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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
3月16日，人大会议闭幕刚刚两天，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还充斥各大媒体，对温总理上网了解民意的赞誉继续升温，网民们也在为此进行深度讨论，然而，周济领导的教育部却对大学校园的BBS大开杀戒，一下子整肃了南大小百合ＢＢＳ、水木清华ＢＢＳ、北大未名ＢＢＳ、西安交大兵马俑BBS、浙大海纳百川ＢＢＳ、我爱南开ＢＢＳ、上海交大饮水思源ＢＢＳ、复旦大学日月光华ＢＢＳ、北邮真情流露ＢＢＳ、.吉林大学牡丹园站、武汉大学珞珈山水等校园网站，禁止校外网民进入校内网站，实行ID实名制。
教育部的整肃令，引起青年学子及其绝大多数网民愤怒，令世界舆论感到震惊。清华学生在3月18日中午自发聚集在“行胜于言”校训日晷前，抗议水木清华BBS被关。北大等高校的有些版主用脚投票，已经宣布辞职。著名的开明报纸《南方都市报》在3月23日发表署名为长平的评论文章“高校不应建立网络围墙”；《中国青年报》在3月30日也发表长篇报道《活在BBS》。海外媒体更是一片批评之声。
网名叫dear110(迪儿)发贴的标题是《水木,我为你能做的都做了!》，他说：“今天晚上,我为水木做了最后一件事情,我为发言下跪了,我不知道我跪的是谁,但是我要发言,我只想通过3位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和人大代表反映到教育部高层,开始我想让主持人播放凤凰卫视的报道,被主持人拒绝了,后来提问我四次第一个举手,他还是没让我发言,当第五次我一定要发言时,他宣布交流结束,请我尊重会场纪律,我疯了,我下跪了,跪的是谁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我一定要发言,得到了3位委员的同意,我发言了,……情绪很激动,说话打颤,但是我还是坚持发言完了,……或许我的发言是失败的,我的行动也是不可理喻的,是好笑的,是没有尊严的,但是最后有几位北大同学和我握手,我很感动,我没说什么,我回来了,水木,我为你能做的都做了!”
另一位网名为“henrry”的网友发帖说：“我泪长流啊！在这个陷阱遍地，内容低俗、污水横流、人心叵测的互联网环境里，清华水木一直是我心目中最圣洁的净土。我1995年的第一次上网，就是从水木清华BBS开始的”，“永远记住这个日子：2005年3月16日星期三。在这一天的下午，在中国，乃至世界青年华人群体中享有盛誉的清华水木BBS（202.112.58.200/www.smth.org）死去了：在一小撮人的强令下，清华水木BBS被活活地缠上裹尸布，在众多互联网公民，尤其是广大青年网民的睽睽众目之下，揉捏成一个只对校内开放，而且必须是实名制的行尸走肉似的普通公告板。这个同时有2万多人在线的富于文化价值、富于技术价值、富于交流沟通价值、富于中国教育形象价值、富于中国互联网事业招牌形象价值，同时也富于商业价值的，中国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网站之一被敢于逆历史潮流的一小撮人给毁掉了！”
没过几天，写下《讨伐中宣部》的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先生，一直受到来自官方的停课、劝戒、警告、警方监控等压力，但他并没有屈从于高压，坚持自己的言论权利和做人尊严。于是，北大校方乘焦先生远赴美国作研究访问之机，终于下了狠手，以“不听规劝”、“一意孤行”的理由将焦先生开除出北大。焦国标马上发表了《读路德传上北大校长万言书》，再次向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和北大校方发出挑战。焦先生在简述了15世纪的罗马教廷曾多次给予向教廷挑战的路德在各种高级宗教会议的论辩会上阐述自己思想的机会之后说：“可是反观我们的意识形态官员们，他们不仅不给我阐述我思想的机会，反而一再向学校施压，不让我上课，不让我指导研究生，出版社不许出我的书，媒体上不准发我的文章，不许做讲座，直至要把我调离新闻教学单位，甚至不惜以逼迫我辞职或予以除名相威胁，其风度远不及五百年前的罗马教廷。这种一打二圈（圈猪的圈）的工作思路和模式，分明是驯化动物的路子，而不是驯化教授或知识分子的路子。不仅如此，国家安全部门也上手了，好家伙，电话骚扰、派出所查问、电子邮件干扰等等，简直是天罗地网，把人当贼防。说实话，我还真是没有瞧上您哪一样东西值得我去偷！”
在此之前，中共高层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发文，第一次明确地把大学课堂列入宣传的范围，规定要把好高等院校教师的“入口关”，“加强师德建设”，对凡是不按教科书观点进行授课的教师，要调离教学岗位。还要求各地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在书、报、刊、台、网、手机短信之外，对座谈会、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各种形式的思想交流的活动，进行“属地化”的监管范围之内。
对校园网络的整肃和开除焦国标先生，整肃令通过禁止校外网民进入校内BBS，试图把学校和社会隔绝起来，让大学校园变成只接受官方灌输的“纯洁”阵地；通过ID实名制威慑校内网民，使他们在发言时因恐惧而自律；开除焦国标是通过“砸饭碗”的方式来惩处“不听话”者，进而恐吓其他教师。如此北大和清华，早已完全堕落为“党权工具”，是毫无创造力的“学术衙门”和培养犬儒的“动物园”，造就的只能是谄媚权钱的奴才和唯命是从的木偶。各大学的校长们，非但不能起而保护校园自由、捍卫大学独立和师生的权益，反而变成了披着学术头衔的党棍，他们对党权的唯命是从，不但亵渎了真正的大学精神，也玷污了大学校长的真正职责。
大学乃学术殿堂和育人之地，最需要自由的空气，正如在民国时期做过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所言：“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遥想民国的大学校长们，大都能坚守这一大学精神。
蔡元培先生当北大校长时，正值中国弃旧图新的转折时代，他一改旧北大的无自由局面，首创“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新传统。正是蔡元培先生以自由立校的办学精神，才把北大变成了中国的自由传统的摇篮和一流的教育、学术的中心。当年的北大，穿西服的胡适先生与着马褂的梁漱溟先生，左倾的李大钊先生和右倾的傅斯年先生，激愤的鲁迅先生与平和保守的刘师培先生，热衷于革命的学生和安心于学业的学生……济济一堂于自由的北大。
当时的大学校长们，也大都敢于为了坚守大学的独立地位而顶撞衙门的肆意干涉。比如，五四运动之后，军阀政府认定学生运动与北大提倡自由思想有关，以查封北大和惩办校长相威胁。但蔡元培既毫无畏惧又理性应对，他一面劝抚学生尽快复课，一面又与多位校长共同为营救学生奔走呼吁，经过多次交涉，学生终被释放。之后，蔡元培先生于1919年6月15日发表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他宣言中直言：“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因为“国务院”、“参议院”等衙门对北大校务的横加干涉，致使大学校园里没有自由。蔡先生的言行首开中国现代大学校长挑战权力衙门的先河。
另一位著名知识分子健社会活动家刘文典（字叔雅）先生，曾任安徽大学校长，1928-1929年间，他也曾两次挑战拥有最大政治权力的蒋介石的蛮横干涉，捍卫大学和个人的尊严，也保护了学生。第一次，蒋介石刚刚执掌大权，多次要求视察安徽大学，但都被刘文典回绝。后来经过多方疏通，蒋终于如愿以偿，但他的亲临校园之举，并没有受到全校师生的隆重欢迎，让老蒋大为不悦。人问刘文典先生为何如此难堪蒋主席，刘先生答曰：“大学不是衙门！”第二次，学生们闹起学潮，蒋介石对刘文典愈加不满，下令要刘文典前来向他当面汇报。刘文典当即就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就这样，他一肚子怨气地去见蒋介石。蒋介石也满肚子愤怒，见了刘文典近来，不起身，不让座，开口就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两人话不投机，对话也越来越激烈。蒋介石要刘文典严惩罢课、上街的学生。刘文典答曰：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管。蒋大怒，骂刘“无耻文人！”、“疯子！”刘则怒斥蒋：“你就是军阀”。蒋介石被激怒，不仅当场打了刘文典两个耳光，而且令人把他逮捕下狱，声言要枪毙刘文典。后经学校师生的声援和蔡元培等人的多方营救，一个月后刘文典获释。（以上资料，请参见：邵建《事出刘文典》，《书屋》2002年8月号；项余岸《刘文典先生逸闻趣事》，《语文月刊》2004年第六期；魏得胜《刘文典：不准蒋介石直呼其名——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读书》2001年10月号）
正因为民国时期的大学还具有独立性，大学校长们还能保持住学术尊严和人格尊严，所以，在1926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二十年后的1946年，“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时为北大校长的傅斯年赶到昆明，见到对开枪屠杀学生负直接责任的关麟征，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然而，在言论自由早已成为普世人权的时代，也在二十一世纪的网络时代，中共政权及其教育部治下的中国大学已经彻底堕落，各大学领导层的理念和管理，还停留在野蛮而黑暗的中世纪，中国的高等院校居然连中世纪的西方神学院和中国书院的水平都不如。
在1949年后的中国，毛泽东把高校作为党权、甚至他个人极权的工具，通过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运动，通过对全国大学的院系调整，通过中共教育部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取消大学内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已经把大学变成了极权者的驯服工具。文革时，由北大、清华的诸多知名教授组成的“梁效”写作班子，就是高校工具化的典型代表。
近年来，在中共高层的提倡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中国高校的奋斗目标，教育部也投入巨资；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的校长接连发出誓言，口号喊得一个比一个响亮，措辞一个比一个华丽。而能否把大学办成一流，靠的绝非封锁校园、强制灌输和听话教育，而是一流的思想创造、学术成果和毕业生。没有最起码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不让教授们和学生们独立思考、畅所欲言，如何能创造出一流的思想和学术的成果，又怎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看看现在的高校，学术抄袭、文凭交易、招生黑幕、枪手论文、官员读博……校园腐败的愈演愈烈；奴才道德、木偶意识和犬儒哲学在著名学府大行其道，教授们和学生们大都唯利是图、口是心非，而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和理想主义。
看看今日中国大学的校长们，面对其野蛮性、残忍性远远超过“三.一八惨案”的六四大屠杀，他们中无耻者，争相表态拥护邓小平的屠杀令；他们中的良知未泯者，也至多是保持沉默。六四之后，恐怖高压、灌输洗脑和利益收买，再次把大学改造成党权的驯服工具。大学校长们对中共党魁和其他高官极尽谄媚之能事，生怕高官们忘记了自己管制下的学校，想方设法邀请党魁出席XXX年的校庆日，甚至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复旦、南开等名牌大学的地位高低，就是以出席重大校庆日的官员级别来标志的，北大百年校庆可以请到江泽民出席，北师大百年校庆就只能请到李鹏出席，是多么荣耀的重大事件。
在当下中国，各级大学与中央政府及其各级主管部门的关系，与通行的官场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大学也是一级官僚机构，大学校长不是由独立的学校董事会聘任，而是由上级主管衙门任命。当今大学中，除了大批的党政干部之外，那些院长、所长、系主任、甚至著名教授们，也是“学而优则仕”的产物，是占尽政治和学术的双重利益的受惠者。一方面，他们是上级任命的官员，握有学校的行政权力，其待遇严格按照中共官场的级别来确定，享受着副部级、司局级，县团级、乡科级的行政待遇。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教授、专家、学者、博导，是学术带头人、重点科研项目的主持人，也是学术委员会的评审人，是国内外各类学术会议的嘉宾，握有巨大的学术权力，靠到教育部跑项目，用知识包装权势者，向官员和富豪卖学位，为其他教师评职称，压榨研究生的劳动……来谋取巨大的私利，致使“学术腐败”愈演愈烈。
所以，大学校长们也是一群媚上欺下的官僚，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争取更多的经费、重点学科和博士点……他们在拼命巴结教育部官员的同时，又要拼命压制校内师生的正当权益要求，以维持所谓“校园稳定”。不要说政治局高官、教育部长副部长来学校视察和指导是天大的事情，就是教育部的一个司局长或处长的光临，也要尽力满足“上面来人”的要求。对下，去年，互联网曾经曝光了南京师范大学的一起丑闻，该校领导为了讨好某些教育部光临该校检查工作，居然强制数位女生为这些北京来的大员陪舞。此事引发出高校师生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人们纷纷质问：这些来自教育部的四、五十岁的男性领导，到底是谁？为什么南师大领导和教育部不进行追查？因为，当今大学已经变成权力与金钱的附庸，真正的知识分子已经消亡，学术也早已失去应有的尊严，极少数敢于坚守知识分子立场和学术尊严的教师或学生，都会被作为“不安定因素”或“不听话分子”而被开除。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打击，早已遗臭万年；即便在中国改革最有希望的八十年代，邓小平也曾把郭罗基先生清除出北大，六四后更对高校和学术机构进行了大清洗；江泽民时代，中国社科院开除了著名政治学学者刘军宁先生，中国现代文学馆擅自撕毁合同，将年轻的余杰拒之门外；今天的胡锦涛时代，北大又开除了焦国标先生。由此可见，敌视自由和驯服知识分子是中共政权一以贯之的统治方式，虽然，后毛时代与毛时代相比，残酷性有所减低，打击面有所收缩，手法有所变化，但其实质却丝毫未变。
民国时期的中国，还有半吊子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也保有独立和尊严；中共治下的中国，早已全无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绝无独立，更谈不上尊严。
故而：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能够理直气壮地宣告：大学不是衙门的附庸，而是独立而自由的学术圣殿；大学校长不是衙门的门童，而是捍卫自由的卫士；他们不可能把大学办成衙门，更不能让校长变成衙门的工具，即便遭到来自衙门的干涉和压力，大学校长们也尽力维护大学的独立和自由。
毛式奴化教育下的大学校长却在以实际的言行宣告：大学就是衙门，校长们就是衙门的门童。他们就要把大学办成衙门的附庸，就是要把校长们变成衙门的工具，只要是来自衙门的指令，一律惟命是从。现在，大学又“与时俱进”为双重附庸，不仅是权力的工具，也是金钱的奴仆。
中国的大学：昔日是“自由的摇篮”，今日是“自由的坟墓”。
2005年4月1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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