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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雍
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群众运动，可以分为两类：政府运动和国民运动。前者如慈禧插手的后期义和团运动，袁克定之流炮制的拥护帝制市民游行，五六十年代“反帝反修”的一系列百万人集会游行，以及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后者如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1946年反对苏军在东北暴行的学生运动，以及1989年的民主运动。尽管近期发生的群众性反日示威游行的背景比较暧昧，不乏政府试图加以利用的种种痕迹，但仍然可以将其列入国民运动之列，是五四运动的后继者。正如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群众性反日运动背后有袁世凯政府操纵的影子，却不能将其列为政府运动。
五四运动之后，梁启超曾撰文对国民运动进行总结并提出希望，他的观点对于今天的国民运动发起者和参与者来说，仍然是具有启发性。
梁启超认为：“‘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因此，他希望把这一运动扩大起来，把方向转到内政方面。因为“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象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没有“半内政”性质或者紧接着“向内的”运动的“纯外交的”群众运动，通常是“无结果”的。他提出了真政治运动（国民运动）的七项特征：第一，运动主体，必为一般市民。第二，运动范围，必普及于全国。第三，运动之标帜，必为全体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项。第四，运动之动机，为对于现在政治感不满足。第五，运动所对待者，为外界袭来的或内部积久养成的各种不正当之压力。第六，运动之方法，为散布印刷品，为公开演说，而聚众示威。第七，运动之结果，为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
梁启超曾说：“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成固然养资格，败也是养资格。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民运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国民运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但是，国民政治运动首先还是要论成败的，成功的国民运动是要能够争得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或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其次，不同的运动在“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的政治教育上的程度与方向也是有差异的。用梁启超的国民运动观来衡量，眼下的反日运动是低级的国民运动。
第一，梁启超最寄以希望的是“对内的”、“内政的”国民运动。他高度评价了“国民废兵运动”，认为这个运动比五四运动有所进步，因为是“对内的，所以精神越发鞭辟近里”。“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这两件，我确认为内政的国民运动不能发生的主要原因，但我以为今后运动方向，非由外转到内不可”。“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移到内政方面。”他又提出了内政的国民运动的十项条件：第一，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第二，要对事的不要对人的。第三，要公开不要秘密。第四，要在内地不在租界。第五，问题要大要普遍。第六，问题要简单明了。第七，要分段落。第八，运动主体要多方面。第九，运动不妨断续，但要继续。第十，不要问目前的成败。八十多年过去了，国人还在做“简单”、“容易”的运动，还没有“把运动方向转变”，这充分反映出中国政治发展的迟缓。
第二，即便是围绕外交问题的国民运动，也应当含较多“督责政府的意味”，否则，“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作秀”。试问，六十年代反对“美帝”的示威和火烧英国代办处，对于美英两国的外交政策，真的起到过什么作用吗？对外的国民运动，也应当是针对本国政府，反对专制的，绝不能是针对本国人民，反对自由的。让我们依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眼下反日运动的两大举措。
一个举措是反对日本“入常”的千万人大签名。其发起者准备把签名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这是搞错了对象。安南又不是中国的选民选举产生的，哪怕上亿中国人签名，对他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国人的签名应当针对自己能够施加影响的对象——由自己选举产生的中国政府。签名信所要求之事项应当是“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的事项，譬如说：指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在日本“入常”表决时投反对票，撤回驻日大使，废除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中日断交，等等。总之，国民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本国政府在外交问题上违背民意、独断专行，而不是向外国政府施压。能够向日本政府施压的是日本人民，中国人如果想要越过日本人民，直接向日本政府施压，甚至以威胁在华日本人和日本企业利益的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压，起到的更可能是反面效果。
另一个举措是号召抵制日货。这纯属是针对本国人民和反对公民自由的反动愚蠢之举，只会让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笑掉大牙。号召抵制日货的人常常想到的只是手机、数字照相机、化妆品之类的，而忘了大宗的化肥、钢材、机械。像笔者这样的城里人，当年都穿过用日本进口尿素包装袋缝制的衣服，更不用说农民兄弟了。大学里和IT业的青年“骄子”，根本不会想到上千万向日本出口农产品的农民和几百万日资企业中的“打工妹”、“打工崽”的切身利益。从军事上说，“伤敌一千，自损三百”还可以接受，“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就不能接受了，更不用说“伤敌一千，自损三千”了。请注意，在贸易战导致同样GDP损失的情况下，由此造成的失业中国将是日本的十倍。历史上颇有一些群众运动是反对公民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运动，譬如说二十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三十年代的抵制日货运动。基督教徒虽然是中国的少数人群，但你今天同意“反基”，明天就要同意“反穆（斯林）”，后天就要同意“反佛”，大后天就要同意“反无神论”，因为现在一些有势力的人正在酝酿“儒教”的国教化。今天你同意抵制日本的物质产品，明天就要同意抵制日本的精神产品与文化，后天就该取缔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了。小说和电影《林家铺子》反映了小商人在当年抵制日货运动中的种种苦楚，今天，已经开始有一些日本轿车的车主品尝到类似的痛苦了。
无庸讳言，眼下中国正在发生的国民运动是非常不符合梁启超的国民运动理想的；但是，理想的国民运动只存在于书本上，现实中的国民运动从来都是有缺陷、有瑕疵的，甚至与正确的方向有着几十度的偏角。譬如说，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就与“台独”运动裹在一起。民主派面对眼下反日运动的尴尬，类似于共产党当年面对“黄色工会”运动的尴尬：参与吧，运动是“黄色”的，不参与吧，又没有其他的工人运动能够发动得起来。民主派的抉择也应当是类似的：参与进去，才能有助于遏制其消极因素，发挥其积极因素，并推动“方向的转变”。
正如梁启超所说，像五四运动那样的对外的国民运动，同时具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双重含义。现在的当权者是要利用其中民族主义的成分，为自己“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服务。民主派则要更多地发扬运动中的民主主义成分，让国人在游行示威活动中学习公民政治，学习当理性负责任的反对派。
梁启超指出：“这种运动，在人类政治生活上有什么意义呢，依我想，最重要的有三件。第一，使多数人懂得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懂得什么叫做政治问题。”“第二，使多数人认识且信任政治生活之‘改进可能性’。……信得过这种种事业有‘可能性’，自然政治生命常带活气。”“第三，使多数人养成协同动作之观念及技能。国民运动虽然也需有指导的人，但他的性质，纯是多数共动，不是一人独动。……要养成互助协作的习惯和技能，断不是靠口头提倡所能办到，总须找些机会，常常作实地练习。国民运动，是拿很松很宽很暂的团聚试行协同动作，做过一次，那习惯兴味技能便长进一次。所以致密坚强之民治组织，非经多次运动而且常常继续运动不能成功。”第三个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曾发生过一次罕见的“内政的国民运动”，但是由于国人普遍缺乏必要的“习惯和技能”，而丧失了大好的历史机会。现在当局既然给国民运动开了一条窄门（参见附录），就应当利用好这个机会，作“养成互助协作的习惯和技能”的“实地练习”。从网上登载的上海416游行的两个游行通知（《关于在我市组织群众反日游行的实施细则》和《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里面的一些口号是我们不赞成的——中不难发现，只要是真正的国民运动，就能够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技能，就能够促进警民之间、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的良性互动，就能够起到逐渐地“养成公民”和“养成政治家”的作用。
附录：运动组织者说：北京“4.9”反日示威经警方批准
岳子麓：北京反日示威来龙去脉
亚洲周刊 北京两万人透过网路和短信组构参加反日示威，防卫警察一度超过游行人数，队伍最后在日本大使馆前投掷鸡蛋和矿泉水。街头沸腾的示威和全国失声的媒体形成强烈的对照。
在今年四月九日之前，中关村从来都只是以北京、甚至中国最富有先进性的高技术产品集散地而闻名。然而这一天，中关村的海龙电子城一改往日的热闹，大门紧 闭。在中关村地区的太平洋电脑城、矽谷电脑城等处，标有Canon、Sony、Nikon的柜台中所有的产品都已经悄悄取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场保安 主管告诉记者：「昨天领导就通知，今天不开门营业，主要是怕矛盾激化，示威人群冲进来砸东西。」说话的时候，他站在数百位警察中间，无奈地注视着从身边经 过、高喊口号的年轻人。
秦凯是这群年轻人中的一位，这位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三天前就接到了一条手机短信，短信上说：「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请在四月九日上午十点到海龙门口集合，抗议日本修改教科书和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抵制日货。」秦凯还和其他同学接到了来自电子邮件的同类资讯。
四月九日当天，北京爆发了自一九九八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活动，据估计游行人数超过两万人。据了解，当天到场的游行人群中有不少是通过网路和短信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当天上午十点，游行活动从中关村海龙电子城门口开始。刚开始的人群大约有数百人，并逐渐增加，到了十一点已经聚集了数千人，游行人群主要是大学生和年轻 人，从中还可以看见身穿校服的中学生。人群手持着前两天制作好的十几米宽横幅，其中有「起来！！！抵制日货」、「抗议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粉碎日 本常任妄想、抗议日本歪曲历史」、「还我钓鱼岛」、「国仇家恨、刻骨铭心」等。更激烈的标语包括「中日永无友好」，「抵制日货、抗议篡改历史、坚决与日本 政府断交」、「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等。
除此以外，人群中还有不少人举起国旗和现场自制的写在白纸上的小标语。游行队伍在警察的巡卫下，沿着中关村地区，途经北京大学西门、清华大学西门游行。沿途不断有人加入。
这次活动是由中国大陆保钓协会、九一八爱国者同盟网等民间组织自发发起的。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人民大学的学生陈鹤男向亚洲周刊表示，他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的要求，提前一周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申请，很快就获得批准。现场除了自发的群众之外，也有不少中关村地区的商业人士，包括打出横幅标语 「抵制日货、振兴民族产业」的神舟电脑、www.fzone.com网站、中国别墅网等多个单位。
从当天中午一点开始，中关村地区的游行人群先是高唱国歌，继而呼喊「警察让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冲破中关村南路的警方封锁线，经过北三环向 位于光华路的日本大使馆和位于亮马河的日本总领事馆前进。沿途游行队伍向围观人群发放宣传材料，在日本餐厅门口呼喊口号，一位围观的老年人表示：「这让他 想起了抗战时期的中国爱国游行示威，他本人感到热血沸腾。」
当天下午，在光华路日本大使馆前，游行人群焚烧了日本国旗和写有日货字样的纸条。三点多的时候，有人买来大量的鸡蛋，人群一拥而上，向日本大使馆内投掷鸡 蛋、石块和分发的矿泉水瓶。每一颗鸡蛋投进日本大使馆的院中，就引来人群的一阵欢呼。有一位十几岁的孩子，一连投掷了十颗鸡蛋。警察对此没有进行阻拦，双 方也没有爆发冲突。一位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表示，现场人士起码投掷了五十斤鸡蛋和百余个矿泉水瓶子。他说，看到这样的游行，感觉真是很复杂，「从感情上 说，要是脱了这身衣服，我闹得比他们还凶」。
北京市公安局针对此次游行活动出动了大约两万多名警察，主要警戒地点在中关村、日本大使馆、日本领事馆等处。在中关村的游行现场，一度警察比游行的人群还 要多。晚上七点，位于燕莎附近的日本领事馆门前，大约有一千多名手持盾牌的武装警察已经将防线前推至离领事馆大门五百米左右的空地，在场的警察说，他们这 样做主要是不再让示威者向领事馆内投掷石块和矿泉水瓶，北京市政府预定于八点开始清场。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游行人群基本散去。
四月十日一整天，北京大使馆和领事馆附近仍然被警方封锁，却不见任何示威集会，但武汉、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在这一天也分别爆发了抵制日货的大规模游行活 动。武汉的活动聚集了数千武汉各家高校的学生，此次游行的发起人通过手机和电子邮件号召全国，从五月一日开始，全国抵制日货一个月，以显示中国人的决心和 力量。一位学者向记者坦言，如果政府忽视如此大规模的反日民意，将会对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极大的压力，到了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的活动最终摊牌的时候，中国 政府将不得不在民意和外交战略中间做出艰难抉择。
一位北京大学的年轻教师也参加了游行，他对此次活动的总结是：「活动刚开始政府是默许的，但是随着事态发展，政府又担心局面失控，所以立即进行了控制和制 止。」他说：「这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中国公民又一次以公民意志和国际贸易手段向日本提出正当的抗议和要求。」其实，在北京四月九日大游行的前一晚， 包括清华大学等高校都紧急召开负责学生工作的教师的会议，要求控制学生出校，不允许学生参加示威游行。周六上午，清华大学的各个校门都有保安人员对出校学 生进行盘查和登记，负责人士要求学生口头保证出校后不参加游行活动，但是记者在游行人群中，仍然看见了高举清华大学学生证呼喊口号的热血学子。有部分高校 在召开学生会议时，甚至以「六四」做比较，指出合理的动机未必能够产生理想的结局，要求学生冷静和理性。而部分高校的教师为了保护学生，甚至跟随游行队伍 直至结束。
如果看近日的大陆媒体，几乎不知道四月九日发生了一场继九八年炸馆事件之后，规模最大的反日游行示威活动。媒体在此次活动后，如同失声，没有任何报道和评论。据了解，中宣部一纸禁令，彻底封杀了媒体报道这次活动的可能。
《新京报》等媒体透露，中宣部的通知还涵盖禁止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各种活动作出报道。中宣部在通知中表示，要相信政府能够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为了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近期日本入常的报道必须遵循新华社通稿，而不得擅自发表报道。新华社在四月九日的游行之后，发出了一条百余字的短讯，强调此 次活动是自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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