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作斌的赤子之心

曾棋年先生此次来京，是专门陪同他在部队时的老上级、前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作斌看望李普和李锐老人的。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共产党内确实存在着拥有不可磨灭的赤子之心的老党员，张作斌就是活活生的一例铁证。

据张作斌介绍，1989年“六四”之前，广东文艺界的秦牧、黄秋耘等几十个人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与学生和平对话，不要对学生开枪。“我自己还单独发了一份电报：请赵紫阳转邓小平，中央应该和平对待学生，千万不要当屠杀学生的刽子手。六四后追查我，我说我是出于好心，劝邓小平不要当刽子手，而不是说邓小平就是刽子手。”

“六四”之后，张作斌听说邓小平来到广东，就写信给邓小平要求对话。他在信中提出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你说反右派在当时是必要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的大民主，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吗？第二，中国凭什么要教训越南小兄弟？越南难道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第三，连国民党都没有用坦克和大炮对付学生，你为什么下命令对学生开枪？第四，你的眼睛到底亮不亮？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你推荐的，为什么你出尔反尔把他们打倒？

邓小平自然不会也不肯就这四个问题与张作斌对话，回报于张作斌的，是中央组织部的专案审查。省委书记任仲夷和林尧坚决反对开除张作斌的党籍，说是拖一拖再说吧。拖了一年后就没事了。张作斌说：“我写完检讨后又加了一条保留意见：如果再发生像‘六四’这样的事情，我还是希望中央能够像赵紫阳那样坚持与学生对话，而不是像李鹏那样对学生开枪。我不敢说邓小平了，就只好说李鹏。检讨交上去后，他们给我打电话，说你好好过节吧，我们把你的保留意见给删除了。我的党籍就这样保住了。后来听说与学生对话的袁木要到广州来，我就打算到他住的房间里泼一桶大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熟悉广州的宾馆，我肯定会这样做的。可惜袁木没有来。”

另据张作斌介绍，他在广东省的领导中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赵紫阳，一个是任仲夷。赵紫阳文化不高，只有中学文化，但是他了不起，很有眼光，也很大气。

四、关于“两头真”的个人看法

几年前，由于在文章里向西安的林牧老人提到党内的仁义之士，应该主动站出来替自己的组织承担一份罪责，并且向饱受伤害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公开谢罪。林牧老人没有公开回应，却在悼念李慎之的文章里不点名地提到我，说是他把此事通报给李慎之，李慎之觉得没有答复和讨论的必要。

看到这篇文章，我一直不能释然于怀：我劳苦一生的爷爷在所谓的“大跃进”中被活活斗死和饿死，难道连一句道歉谢罪的话语都不配得到吗？我的伯父仅仅因为在一贯道组织里当过账房先生就被判处死刑。减刑释放后依然要任人批斗和罚跪，难道就不该讨回一点点公道和尊严吗？！

在《红色记忆》中看到李慎之夫妇当年对于沈容的政治构陷，我对于李慎之生前所提倡的“公民教育”，又有了更多的保留看法：自称是想做一名中学公民教员的李慎之，早年并没有认真学习公民课程。即使到了晚年，他也没有领悟到现代公民的真谛所在——在人人平等的公共法律和公共道义的平台上，和别人一样充当只拥有一份责任和一份权利的有限个人，而不是充当动不动就要解放全中国乃至于全人类的救世英雄和革命战士。——要不然，他会在生前主动向沈容承认错误，同时也会替自己宣誓加入的那个组织承担一份本该属于自己的历史罪责。

据李普介绍，《红色记忆》出版后，有人不相信书中关于李慎之的那段文字是真实的，后来经过李慎之的家人出面承认，这个人才接受了这一事实。

回到家里，重新搜索出大纪元记者辛菲2005年1月22日对于李普的采访，看到如下的道义话语：

“我今天虽然已经87岁了，我还是有这种精神，有这种准备，准备因为我发表这些言论而被关起来，或者被开除党籍等等，我还像20岁的时候，在一点上没有变。我可以这样说，不是吹牛皮，老而弥坚。因为赵紫阳的这件事情实在太可悲了。一个人有几个15年？把他软禁15年？大规模的坦克上街，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为什么人们那么强调‘六四’？这是很自然的。‘六四’这样的事情，慈禧太后不敢干，北洋军阀不敢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不敢干，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干，唯有共产党的军队这么干，这不是耻辱吗？所以大家关心‘六四’这件事，完全可以理解。”

20岁时的李普所反对的是一个半专制的国民党，所拥护的是一个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并且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领导权的绝对党。到了87岁，他所反对的却是由自己参与缔造的党组织。作为一名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共产党走到连自己的党员都“毫无办法反抗”的极端境地，李普与每一个党员一样，都有着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是应该说明白的。对于所谓的“两头真”，我自己的观点是：李锐、李慎之、李普、沈容等老辈人在人生晚期所达成的真知灼见，远远高于他们参加革命时虽然真诚却缺乏真知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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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199期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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