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余杰
一九五零年，苏联势力在欧洲大肆扩张，在亚洲中共也战胜了国民党，与之形成结盟之势。邱吉尔“铁幕”之说成为事实，全球范围内冷战格局开始形成。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量高涨，自由世界呈守势。在此阴影重重的国际政治格局下，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适却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面对许多人的质疑，胡适在刚刚创刊的《自由中国》杂志发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文章指出：“我们可以宣告这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运动只是这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一个小小的反动。”胡适告诉中国同胞说：“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社会。”
五十五年过去了，胡适的乐观评估大部分都实现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全然崩溃；在亚洲，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先后实现了民主化，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更是成功地实现了由威权主义到民主政治的转型。全球民主化的“第四波”方兴未艾。而中国大陆则成为全球“硕果仅存”的一个实施非民主制度的大国。未来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不仅将使得十三亿人口享受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而且还将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向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此历史的转折关头，胡适的这段话对于今天中国大陆的民众具有历久弥新的、深刻的启示意义。那么，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今天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全然丧失，共产党本身已经蜕变为“资本党”和“腐败党”。中共官方无法提出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和治国方略来整合民心民意。由于社会分化日益加剧，中共的“三个代表”学说成为水月镜花：在此社会背景下，没有一个党派能够“代表”所有民众的利益，因为不同阶层的利益实际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实际上，在堂而皇之的“三个代表”学说的背后，中共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对大多数民众，以教育和宣传体系来实施“愚民政策”，实现“全民催眠”；对公务员、商人和正在形成中的城市中产阶级，以经济利益收买之；对那些连“生存权”也朝不保夕的失业工人和农民，以“警察国家”的恐怖面目来恐吓之；对少数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则以招安与打压双管齐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政权仅仅是消极地充当“消防队”的作用，哪里发生事故便到哪里去灭火，已然丧失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创造力。面对自由知识分子的启蒙努力，官方的文宣机构甚至无法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样掀起“清除精神污染”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因为官方一旦批判某人，其民间声望立即直线上升，批判反而造就了经济学上的某种“广告效应”。用二零零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的话来说，今天中国社会的特色堪称“多元化的极权主义”。凯尔泰斯•伊姆莱在《船夫日记》中写道：“极权主义未能达到彻底的极权。意识形态缓慢地耗竭。‘体制’不与国家的发展相一致；后者更具影响力，总而言之——就像某种经历了冰川时代、洪水时代而幸存下来的病毒——能够（乍看起来）消失于大众生活的表层，而退缩到行政制度之中。一个自由化的、潜伏着的、已然能够忍受一切了的多元极权主义——这才有着真正的危险，而且没有任何可以将其剪除的灵丹妙药。”这种“病毒”在崩溃前的苏联东欧国家只是刚刚萌芽，而在今天的中国却更加明显。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实现了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以“原始资本主义”与“斯大林政治”相结合，使得中共政权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得以幸存下来，并以“经济奇迹”夸耀全球——尽管在这一“经济奇迹”背后隐藏着严峻的危机。
从坏的方面看，这种“多元化的极权主义”确实深深地毒化了民众的精神和心灵：民众在媒体上看到一桩桩腐败案件的时候，固然有一种天生的对贪官的痛恨，但更为普遍的一种心态是“我怎么没有他的权力和机会，否则我也会如此贪污一回”。这种基本的善恶评断的混淆乃至泯灭，将是未来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最危险的精神疾病。从好的方面看来，这种“多元化的极权主义”则无法像毛式政治一样，牢牢地控制全民生活的所有反面并催生出次宗教般的热情和理想。相反，它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容忍“异端”的存在：既然官方自己号称要“依法治国”、要创造“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既然中国要遵守世贸的经济规则，就不得不在某些领域作出相对的让步。
正是这种“多元化的极权主义”使得“自由中国”成为可能。城市中产阶级尽管是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受益群体，却在“拆迁维权”和“住宅维权”中逐渐复苏了其民主意思和人权观念。他们一般由捍卫私有财产开始，逐渐意识到新闻不自由、司法不公正及其背后的病根：政治权力的垄断。富有的商人阶层与官僚共同瓜分国有财产，到了最后阶段，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如一位拥有上亿资产的商人所说：“在利用政治的弊端做生意的时候，即使九次得利，但只要一次失利，我们也会对官僚产生怨愤心理。”当国有资产瓜分殆尽的时候，两者必然产生尖锐的冲突。而在精神信仰层面，由于官方的文宣部门无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主旋律”成为笑料，低俗文化四处泛滥，因此宗教信仰的复兴已经不可遏制。在此背景下，是否会出现类似于美国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对于创办《自由中国》的胡适、雷震、殷海光等先贤来说，台湾已然成为“自由中国”。而对我来说，台湾的民主化之路可为大陆之师，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最理想状态就是“台湾模式”（尽管“台湾模式”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和缺陷）。台湾的民主化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流血和暴力事件，新闻自由与反对党的合法化几乎同步实现，政党轮替也通过选举和平进行。军队迅速由“党军”转变为“政府军”，只负担国防事务，而不干涉内政事务。这些经验对于大陆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台湾的民主化之路，大致有这样一些标志性的事件：
一九八七年，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解除戒严。至此多党制合法化，报禁打开。
一九八八年元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总统。蒋经国的去世，意味着台湾蒋家王朝的终结和强人政治的结束。
一九八九年，依据新通过的“人民团体法”，由党外人士组成的民进党取得合法地位，成为正式的反对党。
一九九一年，全面改选国大代表，本土化得以展开。次年，全面改选立法委员。
一九九四年，直接选举台湾省省长、直辖市（台北、高雄）市长，同年通过宪法增修条文，直接选举总统。
一九九六年，首次直接选举总统，现任正、副总统李登辉与连战代表国民党再次当选。
一九九七年，举行县、市长选举，二十三个县、市当中，民进党获得十二个县、市长席位，首次超出国民党掌握的数量，开启“地方包围中央”的政治态势。
一九九八年，第二届直辖市市长选举和立法委员选举。台北市市长选举，由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击败现任市长陈水扁。立法院由国民党取得过半数席位，民进党仍然是最大反对党。
一九九九年，国民党李登辉准备交棒，“连宋配”（连战、宋楚瑜）合作不成，国民党确定推出“连萧配”（连战、萧万长）。宋楚瑜确定参选，国民党开除宋党籍。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宣布脱党参选。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八日，举行第二次直接总统选举，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结束国民党五十多年的执政地位。落败的宋楚瑜组织亲民党，结合成第三股政治势力。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日，举行民进党执政后首次立法委员和县市长选举，立法院中民进党跃居第一大党，国民党地位大幅滑落，亲民党崛起，但三党皆不过半。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举行第三次直接总统选举，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再次当选总统。
这张时间表，值得每一个热爱自由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思。台湾模式不可能“生搬硬套”到大陆，但是台湾经验却有颇多可以吸取之处。今天的中国大陆，既没有任何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反对党，就连乡村一级选举也停滞不前，不用说跟台湾相比了，就连阿富汗也比不上：不久前，阿富汗人民实现了直接选举总统，就连占人口百分之四十、昔日被完全排斥在文明进程之外的女性也获得了选举权。在羞愧之余，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商人需要做什么？知识分子需要做什么？宗教界人士需要做什么？普通工农大众又需要做什么？中国大陆要成为“自由中国”，既需要像蒋经国那样专制体制内的开明领袖，也需要像雷震和殷海光那样有智慧也有勇气的知识精英，更需要无数热爱民主自由的现代公民。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没有人可以袖手旁观。
——二零零五年一月八日，四川成都
《观察》首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