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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2005年4月3日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日，同时也是中国人用来祭祖慰灵的清明时节。在北国的首都北京早已是草木皆兵，八宝山周边的道路，甚至公开宣布实行戒严。与此同时，远在南国的故都金陵，一场祥和自由的漫谈会，正在进行之中。
漫谈会的地点是乌衣巷街口、白鹭州公园一侧的九竹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画廊茶室。出面作东的是诗人徐明明先生和夫人，以及九竹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建华先生。与会人士中留下姓名的分别是：重庆南开中学老校友刘鹤守和尉天纵老师，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老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应克复先生，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家邵建先生，江苏省行政学院基础学部教授罗建女士。
很偶然的机缘，笔者有幸成为参与漫谈的一分子。鉴于所涉及到的话题，大都是值得记录在案的历史文献，现根据零碎记录和事后追忆整理成文。由于没有征得当事人的核准，不当之处由笔者文责自负。
南京大学的趣闻逸事
漫谈会一开始，笔者与罗建女士之间就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论。
罗建说，她曾经私下和别人讨论过，国徽、国旗、国歌中值得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个国歌。
笔者当场表态说：连国歌也不可以留下来的。
罗建说：我说的是应该用血肉保护民族，而不是保护国家。
笔者说：民族也不能够用血肉来保护。这个民族应该保护每一个个人，而不是由每一个个人来保护这么大的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不能够保护本民族的一个个活人，偏偏要用一个个活人的血肉筑起什么长城，这个民族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连个人的人权和生命都不能够保全的民族，有什么价值存在下去呢？！我坚持认为，田汉所写的《义勇进行曲》是一个很典型的野蛮歌曲。以这样的野蛮歌曲充当国歌的民族，肯定是一个前文明时代的野蛮民族。
尉天纵老师补充说：现在有一个说法，说是国旗中的四个星已经变了，变成了歌星、影星、球星、主持人星，共产党就是由这四个星来拥护的，……
在中国文化人的聚会中，1989年的政治事件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而学识渊博的董健老师和高华教授，很快就成了漫谈的中心。
董健介绍说：1989年1月，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开会时，我提议把学校大门上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字敲掉，把“严瑾求实、勤奋创新”的校训写上去。我的理由是延安时期的抗大精神，与我们的时代已经不一致了。校务委员会投票的结果是6比1，4月份胡耀邦去世后，这个事情被搁置下来。到了2002年百年校庆的时候，我对新任校长说，敲掉那8个字是上一届校务委员的集体决议，现在应该执行了。校长说没有问题，我来办这件事。谁知道他对新一届班子估计不足，拿到会上讨论时，反对票比赞成票多出了3张。这是个已经有决议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再次投票，你把它敲掉也就敲掉了。这样一来，就很难再敲掉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南京大学的领导班子比89年以前有了多么大的倒退。
高华补充说：78、79年时候，有一个反对偶像崇拜的热潮，大量的毛像都被搞掉了。当时没有来得及搞掉的，现在就拿不掉了。所以有很多学校的校园里，到现在还有毛像站在那里，……
董健接着说：我当副校长的时候，上面下达了政治任务，特别是用来整人的任务，我都要先放一放再说。上面的政治任务到我这里只有减法，没有加法，不像有的地方给层层加码。89年之后教育部来人布置任务，要求每个学校编写一套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教材，我告诉他们不要急着写，等一等再说。等了两年又转向了，这个教材就再没有人提了。北方有几所大学编写了大量的教材，最后都给废掉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高华说：李慎之到南京大学作报告，就是董老师邀请的，董老师请李慎之当南京大学中美研究所的顾问。
董健说：南京大学不敢让李慎之作大报告，只在小范围内讲了一次。李慎之到东南大学是在大礼堂里作报告的。我把高华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送了一本给李慎之。李慎之后来告诉我，书他还没有看，就给一位老同志拿走了，拿去之后就不还了。这个老同志说，党内还有更坏的东西高华不知道。
高华说：这个老同志就是何方，他是张闻天的秘书。他最近有一篇《“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写得非常好。……
董健说：后来吴敬琏来南京，我把《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也送给他一本。
高华说：吴敬琏家里有两个亲戚去了延安，其中一个不明不白地消逝了。司马璐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其中写到延安整风时，周恩来跪下来向毛泽东承认错误。我觉得这个说法不一定可靠。司马璐是在整风前离开延安的。1940年的时候，投奔延安的人还是可以自由离开延安的。到了42年以后就走不掉了。肖雪慧的父亲是老地下党，他说当年我们反国民党时候，活动空间是很大的，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抓人，我们跑到县里、乡里就没有事了。他对肖雪慧说，你们现在写文章做事情可没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自由空间。陈云不允许言论自由的重要理由，就是国民党是被言论自由给打败了。
笔者提供了自己的一个见闻：我听说邱会作留下来一本回忆录，谈到他在井冈山撤离时被指派去埋藏印刷钞票的机器，他听到埋藏机器的人是要被活埋灭口的，就托人去找周恩来求情。周恩来说，邱会作还是个小孩子，就放了他吧。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派邱会作去新四军给刘少奇捎口信，意思是要打倒周恩来和王明。刘少奇听了邱会作的口述就同意了，他也向邱会作口述了回信。邱会作回到延安之后，毛泽东派出重兵把刘少奇接回延安，等到把所有事情安排好以后，才通知周恩来回延安开会。周恩来一下飞机就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以后再也不敢和毛泽东抗争了。从另一方面说，司马璐虽然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他身边还有一个经过延安整风的戈扬，完全可以从戈扬那里了解情况。
沙叶新与余秋雨是两类人
谈到海外的历史研究，高华介绍说：谢幼田是谢持的孙子，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他是87年出去的。他的《谢持年谱》写得最好。他在外面还写过一本《中共壮大之谜》。最近他们对袁伟时老师开火，措辞非常严厉，还给袁伟时加了一个中共文人的头衔，因为袁伟时批评了孙中山。他们这些人认为国民党是正的，共产党是邪的，孙中山是国父，谁都不能批评他。国外有一批人是和谢幼田一样的。写《谁是新中国》的辛灏年真名叫高尔品，南京人，武汉大学毕业。广州的王希哲也是这样的人。
谈到当下的文化人，董健说：上海作家中唯有沙叶新还有理想。沙叶新和李慎之也有关系。几年前沙叶新托我请李慎之给他的书房题字，说是叫“善作剧楼”，与通常所说的“恶作剧”相对，意思是他写戏和写文章都是要劝人从善的。李慎之说我的字很难看，我请李锐给他题字吧。沙叶新的书房现在还挂着李锐题的这几个字。沙叶新写了一系列的关于“党文化”的文章，想出一本书，一直出不来。其中有一篇“告密文化”，没有地方给他发表。
高华说：“党文化”是马雅科夫斯基正面提出的，他说我们的文化就是“党文化”。沙叶新最近还有一篇好文章，标题是《从不罪己的毛泽东》。里面谈到毛泽东总是对人不对己，是“喜欢让人写检讨”。毛泽东对毛远新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
董健说：沙叶新和余秋雨是两个类型的人。他们两个以前关系很好，现在早就绝交了。中宣部去年规定不能对余秋雨和金庸做反面报道，我听说这个消息后，偏要批一批金庸。金庸到南京大学演讲，我请他吃饭，老头看起来也是和蔼可亲的。我在媒体上批评金庸，不少报纸跟着造势。后来浙江大学了解到金庸确实不会带研究生，就劝他辞职了。金庸在香港见到王蒙，说董健我也没有得罪他，他怎么一直搞我呢？我是要批评现行秩序的，金庸和余秋雨对现行秩序是表示拥护的。
大学校园的职业学生
漫谈之中笔者问道：董老师，据我所知，北京的大学里面有很多职业学生。这些学生有好多是从农村来的穷孩子，他们借着勤工俭学的名义专门给有关部门写报告，哪个老师讲课有什么问题，哪个学生说了什么话，有关部门都是很清楚的。您当副校长时是专门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是不是经手安排过这样的学生？
董健回答说：安全部门一直是绕过我安排特务学生的。有一个物理系的学生要到美国去留学，他们找这个学生谈话，希望他到美国以后帮助收集一些情报。这个学生很单纯，回家后就给他父亲说了。他父亲也是我们南大的一个教授，听了儿子的话就在家里拍桌子：你怎么能去当特务呢？然后就打电话给我。我去找安全局的那个人，我说你们安排这些事情怎么能绕过我呢，我也是党委常委啊。你要是通过我安排这个事情，也就不会产生这么坏的影响了。别人事后对我说：董老师，你连人家安排来监视你的是谁都不知道，你还想让人家告诉你这些事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人家监视的。
罗建说：我在南大读书时，班上的一个同学就是职业学生，“六四”时这个人回到南大上窜下跳。我们几个朋友就警告他说，你也是南大毕业的人，你小子小心一点，要不然我们就废了你。这样他才老实一些了。后来这个人又到了电视台。
董健说：“六四”的时候我在学校里值班，办公室给我配了三个助手。有一天我为了表示关心下属，找到一个值班的年轻人，说你们挺幸苦的，我代表学校表示慰问。这个小伙子很惊奇，他说，“董老师，你连我是安全部门的人都不知道啊？”还有一天，保卫处给我打电话，说“董老师，我们在校园里抓到一个闹事的人，打了他一顿，他就拿出一个证件，说是安全局的。你看这个事该怎么办？”我去看了看，让他们把这个人放掉了。
美国之行的几点感想
漫谈中董健老师点名让笔者介绍一下美国之行，说是和笔者一同到美国去的王光泽，被《21世纪经济导报》开除了，焦国标最近又被北京大学开除了。
笔者说：我们到美国是参加三一学院举办的学术会议，主题是“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会没有开完丁东老师就带着我离开了，这样就躲开了记者的采访。我当面劝过焦国标，无论如何也不能由一个人把该说的话全部说完，剩下的话应该由别人来说，剩下的责任也应该由更多的人分担。他似乎更愿意当他的阳光男孩儿。我在美国只接受了一家电台的采访，我说政治上的事情我不敢多说，我只想说明两点：第一点是信用问题。现代文明是市场经济的结晶，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以诚信和信用为根本点的。在美国社会里，肯定会有说假话的人，但是假话被揭穿以后这个人就失去了信用。连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了假话都要向国民道歉。而说真话的人，在美国是不会构成犯罪的。在中国恰恰相反，我的朋友中有不少人是因为说真话而被抓起来的。在中国，说真话就是犯罪，说假话的人是很光荣的。一个这么大的民族只能说假话而不可以说真话，只能说这是一个前文明时代的民族，或者干脆说是一个野蛮民族。第二点是环境问题。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是以牺牲以后几代人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的。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出了村子随便挖一个土坑，就会有泉水涌出来，当场就可以喝，不会生病的。现在要打几十丈的深井才能见到水，而且是污染严重的脏水。这么大一个民族，连水都没有了，以后几代人还怎么生存呢？所以说现在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在犯罪，是对全人类的犯罪。在美国，公共林地里的小树枝，不经过社区的正式授权，也是不可以随便拿掉的，拿掉了就会构成犯罪。从美国回来，我给儿子说了三句话：第一要学习英语。第二要学习数理化和理工科，第三长大了不要当中国人。“哀莫大于心死”，我感到绝望了，我不当你中国人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呢？爱国和爱民族是感情问题，任何情感都是自然产生的，容不得任何人来包办和代表。一盆鲜花我当然要爱它，一盆臭狗屎，难道我也必须去热爱它吗？！
话题延伸开来，还谈到网络作家郭飞熊对于焦国标的恶语斥骂，由于没有留下现场记录，此处从略。
董健说：谈到环境问题，我想到高级干部的特供问题。哪一级干部吃哪个地方的特供大米、特供水果，都是有规定的。有个人大代表曾经提出过一个提案，说是中央领导不应该再吃特供了。如果继续吃特供，就不会了解除中国的环境污染。第二年就不让这个人大代表去开会了。
高华说：中国的特供是有传统的。在延安时候，专门有一个养牛场，给中央领导和他们的孩子供应牛奶。
不知道是应克复还是尉天纵补充说：文化大革命时批斗王光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罪名，就是她在桃园搞四清运动时，喝的是专门从北京送来的特供水。有人说中国的动物的心跳都要比外国的动物快得多。在美国，到处可以见到松鼠追着人跑，这在中国是见不到的。
尉天纵老师有超出常人的记忆力。对于专门致力于抹杀历史记忆的现政权来说，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危险。20世纪50年代强调教学质量时，他一度得到嘉奖连升三级工资，在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中却被定为监控对象。据尉老师讲，他一共有弟兄三人，二弟是台湾的著名教授尉天璁。书法家尉天池是他的堂弟。改革开放之初恢复通信自由之后，三弟给台湾的家人写信，用的是简体字和政治口号，尉天纵写信时采用的是繁体字和平常心。等到家人从台湾回来省亲时告诉他：大哥的信我们能够看明白是说些什么事情，三弟的信我们就看不明白了。
谈到当下的贪污腐败，大家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当政者应该明白，把事情推到极端就会天下大乱。笔者就此事补充说：从美国回来后看到毛泽东评点陈伯达的8个字，叫做“船要沉了，老鼠搬家”。我觉得毛泽东的政治权术和话语天才确实是登峰造极的。现在的当政者已经不再害怕天下大乱了，他们早已把家产搬到了国外，看一看洛杉矶和纽约长岛大片大片的华人豪宅，就知道当政者早就不相信自己的执政能力了。如果发生暴力革命，遭受灭门之灾的只能是没有能力跑掉的基层干部，特别是县、乡、村的低级官员。厅局级以上的高级官员，买上一张飞机票就可以去当外国人。
在整个漫谈过程中，赵建华董事长和他的几名手下，几乎没有插话发言。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品味很高的倾听者，希望下次到南京时，能够再次到九竹海阔天空地自由漫谈。
[本文已经以《文人茶叙南京城》发表于《争鸣》五月号，此为原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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