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郊区的刑场上。一名年轻的文弱的书生被执行了枪决。 他因思想而被杀害。他的悲惨命运与三十多年前在延安被杀害的王实味一样。他以他的死亡证实了一个政权的独裁、残酷和无耻，他以他的生命捍卫了人类亘古以来就信奉的一条真理——“不自由，毋宁死！” 他就是王申酉，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对毛泽东的邪恶本性有深刻认识的少数先知先觉者之一。他被我们遗忘了二十多年，跟顾准一样，他也是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语）。如今，王申酉的文集终于整理出版了——遗憾的是，这本文集依然只能在作为“海外”的香港出版，大部分大陆读者依然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位先知灼热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 在这本文集中，收录了一些王申酉论文、交待材料和日记等文字。其中，他的日记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他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真的做到了“我笔写我心”。在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知识分子普遍处于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心态的背景下，王申酉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一样勇敢地说出了“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话。如果说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是出于天真和本能，那么王申酉对毛泽东缔造的极权主义体制进行质疑和批判则是出于一种思想的自觉。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依我看，只有回复到没有奴隶主的奴隶社会，大批的人们去做最简单而繁重、单调、效率极低的劳动，才是最符合他们的想象。他们的政策决定了将走向这个极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但越独裁，越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最听不见别人的话，也越受孤立，现在真是‘众叛亲离’的时候。” 放在今天的背景下，这些观点似乎“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在那个全民族集体被催眠、集体陷入疯狂的年代里，能够一眼看穿毛泽东的专制本性和阴险伎俩的人确实寥寥无几。在日记以及后来的“交待材料”中，王申酉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否定反右和文革这些倒行逆施的政治运动、停止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些思想后来部分地成为邓小平的施政思路，但直到今天他所涉及的某些方面还是言论禁区。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王申酉生前所希望的“自由中国”依然没能成为现实，这更说明其思想的“先锋”价值。尤其是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体系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中国现实社会中一个绕不开的、官方也不敢触动的问题。 在新左派高举毛泽东画像作为反对全球化的旗帜的今天，重温王申酉的文字更加重要且必要。昨天，王申酉因为批毛而被杀害；今天，新左派却因为拥毛而获得国内外的各种资源。其间，历史的吊诡让人深思。愚昧往往与喧嚣联系在一起，而智慧从来被迫保持沉默。这也正是毛泽东至今依然呆在神坛上的原因，正如学者陈奎德所言：“现在是对毛泽东进行历史性清算的时候了。否则，在当代，由于官僚集团整体性的腐败，由于贫富差距惊人的悬殊，由于中国弱势群体的空前无助，由于被迫害者被冤屈者无法讨回公正，由于生存现状的急剧恶化，由于人类的健忘本能，同时也由于审美的距离感所产生的浪漫效果，如同屡次的出现过的人类的集体性遗忘和集体性心理回潮一样，势将导致的对历史的诗化。中国大陆时起时伏地出现的‘怀毛热’就是明证。它把那血腥时代供奉上神坛，中国人的血泪成为装饰历史性浪漫画卷的色彩，使左翼极权势力卷土重来，强烈干扰中国进入文明世界的进程。简言之，没有对毛时代的批判性补课，中国的一切实质性进展都无从谈起。” 在阅读王申酉的文字时，我不禁想起了那些识破毛泽东丑恶面目的思想先驱们，他们当中，既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大师胡适，也有从中共阵营中反戈一击的启蒙领袖陈独秀；既有作为北大学子和基督徒的林昭，也有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老革命”李锐。我还想起了关于傅斯年与毛泽东之间的一段故事：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被国民参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访问期间，他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毛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没有出声。在代表团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国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 王申酉不是毛直接下令处死的，但毛无疑是杀害王申酉的元凶。王申酉之死是毛仇恨知识分子的又一例证。余英时曾经分析说，毛相信自己在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合而为一，是后者的最新化身，因此他自己即是上帝。在现实世界中，他则与人民群众合而为一。这两重的“合一”使他成了“信仰的卡里斯玛”。这种“信仰的卡里斯玛”最能感召虔诚的信徒，但是最终却最容易引起知识人或学者的怀疑。余英时认为：“毛一贯反知识分子，其根源即在此。因为智性的怀疑足以动摇他的卡里斯玛的信仰基础。”因此，像王申酉这样敢于怀疑毛的“伟大、光荣、正确”的知识分子，是不会被毛泽东的帝国所容纳的，他不得不死。 王申酉为了揭露毛的专制合独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期望未来的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大屠杀博物馆”，或者将今天的毛泽东纪念堂改造成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中，应当揭露毛泽东的暴行和罪恶，也应该纪念许许多多像王申酉这样被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所残害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正像学者陈奎德所揭示的那样——“清算毛遗产也是极富现实感的国民课题。”、“对毛的公开公正审判，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它势将打碎仍然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后的体制性和精神性桎桔，冲破遮羞布式的意识形态牢笼，破除中共一党垄断政权的诸种借口，把中国从半个多世纪的极权暴政下真正彻底地解脱出来。”我想，只有那一天到来了，王申酉、林昭、遇罗克们才能真正安息；只有那一天到来了，我们才能真正过上“摆脱恐惧”的自由生活。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十八日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