作家开玩笑说：“跟刘宾雁一起吃饭最倒霉了，他永远忧国忧民，这饭菜哪还有味儿！”
刘宾雁说：“我倒是挺愿想些问题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那么忙，很多问题想不出答案。”但他最感到安慰的是到一直到这个年龄了，仍然好奇心、求知欲旺盛，年轻时凭著这股好奇心、求知欲，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刘宾雁学会了日语、俄语和英语三门外文，到现在也没有丢。他本来天天要看《纽约时报》，后来有人给了他《华尔街日报》，还有个朋友订了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堆多了要扔，刘宾雁也赶快要他寄来。“我的兴趣太广泛了，文学、哲学、美学、历史、历史……还有每天中国美国发生的大事，”他无可奈何，“精力就不集中啊。”
多维记者问他：这些文章中，你自己最重视哪一篇呢？
刘宾雁想了想：《寻找共产党》。
寻找共产党？为什么？！
这篇文章是在中共八十周年前夕写的。刘宾雁在文中写道：
八十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曾以各种方式寻找过中国共产党。下场各有不同。张志新是一个特例：已经有十几年党龄了，还要“找党”。那是我1980年在她的挡案里看到的。不管审讯者问她什么问题，她老是说：“我要找党”，“我要找党”……精神已经不正常了，但这四个字内心独白却并不错乱。她对于那个党的怀疑，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现在她成了反革命，就因为文革使她认清了毛泽东，知道这个党走到邪路上去了。
问题是当张志新被割断喉管的时候，还有那么多中国人敲击党的大门，要求加入。那是一个中国特有的、很值得研究的现象：五十年代以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非要加入共产党不可？年年写申请，月月写（思想）汇报，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
又过去了十几年，那个党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还在首都创造了杀人的历史纪录，现在大学生中入党居然又成了热门！党永远在“成长，壮大”！可怪就怪在党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又同时在不断萎缩，退化。六千多万党员，十几年不交党费、不开会的占多数。又有多少不认为自己是党员，不记得自己入了党，宁愿自己当年没入党，或者已经事实上退了党的呢？
刘宾雁写道：真正执著于其党籍的党员，有两种。大量的，不是进了牢房、尚未杀头的贪官，就是已经被“双规”或者可能被“双规”的官员。但在另一个极端上，也能找到珍惜其政治身份的共产党员，他们想尽其所能地减轻些百姓的痛苦。
是为他人谋解放，还是只图个人翻身、发家和掌大权？……对中共不幸的是，后一种人总是得势，总是吃掉前一种人。但是没有前一种人，中共能维持其统治到半个世纪又是不可想像的。（引文完）
历史的悖论一至于斯！
●从当年活埋青年到现在拒之国门之外
刘宾雁在同多维记者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感谢张正隆写出了《雪白血红》，“不然，世人就无法得知解放军围困长春期间曾有意地使15万人活活饿死”──15万人，那是不亚于印度洋海啸死难者的数字啊！他也多次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在《思痛录》书中、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书中，揭示出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血淋淋的真相，“解放后的各次运动不过是‘抢救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的翻版”；他还多次提到毛泽东一伙手上不仅染著中国人的血，七十年代波尔布特屠杀百万以上柬埔寨人的罪行，是由中共指使，提供训练、装备、经费和军事顾问完成的。后来为保护那批杀人犯，中共又于1979年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以牵制越军对波尔布特的攻势……
刘宾雁自己则有深烙于脑海，挥之不去的一件往事：
1940年，日本人对哈尔滨地下党进行大逮捕，一些侥幸逃脱的左翼青年，费尽艰辛跋涉到关内寻找党。一批人到达山东德州地区抗日根据地。当地正在搞“肃托”（肃清托派），这些青年有时讲洋话，作派与农村干部格格不入，便被疑为“托派”，两度隔离审查，但都未能证实，便又各自恢复工作。正在这时候来了情报，说日本人要来进攻，必须要转移。转移必定要经过日军的炮楼，便有人担心，这批青年被整得这么厉害，还能不心怀怨恨？过炮楼时要喊一嗓子，入伙儿不就全完了吗？怎么办？反覆讨论，有的主张这样，有的主张那样，最后决定──处决！两对夫妇，男的枪毙，女的活埋。当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被扔进土坑时，旁观者中一个青年女子动了恻隐之心：“那孩子有什么罪？”将两个孩子又从坑里拉上来了。那男孩叫王新生，长大成人，“文革”期间他的养父告诉他：你的父母死得冤枉，他就走遍天下去为父母申诉冤屈。1984年平反时，我们都去了，骨灰盒里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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