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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雪松
先从今年5月说起。5月中旬的一天，我拎着厚厚一叠书和资料去上课，兴冲冲地去，又稀里糊涂地被戏剧学院（我所在的基层单位）的书记给拦了回来。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后来我反复追问，我被“告发”的内容是从我和班上一个女生私下的私人交流扯出来的。我想无非是同学间的恶性竞争，所谓隔墙有耳。私下交流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过去的证据，至少我这样认为。该“告发”随后扯出的就是我在课堂上公开讲授的东西了。学校为证实和丰富这些内容，逐一找学生谈话，搜集了一番之后，由我们戏剧学院的书记口头告知我：你在课堂上使用的《寻找林昭的灵魂》等，不符合中央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书面决议，不符合教育部对高校教师授课的要求，我们不认可。我当时就对此表示不能同意，并要求他出具书面形式的停课决定。但我的要求被拒绝了。我明白我真的是在被一种无形的东西伤害着，你看，没人愿意把它落在纸上。
我给总院书记的信，本是一封私人信件，但我等待了整整10天。这10天里，我没少去问，但面对我的是匆匆的身影和躲闪的眼神。总院书记的表情模糊，态度倒坚决：学校同意基层对你的停课处理，这只是初步的处理，没有写成书面的必要；进一步的处理要校党委讨论，校党委很忙，何时讨论无法确定。等着吧。更多的话，没人愿意跟我说，甚至没人想“教育”我。甚至有人悄悄告诉我，可能连我的信在内，所有关于我的这一事件的调查材料，学校已在第一时间呈报市公安局备案。于是我意识到，我的信作为私人信件的意义可能已经丧失。那就让它成为公共文件吧，我只为把自己的心念与人分享。我就把它放在我平时倒腾家里几本旧书时常上的“孔夫子旧书网”上。帖子在我们那些旧书友们中间讨论了两天，事情就过去了。我有孩子，有家务，清闲下来后，我只是不忘时时去学校问问，偶尔为没有讲台的日子而伤感。
我的那封信后来所引起的反响让我感到突然。我觉得，这两天，我这个普普通通的教师接连遇到了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7月25日中午，当我正在和物业公司讨论房屋漏水事宜时，突然接到香港一位女士的电话，告诉我艾晓明教授在网上撰文对我声援，她本人也表示对我的支持和关心。我回家忙去网上搜索，才发现我那封给总院书记的信已被辗转地转贴到“世纪中国”，看到艾教授的声援信更是让我心中温暖地一震。我知道网络的力量，清楚“世纪中国”的影响力，更是知道艾教授的大名，因为我在为《寻找林昭的灵魂》备课时就反复读过她的文章。我知道这一份温暖的重量。
当晚，海外一家广播电台的编辑又给我挂来电话。他首先告诉我，海外媒体已经报道了我的事情，想要电话采访我关于对林昭的认识及我对被无端停课遭遇的态度。采访定在第二天，我接受了。答应接受采访后，我知道我必须得谨慎再谨慎。让不让他帮助隐瞒姓名？要不要用陌生电话接受采访？用语得把握到哪个分寸才“符合中国特殊国情”，不至被诬为“反动言论”？我没有任何准备更没有任何经验。思来想去，最后我选择了亮出身份但隐藏座机和手机号码，用陌生号码进行访谈。到了中午，那边又打来电话，说发给他的EMAIL全是乱码，只有阿拉伯数字清楚，但还是要核对一下。那本是我为保密要隐瞒的号码耶！我一边暗笑自己弄巧成拙，一边在电话中与他核实每一个数字。采访进行得很理性，也很轻松。管它的，我把心里想的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了，不算太紧张。我想我能对我所说的一切负责。好吧，结束了，我于是再去跑房屋的防水。
有个昔日的大学同窗来了，他说我支持你，但不希望事情被闹大。我东忙西忙，不知该怎样说他才能有耐心听。回到家里，我的先生告诉我，本市有个老编辑来电话，电话中谈笑风生。老人让我先生转告我，我并不孤独，并说给我们戏剧学院的书记去了电话，对那个告密的学生提出了批评。老人打趣说：不是“告发”，是举报，学校为什么不奖励？我欣赏老人的幽默，但我也听说，这种“举报”，在校园里，是少数学生的特殊职业。他们是有薪水的，本职工作就用不着再表彰了。
再去看网上，很轻松就查到了作家傅国涌先生的信。我挺认可傅先生对我的定位。我只是个普通人，论钱，论地位，论学识，论关系，要啥没啥。我曾非常渴望与人交流，却常常只有与我的才华优异却仍平凡潦倒的先生彼此相携鼓励来抵御孤独。但我想我们必须坚持，有些东西属于内心的信仰，她维护着我们为人的基本尊严。所以，为了生命的充实，我就何妨津津有味地作这样一个孤独的小人物？可是我唯一的坚守受到了挑战。我被停课，我得为此一搏。
没有思想准备的是，我的倾诉受到了关注，突然这么多我最渴望的精神鼓舞袭来，还告诉我“并不孤独”，真让我有受宠若惊之感。以前有个“孔夫子旧书店”上的网友“月光匕首”给我消息支持我，我那时心里有点乱，居然没回复他，真是对不住。于是我想，我得礼尚往来，得表示一下感谢吧。可是转念一想，大恩不言谢，对于同道中人，“谢”字就变得轻飘飘的。
下一步我将面临什么我并不知道。总之可能会有险恶相伴。当我看着我熟睡中可爱的十五个月的宝宝，我竟想到了最坏的可能。我想要坚持的是什么呢？无非是生命的召唤：真实、纯洁、自由、善良、爱，那些我相信几乎是每一个生命最初的样态。为此我究竟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难道不正是这样一些维度的价值准则在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可能？对这些维度的压抑甚至压制岂不是“自毁长城”？道理其实再明白不过，看看我们身边那些为了生存苦苦挣扎在底层的平民百姓，他们身上的麻木；看看那些被名利操控下的达官显赫，他们的贪婪，他们将如何成为民族国家的希望？我刚刚得知，对《南方都市报》的总经理喻华锋的上诉维持原判了，一个最关心国计民生的媒体的总经理被不合理关押，我眼前已现出一个好人被剃光了头发（？）穿上号服的样子。对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的污辱与迫害，请问有多少人对此事依然漠不关心？但我想我不灰心。
或许停课事件倒成了一个契机，终于把我从那些人中踢了出来，我终于成了一个明明白白的异类，那我就明明白白地说我的心里话好了。我相信我会努力下去，让人们活出他自己。对得起他自己。当初我在“孔夫子旧书网”和书友讨论时曾说：“我知道在哪里我也饿不死。或者有一天干脆就开个实体书店更有意思。但我很不舍我的学生，包括我的领导们。我总觉得有机会（或者创造些机会）反反复复说上一些话，只要对他们反省自己的人生提供一个新的参照系，我会很欣慰的。人人都有童年自由快乐的时光，一个鲜活的自己竟不知不觉地在角色中死掉，这真的让生命无法甘心。因此我想：万一我说的话对他生命中的某一个部分有用处呢？万一在他生命中意识不到的角落，有一个原初的他自己正在悄悄哭泣呢？我这样相信着，因此就觉得：再多坚持一阵也值得。”为此，我还愿意继续给出我的善意，对那些权位和角色背后的，原本也应是真实的生命。
眼下的暑期对我来说显得有点漫长。常常想那据说是已经存在于公安局的所谓备案。那些东西是堆在一大堆的卷宗当中吧。那些卷宗，它们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被采集在一起的呢？那标准恐怕也是无形的、不方便公布的吧。这一可能存在的所谓备案，使得开学将面对的新一轮评聘对我的一点点压力也化为乌有了。我还想给它补充的是，我还曾为喻华锋事件、高智晟事件签过名。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比如为声援正义而签名，对一个看重意义的普通人来说，是光彩的。
至今没人来找我谈话，但我想，如果有，不管是校领导还是那些身着制服的其他什么人，我愿意用真实的善意，说一说我的人生理想。阴沉沉的生活，我们都去试试，哪怕只像林昭那样的百分之一，用自己的生命给它一线光。明亮些不好吗？我不知道我是否很幼稚，也不知道是否只是想想容易。但我还是愿意试试。我能否奉献出也分享到一次愉快的谈话呢，我等待着。
2005-7-26—7-27
──原载《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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