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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此次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连战先生的大陆之行，在大陆媒体上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一个落魄党魁、一个失意政客，似乎比那些来访的欧美元首更受重视和爱戴。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一夜之间就从臭狗屎变成了香饽饽——这是泱泱天朝大国对那些来朝的藩属所惯有的态度和伎俩。然而，在表面上沸沸扬扬的背后，连战此行其实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收获——中共方面未曾表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亦未承诺拆除六百枚针对台湾人民的导弹。因此，“连胡会晤”只是国共两个专制政党的一场“二人转”而已。
连战在北大发表的演讲，谈及萌芽于北大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一九四九年大陆政权更迭之后，此自由主义传统在大陆被中共极权主义政权连根拔起，薪火相传至台湾亦遭致蒋氏威权主义政权的残酷打压。有意思的是，连战在解答“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大部分还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这个问题时，给出的答案与中共的教科书的说法异曲同工，他认为：“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世纪的最初那二三十年，这个国家所面对的是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整个国家都在列强帝国主义烧杀掳掠下，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一个贫苦的极致，烽火连天。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下，中国人民实在是没有一个那样的环境来冷静地思考，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一个深刻理念，当然在校园里面百花齐放、百家齐鸣，但是终极在最后，能够吸引、号召青年人的，不外乎还是以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三民主义的路线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总路线这两条路线。”这是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学说的一个庸俗化版本。连战希望以此说法来讨好中共方面，却也不经意之间透露出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之间“难兄难弟”的关系：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来自于苏俄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国共两党的本质都是“反自由主义”的独裁党。国共两党先后执政、两党的意识形态先后成为主导思想，并非由于两党及其领袖能够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而是专制制度较容易在短期内实现社会力量的动员和组织。可以说，以上两种主义都是依靠着变种的列宁式的政党架构、通过暴力杀戮和谎言灌输的手段，强迫中国人民接受的。如今，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两大主义均已不可挽回地失败了——在彼岸的台湾，当民众拥有了真实的选举权利之后，他们先后两次用选票抛弃了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思想；在此岸的大陆，民众仍然没有享有基本的人权，仍然被一党专政的中共的暴力和谎言所劫持，但绝大多数民众心中雪亮如镜。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有一个政治笑话，讲到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因反苏宣传而受审，说他在红场上向过路行人散发空白纸张。问他为何上面一个字也没有写时，他的回答很合逻辑：“有什么可写的，大家都一清二楚。”——这就是连战先生所谄媚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大陆的真实处境。连战以两大僵尸为圭臬，只能说明他自己也是僵尸家族的成员，台湾早已没有多少人信任他，大陆也没有多少人会敬重他——那些整整齐齐地排列起来欢迎他的人群，全都是中共方面精心安排的，若干场面与金正日所统治的朝鲜惊人相似。在大陆媒体上甚至出现了对连战儿时伙伴的采访，说连战小时候摔了跟头也不哭，俨然非同常人。此种造神运动，沿袭于昔日帝王传记，任何一个热爱自由民主的现代公民都会觉得恶心之至。连战先生却不以为耻，反倒甘之如饴，诚可悲矣。
连战临行之前，有台湾的人权组织希望其向中共方面提及杨建利案件等人权事件，这显然高估了连战的人格、骨气和政治抱负。但是，我个人认为，作为中国国民党的现任主席，在访问大陆的时候，有一句话是非说不可的：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留在大陆数以千万计的与国民党及其政权有着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家庭，成为共产党时代被残酷迫害和长期歧视的对象。仅仅在中共建政初期的五十年代，土地改革、镇反运动等，就导致了上百万人的死亡。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在缺乏精确的官方统计数字的情况下，也不知道处决的人数，但城市主要的反对反革命运动可能造成了五十万至八十万人的死亡。”在此后的反右、文革等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更有数百万人成为永远的“贱民”（“黑五类”），他们及他们的亲人统统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参与国共两党的斗争，仅仅是与中华民国政府或国民党有过一丝一毫的联系，就被烙上了终身无法解脱乃至祸及后代子孙的“耻辱之印”。我的外曾祖父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当地一位有名的中医，开了一家药铺，因为他为人正直善良，被街坊推举出来做了几个月的保长。于是，中共政权刚一建立，外曾祖父就被剥夺了所有的家产和行医的权利，被游街批斗，此后被惩罚扫大街二十多年。外曾祖母则被强迫背着磨盘在地上像狗一样爬行，最终不堪受辱而跳井自杀。国共两党的残酷斗争，就这样让无辜的小民家破人亡。还有许多曾参与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他们虽然曾为民族独立建立过不朽的功勋、甚至留下了身体的残疾，在中共治下他们不仅未受起码的尊重和礼遇，反倒成为历次政治运动首先侮辱和打击的对象。我在《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一书中曾经写到一位名叫杨云峰的国民党老兵，这位九十五岁的老汉膝下没有儿女，已沦为一名叫化子。但是，作为长城抗战的主力部队二十九军的一名老兵，杨老汉年年都要积攒盘缠来卢沟桥看看，不是为了感怀，而是为了生存，他把当年的战场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连战主席最该会见的是这样一位民族的英雄。我还在最近出版的《血色记忆——腾冲抗战见证录》一书中，读到了数十名当年参加抗战的国民党老兵的照片和简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比别人承受了更多一份的政治磨难。当年选择居住在云南腾冲一地的，就有一千三百五十多位官兵，如今在世的不到百人。看到这些老人衣衫褴褛的照片，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连战主席最该见的也是这样一些民族的脊梁。
这些人是连战先生最不该忘记的，这也是中国国民党必须面对的“历史债务”。我想，连战先生出于客人的礼节，可以不去谴责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但对这些留在大陆、因国民党的缘故而受苦受难的同胞，是否可以说一句安慰和关心的话呢？今年恰好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连战先生是否可以对当年留在大陆的、如今还活着的国民党老兵们表示几分敬意呢？这句话究竟该怎么说，连战先生从政多年，当然比我更懂得组织语言、拿捏分寸。然而，让我深感遗憾的是，直到离开大陆的那一刻，连战也没有说出这句最应该说的话来——连主席自然可以轻轻松松地对中共党魁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因为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受到过中共政权的伤害。但是，那上千万被伤害的同胞呢？他们是弱势的、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像连战这样的政客是不会在意他们的感受的。但是，一个没有历史感和人情味的政治人物，又怎么可以承担起所谓的“破冰之旅”与“和平之旅”呢？
——二零零五年五月三日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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