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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
95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仙逝，朋友让我来说几句。对费老这样一个有着时空广度和精神密度的历史人物而言，说什么都显得挂一漏万，都难以言喻悼念者的感情。虽然，寿终正寝，盖棺论定，赞生送死不辞，小子何敢让焉？
实际上，对费孝通先生来说，他的晚年“余热”不断，但他的事功立言早已“论定”。网友们知道，用引擎搜索，可以搜索出各类百科全书、名人词典、人物传记中有关费老的简历、介绍和纪传。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型学者，他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都是社会学调查和理论的经典之作，他是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坚实的奠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前，他和挚友储安平等人还是接力于胡适之等五四前贤的又一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他又出任了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在种种可见的成就面前，他“桑榆为霞”的努力，如周游全国市场的调研、出版文集、92岁讲大课、回忆他早年的师友，等等，都是“老骥伏枥”的修身惯性使然。但如果我们回顾他的一生，并试图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晚年言行仍有一种“慢慢地着急”（李慎之语）的焦灼洞明和达观世故。
费孝通先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他在社会学大师马林诺斯基门下学习，在马氏的指导下完成《江村经济》博士论文的撰写。大师为年轻的学生、一个有待完成然而功底厚实的大师巨作写序说，“费孝通的著作，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是多么的扎实。书的主题是对湖泽地带平原生活的一次实地考察，水道纵横的平原是数千年来在物质和精神上抚育中国人民的地方。通过一个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费孝通在抗战的漫天烽火中回到国内，任教云南大学社会系。在他的主导下，中国开始了一波新的农村调查工作，并获致不少成果，也培养了一批人才。1943年，费孝通前往美国讲学一年，返回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47年后，费先后写出《生育制度》、《初访美国》、《重访英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著作，广受读者欢迎，也产生广泛的影响。他的经典之作《乡土中国》，厚积薄发，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文字优美，跟任何层面的读者绝无扞格，有社会报道之诚而无学术僭越之霸。可以说，费孝通在他的才学识成熟期为中国的社会学写作贡献了一种亲情的风格。《乡土中国》宏观地描述了中国文化的乡土情结，把乡土当成一种概念，以此涵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质。费孝通研究中国文化模式如何从农村中产生出来，从而提出了包括“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等极其重要的概念。
用当下的话语，在有着巨大学术贡献的同时，费孝通先生还是一个坚定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有着令人瞩目的社会活动，有着令人弦诵不绝的公共写作。1945年11月，他就在西南联大和钱端升、伍启元等教授发起“反内战”演讲，“不但在黑暗中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也要呼吁和平”；1947年7月，闻一多被暗杀，费孝通虽在美国大使馆协助下避入使馆，但他仍撰文：“这是什么世界，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当胡适之等人都“下岗”作壁上观或站队帮闲时，费孝通和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们一起，独立客观地写下大量批评时政的文章，他是当时处于夹缝中的自由主义孤岛――储安平《观察》的撰稿人之一，他的言行为他赢了自由民主人士的声誉。
费孝通以民主人士身分参加了新中国的政协会议。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社会学被取消，费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1957年费孝通写作“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已被整饬驯良的知识分子队伍里建构了一重大的社会命题，这一由社会学者早于作家和人文学者发现的时代课题，大概可以跟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解冻》一说并美。只是从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到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到新的千年世纪的各类“小阳春”，中国知识分子的春信不免虚妄。费孝通当年即被打成“右派”，直到1980年才平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恢复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费孝通接受了重建中国社会学教育的委托，自此开始活跃于政界、学界和中国社会。1980年后，费孝通还先后出任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主席等职位。因年事日高，1996年辞民盟中央主席职，仅任名誉主席。
费先生的一生是复杂曲折的，他经历了人世间最为巨大的荣辱。他有着巨大的学术抱负和用世之心。实际上，每一种人类知识的新的分工独立，每一古老文明的被激活或新大陆的开发建设，不仅有着巨大的开疆拓土的远景，而且其更新的精神思维可以教化或说反哺世界。这一后来居上的后发优势在近二百年的现代转型史上屡经证实，如启蒙运动近百年之后的达尔文、马克思、佛洛伊德等仍能在生物学、历史学、精神分析学领域展现立言立法的创造力，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仍能在科学方法论上的进行革命，从而大大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国度和现实生活；而拉美的作家、苏东的诗人、发明东方学的萨伊德、思考落实于印度国情的阿玛蒂亚森，以及那些激活了非洲、印度文明的传统哲学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们，都以其言行事功让西方人或说人类知识感受到了一种“逼人的辉煌”。毫无疑问，身为五四之子的费孝通先生也有着这种大创造的机运和才华，他也抓住了这种历史机遇。钱穆、陈寅恪等人都注意到，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到三十年代后有一个收获期，有一个独立的文化价值评判系统确立的时期，费孝通先生即属于这一时期弥足珍贵的收获之一。
遗憾的是，文化或道统的重建，胡适之展望的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很快被社会突变中止进程，三四十年代的建设人为地断裂，少有成为后来者的营养，这也许反证中国知识人的创造仍有咫尺未竟之憾，他们在观念和方法论上少有为中国的百年千年巨变进行准备、少有为中国的社会革命提供思想资源。学来习得的中西知识未能化为人格或精神信仰教训教化社会，四十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多有暖昧或可议之处，费先生的“长老统治”有译语的取巧而无中国气象，从中也可见一斑。
这种不配于中国罪苦的知识，其社会遭遇是屈辱的、可羞耻的，也是后来者可悲悯的、必记取的。作为一个笃爱自由的学人，费孝通先生目睹了自己和同仁、朋友们的沦陷，斯文扫地的羞辱、性命不保的恐惧、无告无助的痛苦、朋友失踪非命的惨烈、人神远离的绝望，他都经历了。他活过来了。他活成了明哲，他对“春天”不再闻问，他从民权滑落到民生，甚至想以晚年的彻悟、出路来规范早年的抱负，他说自己的一生不过“志在富民”，其情可感，其心可哀。后之明达君子，或可谅读、知人论世于费老乎？
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却是又一次价值评判系统确立的时期，中国的时流在无远弗届地规范个人生活的同时，民间、体制外从来有一种清议，有一种重建生命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努力。中国的忧时伤国之士，因此能够在个人的不幸外获得历史和民众的赞辞。如范仲淹骄傲于“仲淹三贬而光”，他们确实并不孤独。而费孝通晚年的荣华富贵却在他的盟友和知识界那里有了不同的反应，笔者本人也强调过这一现象，“像金岳霖先生、朱光潜先生、冯友兰先生、费孝通先生、杨振宁先生等学贯中西的‘通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态度，曾经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难索解的一页。
得失固不能为外人道，但费老一定深味过内心的凄苦、屈辱和孤独，他一定有过救赎的愿望，他因此不顾及老境的安适，风尘仆仆于中国大地的市场建设，他确实寄望也安身于民富。同时，在晚年的反思中，他多次提及并强调“文化的自觉”，他自觉是五四的孩子，他承认自己不易体会中国文化深处的东西，他承认从知识分子这个整体看，确实还比不上五四一代；但他又坚定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处，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在这一点上，他的眼光和敏感远非当下的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能管窥。
费孝通先生在87岁高龄的时候，曾到江苏吴县做社会调查，他跟小城镇里的一家居民聊天，遇到了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妇人，老人服饰很有特色、仪容整洁、神态安详，而当费教授请她聊天时，站在一边旁观的她反倒退回里间，连面也不肯露了。对费孝通先生来说，这是一种惨痛的感受。他认为他看到了一种文化的变迁，即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不肯出来的意思，是她要走了，文化要走了，自己觉得不能出来见人了。不是人家不要她，大家欢迎她出来。可是她自己觉得，我这一套不行了。这样一来，她真的要走了，文化要走了。不是人家要消灭你，是你自己要走了，你这文化要灭亡了。老了，老到自己没有自信心了。这不是她个人的自卑，她对她的文化没信心了。”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说可谓自卑或自大的解毒剂，他以阔达的态度指明人类的发展前途在于“各美其美”，在于“美人之美”。因为他在自家文化里发现了“推己及人”、“亲亲仁民”的思想。但这些晚年的省思跟他早年提供的材料方法一样，多只是提出了问题。也许这正是他那一代大师的特点，他们提供了线索，提供了路径，提供了各种立身处世的标本。
前贤已矣，有待来者。
2005年4月25日，余病第37天，出院日试笔
原载《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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