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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威：这三人太惨了，谣传两个人疯了，鲁德成冒死逃到泰国，申请政治避难，还被拒绝，几乎要被泰国警方遣返。
武文建：回来就死定了。余志坚判无期，鲁德成15年，关楼下，听说他曾与混入天安门的一台湾特务住一筒。北京第一批大概毙了9个六四“暴徒”，有一个二审改判，活了，因为检查出神经病。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朱中生，他在天安门广场进第一辆坦克时，跳上去撬那铁盖子，结果被拍了下来。这老朱一二审都死刑，已经脚镣手铐，打入死筒等待复核上路了，可那张纸始终没下来。他在死筒囚了两年多，人都变形了，才改判死缓。受的刺激太大了。你知道在看守所，隔三差五就有人上路，开一次门，受一次刺激，如此心惊肉跳几百天，才改判。依法卸铁镣子，你猜怎么着？他不习惯了——瘦成鸡脚的腿发飘，一迈步就腾云驾雾。他告诉我，还不如拖着镣子来得踏实。
劳改时，我和这老朱睡上下铺，经常聊天。知道他爸爸曾是北京市邮局一小干部，在文革中下放改造，自杀了。剩在外头还有两个姐。我曾对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死成吗？你爸在阴间保佑你呢！就一儿子，没了，香火就断了。”他连称“有道理”，否则没法解释自己还能捡一条命。
老威：我先后和20多个死刑犯呆过，知道判了死要活，真比登天还难，这人的命也够硬的。
武文建：还有好些身为退伍军人的所谓“暴徒”，想法很纯粹：因为自己当过兵，当然不愿当兵的挨群众的打；可也不愿那些单纯的学生挨枪子，所以在关键时刻，出头阻挡军车，结果一判就是死缓、无期。
老威：对比之下，你觉得自己挺幸运吧？
武文建：19岁，判7年，当然幸运啦。当时一辆中巴囚车把我拉到中级法院，下到地下室，法警就直接塞我进一铁笼子，演戏就开始了。
说起来真没面子，地下室两边的屋子全满了，法官看样子有些尿急，就在过道上开庭。律师也是指定的，程序快走完了，他才说了一通“年纪尚小，无知，请求从轻”之类。
老威：庭开了多久？
武文建：就1个多小时，宣布延期宣判；1个多月后发给《判决书》。我懵了一下，想想出狱才26岁，就适应了。后来下了监狱，比较周围的人，更觉自己划得来，好些人也没干什么事，就在人群中叨唠叨唠，激动了一番，就判了七八年或十来年。
可判决下来我还是上诉了，主要是拖延时间，怕去劳改。二审开庭倒挺正规，好歹在屋子里。我没请律师，就自己辩护说：“赵紫阳不是总书记吗？不听他的听谁的？当时全国都在传，李鹏是非法政府——我还是受害者呢。你们现在审判我，当初为什么不去制止谣言的扩散？”
法官没来得及反驳，旁边的哮喘陪审员却用老妇女的腔调插一杠子：“你看我们当时就能把握好方向，不受影响。”
我说：“你们法院也游行啦，公、检、法系统都游行，你们政策水平高，为什么不上街制止去？现在判我，算什么本事？”
这话一出，陪审员啪啪拍桌子，立马升级为泼妇：“我不跟你这种人辩论！“
我却犟起来了：“你们说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才19岁，有这个能力吗？”
老威：的确滑稽，但判不判，也不是法院说了算。
武文建：对，上面已定好了。比我冤的人多啦，比如大兴县有亲哥俩进去了，哥哥无期，弟弟13年；还有亲哥俩，哥哥21岁判15年，弟弟19岁判9年。张宝生你知道吗？年龄最小的暴徒，没爹没妈，掏羊粪的，15岁判15年，罪状是揍解放军……
老威：15岁？有力气揍解放军吗？
武文建：被拍下来，就跑不了。还有个哥们，往坦克上扔了个筐，火着了，判个死缓，现在还关着。还有挡坦克的王维林，筒子里盛传他栽进来了，可死活不知。我估计在当时，活着也得扒层皮。连明星陈佩斯都关了一宿，我算什么。
我是90年3月9号离开看守所去北京市第一监狱的，分在直属队。那时代号01的大政治犯徐文立还在。他走的时候，我刚好在著名的王八楼中厅画文化衫，他在下面望我一笑，招呼道：“我走啦。”挺瘦的一小老头。
老威：你认识徐文立？
武文建：旁边人告诉的，并叮嘱保密。刚进去，我还挨了揍，因为这是规矩，每个新犯都得挨揍。之后就是学习，上面挺重视，不断有官员来视察，大概是看看这些暴徒是否长得青面獠牙吧。
老威：除了秦城，六四暴徒们都关在这儿吗？
武文建：10年以上在这儿，10年以下关天津茶甸，劳教在大兴。我送一监是因为戴反字，反革命暴乱、组织、煽动等等，大约有一百五六集中在这儿。而秦城，除了部级就是精英吧。
老威：我听说陈子明曾在一监。
武文建：在二监。一监原在市内，因为要申办奥运会而取缔了，我们就转到二监。我老见陈子明在楼下溜跶，也不穿囚衣，冬天着蓝色羽绒服，夏天一身运动衫，剃一秃瓢。听人说，监狱长找他：陈子明，我们聊聊。他却挥挥手道：去去，你没资格和我聊天，要聊，就把司法部长叫来。
老威：有脾气。
武文建：他判了14年，是监狱里唯一拒绝穿统一囚服的犯人，因为没有罪。后来他得了癌，保外就医，可就是不出国。所以陈子明称得上是六四精英里的一条汉子。
老威：那些六四“暴徒”的劳改状况怎样？
武文建：非常惨，干活，一直干活。入监集训后，就干外加工，锁边缝扣子，一天十几个小时。六四以后，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一致声称暴徒们绝大多数为劳改释放犯，这惹火了当时的国家劳改局长魏孝如（译音），他快退休了，就站出来公开说不。他列出一个统计表，证明这批暴徒身世清白，有劳改劳教前科的比例极小。这事儿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
我觉得，共产党的这个劳改局长比许多海外流亡精英强，他至少敢说实话，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16年了，谁替这些暴徒说过一句话？都是普通的北京市民，有优点有缺点，激于义愤，就干上了。扔几块砖，几个瓶子，一个筐；还有拦军车、演说、撬坦克盖，可同一个目的：是不让部队进城去屠杀学生。后来学生们撤出天安门，他们就成了“天安门事件”的主体——可在精英们创造的历史中，他们没有地位。
有一个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就要过他的《判决书》看，上面写着：“用皮带猛抽坦克，打完之后，扬长离去……”还有人捡一钢锥，也判了10多年；还有扣下给养军车，把食品分给学生和市民充饥——一个叫朱某某的，大公无私地分了半天，车空了，自己却没捞着吃。他东寻西找，终于在旮旯里发现有只烧鸡。不料，这烧鸡上了《起诉书》，他判了13年，后来他在狱中冲我叫屈：“这鸡贵啊！”
老威：你同“暴徒”们相处得不错。
武文建：都是苦命人，一起干活儿呗。
老威：什么活儿？
武文建：什么活儿都干。我们还检查过橡皮手套，清洁工或者手术台上用的，套嘴上卜卜吹，看是否漏气。累极了，有个大胖子受不了，仗着脂肪厚，往肚子上拍针——因为他手指头粗，缝西服里子别扭。自杀不行，反改造行为，那就拍针自残。我还与《人民日报》的吴学灿是难友，我们缝，他帮着剪虚毛。一年多后，我都练得能背过手去穿针了。
老威：你们替哪家服装厂干？
武文建：北京友谊服装厂。夏天缝冬装，冬天缝夏装，满屋子飞着衣服毛，汗把小裤衩都湿了。太苦，真他妈想把厂子给他砸了。我受不了，绝食4天，有人劝我：“你丫真不吃啊？做个样子就得啦。”还刷地往我铺里揣一火腿肠。
我是1995年释放的，减了几个月的刑。我爸做梦也想不到父子重逢要等这么久，但他的共产信仰没变，不愿说政府一句不是。他依然警告我：“你要再折腾，我就去死。”有啥办法，再不开窍，他是我爹呀。
六四暴徒也陆陆续续出狱，无响无臭，得不到一丝关注。当年的激情烟消云散，时过境迁，世态炎凉，他们都极其厌恶政治。我还有个画画的手艺，卖过一段服装后，就能弄个广告，搞个设计。但我的多数难友，以前就普通市民，世道一变，没工作，连谋生都困难。有一哥们，六四前开饭馆，很有钱，学潮时送吃送喝，跟着栽进去十几年，出来后接着开一夜总会。他接济了许多难友，相当于“暴徒”们的民政局，但他一口也不愿提过去，特别是民运那档子事儿。
前不久，我与一难友通电话，他会雕章，我懂画画，本来挺投缘。但我告诉他，画了一批六四屠杀的油画时，他一下子就打断我：“你弄那玩意儿干啥？牢还没蹲够啊？”我答：“这口气没出哇。”他答：“我的气早瘪了。兄弟，别去碰政治，太残酷，太脏。”
老威：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娘的孩子天照应”。
武文建：天不照应，就互相之间照应呗。先出来的，有一点家底的，就接济后出来的。目前判15年的都在外面了。死缓和无期，大约有十几个人，还在里面，硬着头皮扛呗。海内外的六四精英，这些年来，估计写了几十万篇文章吧——我每年都要看一些，就没一个字，为这些“暴徒“而写，好象这些人根本没存在过；好象六四事件就只有天安门，除了那儿，牢牢吸引住世界的眼球，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儿，一天天全被淡忘了。
这些人到底怎样定位呀？官方叫“暴徒”，而你们这些学历史、文学、新闻和社会学的有发言权的精英们，你们把曾是天安门运动主体的“暴徒”们叫什么呀？你们在广场慷慨激昂，群情激愤，好象为国为民为自由为民主，没一点私心，好象已经豁出去了——北京市民就是受你们的感染去挡军车，不让你们挨枪子，但是你们倒好，跑得比兔子还快……那柴玲，站在纪念碑下，一次一次地煽乎，纯得跟天使似的；后来跑海外，要退出民运了。你靠这个起家的，现在捞够了，要退出了——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要忘了，当初多少人就是受你们——柴玲、王丹、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等等的感召卷进去的……就说我吧，六四那天在城里听信谣传，说柴玲，王丹，吾尔开希都被当兵的枪杀了，悲愤异常，我随后的勇气，就来源于这种悲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太多了，你们负不起责；可你们在一篇篇回忆文章中，说的就是学生的那一点事儿。你们每个人都发展得顶好，聪明啊，算计得不错。
还有方励之先生，需要他挺身而出，却躲在美国大使馆不出来，被人家给接走了。方先生曾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当众说：“民主不是靠施舍，而要靠争取。”既然是争取，那你就走出来呀！和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站在一起呀！知识分子怎么都是些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
老威：你对知识分子期望太高了，文建。其实在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已是山雨欲来，知识分子们卷入学潮的动机很复杂，不少人以为要改朝换代了，都不愿失去这最后的介入历史的机会，因为一旦失去这机会，就意味着丧失对未来的话语权。
武文建：没说话权就没历史吗？
老威：从古至今的规则就是这样，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挖掘真相，寻求改变这种精英划定的历史定局。
武文建：可我写不了，许多人不仅写不了，连讲也没人听。六四难属中出了个丁子霖，真是幸事；但六四“暴徒”中有谁呢？
王丹的回忆录我也看过，他没提一件事儿，就是在监狱中曾与六四暴徒们狭路相逢。隔了好几米远，他大声问：“你们怎么进来的？”暴徒们答：“我们是为六四进来的。”王丹于是很激动地说：“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为争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4年，我可是15年！怎么挺得住啊，哥们？”
话音一落，全场哑然。精英和平民擦肩而过，他们之间的墙是无法逾越的。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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