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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不知文化大革命要达到什么目标
华新民
邓小平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顾委联席会议上，作过如下的发言：“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
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对此，陈云提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作为一项建议性决议讨论表决。出席联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共五十六人，表决结果：五十二票赞成，二票反对，二票弃权，通过。
这段话据说是万里在今年给中共政治局的信函里面提到的，当然很难得到官方的证实，笔者倾向于认为符合当时中共领导人的思想。发言不长，却是微言大义，不说“一句顶一万句”，但每句话都值得细细琢磨。
第一，他说“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笔者怀疑这里“唯心”二字，应为“违心”更符合上下文。不管是“违心”还是“唯心”，都承认党中央对毛泽东的政治评价是不实事求是的。所谓“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就是承认，这样的评价是出于政治考虑。换句话说，尽管中共领导口头上一直强调实事求是，但是在政治利益面前，实事求是甚至不在他们“照顾”的范围内。邓后面的话讲的更清楚了：“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换句话说，我们明知是错的，但是还要坚持错下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做符合我们的政治利益。这就使人们对于邓之前和之后的领导人信誓旦旦说过的那些话，什么“立党为公”，什么“三个代表”等等，不免都打上一个问号。
第二，他说“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邓小平在这里实际上是说，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引出这样的推论：在这个问题上，官方文章说的都是假话。例如，一九八一年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文革”发生的原因作了如下解释：“毛做为执政党领袖，极为关注党和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形成了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毛将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视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党内形成了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种说法如果是真话，邓小平上面的话就不对了。因为，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在各种会议上，在同苏共的论战的“九评”里强调的就是“党和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连普通百姓都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果这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的话，怎么会“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呢？显而易见，邓的这几句话，否定了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毛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的说法。
第三，邓小平这段话的前后次序很有意思，他先讲了对于毛现有的的评价是出于政治需要，接着似乎是突然话锋一转，讲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神秘性，然后再回到对毛的评价问题，提出要搁置十五到二十年，这对于局外的人似乎有点前言不对后语，而对于在座的陈云等高级干部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毛泽东在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的动机和手段是对毛泽东后半生评价的中心问题，这两件事实际上是同一件事。弄清了毛发动文革的真实原因，也就解决了对毛的评价问题。而现在对毛泽东还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就是卡在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问题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回答。
第四，说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问题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回答，并不是说邓小平、陈云等人心里不知道这个答案。出席会议的五十六个高级干部，最后有五十二人都同意邓的讲话，说明他们或者是心照不宣，或者是在私下里互相交流过意见而取得了共识，都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邓说了：“我们是清醒的。”但是他们也都知道，把这个共识公布于众，对共产党将会造成极大的政治伤害，还是胡耀邦说得直率：“我们党经不起实事求是。”因此他们决定保持沉默，说要等十五、二十年，实际上就是说，要把这个秘密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去。周恩来在临终时对妻子说，他心里有许多话，但不说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看来都是周的追随者。
◇ 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的钥匙
于是，这件事只好由没有出席那次会议的人来完成了。况且，邓公的上述讲话到如今也已经十九个年头了。
最近，韩钢在“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这一研究综述中就“文革”发生的原因介绍了一种不同于大多数国内研究者的观点，笔者觉得这是最值得重视的观点，因为，如上所说，“大多数国内研究者的观点”也就是官方的观点，邓小平已经说了，那些观点是“唯心的”，“搞了中庸”，“错的”。韩刚的文章说－－
“……已故王若水先生就不赞同《历史问题决议》的解释，他以为那种解释只是批评毛在认识上陷入了一系列“误区”，而“文革”不是普通的错误，它错得那样荒唐，那样离谱，使人难以理解。绝不能说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王若水先生说这不是‘判断失误’。他认为，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开始，毛想当世界共运的领袖。斯大林逝世后，活着的共产党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与毛比。毛具备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因此下了决心，向苏联挑战。但是，‘大跃进’失败了，从此毛有块心病——‘赫鲁晓夫的阴影’。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要来算这一笔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斯大林从神坛跌落下来，同样的命运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呢？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着赫鲁晓夫的榜样？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六十年代他看出了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是有不同意见的，从这时起，毛开始想到用林彪换掉刘。所以，支配毛发动‘文革’的主要是他的‘赫鲁晓夫情结’。
“许多人觉得，毛泽东那样好斗，表现了他非常自信，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王认为不完全这样。毛是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结果是很糟的，正因为这样，他才那样害怕批评，那样害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的固执并不是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而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左’的错误，为了证明这些没有错，他发动了‘反右倾’；为了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都是正确的，他发动了‘文革’；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他又发动了‘批林批孔’、批《水浒》以及批邓小平。这就是说，为了证明第一个错误不是错误，就去犯第二个错误，又为了证明第二个错误不是错误，而去犯第三个错误。这样，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
“现居美国的高文谦先生的看法与王若水先生不谋而合。高认为，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触发了他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与苏联一争高低。毛这种急于事功的乌托邦狂想和闯下大祸后，担心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灾难之路。”
王若水和高文谦都是对中共党内历史有深入了解的人，前者是通过自己作为中共高级干部的亲身经历，后者则是通过对历史档案的掌握和研究。他们的上述见解，笔者认为是给我提供了理解“文化大革命”起源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真实动机的钥匙。
湖南文革中的重要人物杨小凯在经历了造反、被囚的磨难之后，对文革爆发的原因也得出了与原先完全不同、而与王、高二人类似的结论。他于一九八六年在海外《知识份子》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一文。他在文中描绘的，不是一个有“反修防修”崇高理想因而自信心十足的毛泽东，而是一个自知理亏而恼羞成怒以致失去理智的毛泽东：“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历史原因。这一年的经济灾难是世界经济史上极罕见的。”“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陶铸、周恩来这些在一九五九年积极支持毛泽东路线的人，都一致向右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毛泽东对此怀恨在心，开始筹划反扑，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八届十中全会，到社教运动，接着又是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突出政治等一系列运动，毛泽东企图扭转局势的急切心情使他显得越来越没有理智。……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理亏和羞怒的心情发展到不能自控的状态，他于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对其路线的讽刺和挖苦，而且难于忍受。从他后来‘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
杨的这段话，反映了经历过文革的社会底层人士对文革的反思，同王，高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王若水、高文谦曾经“居庙堂之高”，对毛本人或者内部档案有直接的接触，要达到这样的的认识，相对说是比较容易的，笔者相信，有着同样认识的高层人士，一定不在少数，甚至可能就是出席一九八六年七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顾委联席会议的那五十几位高干的“共识”，只是因为党的政治利益，他们宁愿把真相带进坟墓。王，高二人令人尊敬之处是有勇气公开自己的认识，为后人留下他们的真知灼见。至于“处江湖之远”的学生和一般社会人士，则要在文革的“大风大浪中”经历一番沉浮才或许可能与他们殊途而同归。因为他们不知道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庐山会议和大饥荒的真实历史，尽管这是刚刚过去几年的历史。他们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这种将真事隐去的“历史”，必须根据自身的经历和社会的现实，经过一番分析思考才能看穿假冒历史的迷雾。
◇ 无知者斗争明白人
邓小平在本文开头的那一段讲话中说，他们大多数人对于毛泽东展开文化大革命要达到的目标是不知的。这话恐怕也未必完全坦白。他们跟着毛泽东几十年一路走来，他有些什么心思，难道一点都没有察觉吗？如果说，发动大跃进的早期，党内高级干部还看不出毛的心思，那么到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毫无根据地给彭德怀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在场的人难道对于毛的心思还不心领神会吗？事实上，王若水先生就曾在一篇较早的探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文章（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中提到过这样的事：早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到处鼓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举了历史上许多例子来说明后来者居上、年轻人超过老年人的道理，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就写了一篇题为“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文章投给创办不久的《红旗》杂志，由于“超过马克思”的提法过于新颖大胆，未被采用。这说明在当时“领悟力”较高的干部已经猜到了毛泽东这些话背后的用意。笔者记得在文革中七机部造反派头头叶正光（叶挺之子）揭发其养父聂荣臻的大字报中曾经提到，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几位老帅在聂家聚会，为彭德怀的遭遇“抱头痛哭”。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看穿了毛泽东的私心之后的绝望。五八年时，党内有很多高级干部都跟随毛泽东积极鼓吹“大跃进”，但经历了后来的失败，到六十年代初他们的态度就不同了，在第一线工作的邓小平，据毛泽东后来对他的批评，耳朵聋，开会时却坐得远远的，可见他也要跟毛泽东保持距离了。但是，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周恩来、彭真都在中苏论战中旗帜鲜明、毫不妥协，说明他们当时对毛泽东的心理有了相当准确的把握，知道大跃进失败使得毛泽东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梦想破灭，反而招来赫鲁晓夫“喝大锅清水汤”的讥讽，这是毛泽东的最大心病，一根绝对触动不得的神经。别的事还可以躲着点，甚至作点小小的补救，在“反对修正主义”这一点上，是绝对不能表现出丝毫含糊的。
文革后平反、复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自己或由子女、秘书撰写的回忆录里，无不把他们写成一派天真无邪的样子，仿佛当年跟着毛泽东犯错误都是因为“盲目追随左倾”路线，毛泽东整到自己头上也懵然无知，死到临头还是那么“相信群众相信党”。果真是这样吗？光凭靠着这一片“愚忠”他们能在几十年的党内斗争中生存这么长久吗？依笔者之见，揣摩毛泽东的心思，或者说“细心领会主席思想”，是在毛泽东一朝为官的基本生存技能，忠奸之别只在于，那些党史上的“反派角色”，林彪、康生、四人帮摸清了毛的心思之后，从中看到了自己进身的机会，知道怎样逢君之恶，以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其余的人则是从“三年自然灾害”看清了毛的私心和危害，心中尚存未泯的良知或出于对史笔的畏惧，不想紧跟又要装出紧跟的样子，只能小心谨慎，以求“保持革命晚节”，不要被出而反而的毛泽东淘汰出局。
应该说，到文革开始发动的时候，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于毛泽东近十几年内的思想走向是清楚的，因而对于毛泽东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它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是明白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文革中号召群众斗“走资派”（尤其是中央一级的走资派）就是教唆昧于历史的人去斗争那些了解历史稍多的明白人，尽管这些明白人战战兢兢，没有一个有勇气把自己对的“主席思想”的领会公之于众，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们。毛泽东的这种整人办法是一贯的。他在延安整风时期，清算王明、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在江西苏区时期的“错误路线”，起用的人就是彭真、高岗这些没有经历过南方斗争，不了解那一段时期的历史、从而同毛没有分歧恩怨的人。陈毅在“二月逆流”中说的一段话点出了这一真相－－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这是陈毅在气愤中说的话，口不择言，不是完全正确，比如他说刘邓“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不过意思是清楚的，那就是彭、薄这些北方局的干部，“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所以“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到了五、六十年代，彭、薄等人“见毛主席”时间长了，对毛有了近距离的观察，拥护毛泽东思想就不如当年起劲了，甚至看透了毛的私心和荒唐，于是就落到了王明、周恩来、陈毅等人当年在延安的地位。这时又有一批“没有见过毛主席”的人成长起来了，他们中上有张春桥、姚文元、王、关、戚，下有红卫兵、造反派。从延安开始（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毛就是这样利用一茬又一茬的“没有见过毛主席”的不明历史真相的“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的人，整那些跟他长期共事从而了解他真实思想并同他发生意见分歧的人。这个策略直到文革后期才开始失效，尤其是林彪出走事件以后，明白人越来越多，最后导致了七六年的“四五运动”。
◇ 一九五五年的“五月变化”
由于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一直是主宰中国政治的中心人物，王若水对于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不仅为我们理解“文化大革命”起源，也为我们理解五十年代直到文革的整个历史时期提供了一把钥匙。他和高文谦为我们理清了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思想走向：斯大林逝世后，毛自认世界共运的领袖就轮到他了，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因此下决心搞“大跃进”，名为“超英赶美”，实际上是要超过苏联。但是，从斯大林之死到大跃进的发动，中间有五年时间，本文试图跟踪这五年里毛泽东的言行，以期弄清他在这一时期里思想的变化。
分析毛泽东一生，尤其是晚年的言论可以看出，毛泽东属于那种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犯了错误死不认错的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人，在斯大林死后，产生自以为有资格领导国际共运的企图心是很自然的，但是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这中间有个过程。王若水以及其他论者指出了毛发动“大跃进”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同斯大林之死这两件事之间的相关性。他们没有提到的是，斯大林死后的中国不仅在“生产力”方面落后苏联甚远，而且在“生产关系”方面也差得远－－五十年代初，大部分农村都处于单干和互助组状态，城里还有许多私人企业。信奉马列主义的人对于所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至少是同样重视的，他们认为两者共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生产关系的变革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作为一个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要想能够领导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他最着急的事就是迅速改变生产关系，然后迅速实现工业化。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理解他为什么那么不顾一切地搞“大跃进”，而且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早在搞“大跃进”之前就同样急切地掀起“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关于这一段历史，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回顾，他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就是１９５５年夏党内开展的对所谓‘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
根据薄的回忆，在斯大林死之前的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１０年到１５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１０年到１５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自己定的时间表，虽然已经够激进的了，也准备花“１０年到１５年或更多一点时间”，也就是说，要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据薄在书中说，这个进度是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而且得到赞同的。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０日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批准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是这么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时间表，是毛泽东自己定的，又有斯大林的首肯，而且经过中央全会的正式批准。全党上下满以为可以成为今后至少十年工作的指导方针。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在一、二年的时间内有了“新的思路”。本来根据这张时间表，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到１９５７年争取全国三分之一的农户加入合作社。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４日，中央政治局在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制定了在１９５６年秋收前达到１００万个合作社的指标，可是六月下旬，毛从视察归来，嫌它太慢，就把它推翻了，提出要比现有的数目翻一番，达到１３０万个。一个月后，他在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向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作了一个“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式定下了批判“小脚女人走路”的基调。“会后批判不断加温，到十月的七届六中全会和随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出版而达到高潮，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股空气：谁不跑步前进，谁就是‘小脚女人走路’。这不仅推动了农业合作化的急速前进，也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和１９５６年经济发展速度的冒进。”结果，１９５５年年底，全国便有６０％农户入社，１９５６年十月，多数省市全部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在城市里，原来规定到１９５７年底，私营工业大部分，商业一半以上实行公私合营或合作化。但是在农业合作化的推动下，１９５６年一月底，全国大中城市就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也就是说，原定十年到十五年完成的事，毛泽东在五五年夏天决定加快进度，到１９５６年秋天就全部完成了。
看得出来，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的考虑，在１９５５年的年中发生了一次“飞跃”，突然之间急切到了自己不久前说过的话可以不算数，党的领导集体通过的决议可以推翻的程度。毛泽东在那一段时间里推动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前进的热情，一点也不亚于他后来推动“大跃进”的那份劲头。人们现在经常谈到毛泽东为了排除大跃进的阻力，给“反冒进”的周恩来扣上“跟右派相距五十米远”的帽子的做法。其实早在１９５５年他就斥责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给他扣上了“小脚女人”的帽子。至于他在一九五八年的年中突然把当年钢产量指标比前一年翻一番达到１０７０万吨的荒唐决定，也同他在１９５５年年中坚持要把当年合作社数量指标翻一番的决定如出一辙。
毛泽东的思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突然的变化呢？薄一波说：“这些年来，有些历史研究著作中把这称为‘五月变化’，但都尚未涉及或说不清导致变化的原因，弄清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研究这段历史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薄本人对此所提出的“分析和推测”，是认为毛在１９５５年四、五月外出视察期间，对农业生产形势产生了乐观的估计，导致了毛的激进决策。显然这里薄一波是以最良好的善意来推测毛泽东，或者说是薄出于“党性”维护毛泽东一种说辞，这种“分析”企图把毛的错误归结为认识上的问题，而且归罪于地方干部的不实汇报和虚夸。显然，这是经不住起码的推敲的，用邓小平的说法，“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因为在１９５５年那两个月中，无论查当年的历史记载，还是薄一波本人的叙述，都没有能够找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以致使得毛泽东在视察中看出农村的形势好到了原来需要十五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事，可以在十五个月内完成。这样大的变化，同毛后来的一系列错误一样，显得那样荒唐离谱，不是一般的“乐观估计”能够解释的，非常的变化是需要用非常的原因来解释的。
那么，毛泽东本人是怎么说的呢？据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说，他之所以要大大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是因为看到了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是这所谓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什么党中央和农村工作部都没有发现，而他毛泽东下去一两个月的视察就突然发现了？毛泽东所谓的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从诸如“三条驴腿办社”、“穷棒子社”这样一些材料中得出来的。其实，贫苦农民合伙共同拥有牲口，互相之间“变工”历来就有，并非新生事物，更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另一方面，他对更多的反映农民抵制集体化或者农民缺乏组织集体生产经验的材料却视而不见。他的说法是：“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这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逻辑才真是奇谈怪论。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付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的批评的辩解，就是说他们“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大跃进中的问题是“一个指头”，不能否定九个指头的成绩。可是，早在１９５５年，他毛泽东却可以用“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去压倒一切主张合作化缓行的论据。
可见，毛泽东自己的说辞也无非是一种论战的手段，并不是他的真正想法。看来，所谓“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不蕴藏在农民之中，而就蕴藏在他自己的心中，而且是不能公开说出来的：那就是自从斯大林逝世，毛泽东经过两年时间的观察，从苏共内部剪除贝利亚以及马林科夫下降、赫鲁晓夫上升等一系列变动，看到了苏共新领导尚未站稳脚跟，因而在国际共运的领导问题上有了“彼可取而代之”的机会。但是从机会变成现实，毛泽东知道自己面临着若干不利条件，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固然落后，其实还是次要的，最要命的是，中国当时还谈不上是个马列主义所定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按当时的理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工人都在国营企业里工作，农民都在集体农庄里劳动，至少也要在合作社里劳动。周恩来在１９５３年九月八日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这样定义社会主义：“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而当时的中国现实离这个标准相去甚远，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周恩来紧接着又说了：“完成这个任务要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一个还远远算不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怎么能领导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呢？这大概是那一段时间里最令他烦恼的问题了。在１９５５年五、六月间，毛泽东还干了另一件让人“紧跟不上”的事：他把同周扬等人展开文艺理论论战的胡风一举定为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当时有这么一件“轶事”：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包括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由于编排上的疏忽，这个发表的自我批判不是最新的第三稿，而是较早的第二稿，当周扬向毛泽东反映这件事时，毛泽东的回答是：“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了反革命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毛泽东的不耐烦的心情。胡风案平反以后，包括胡风的论敌周扬在内的人们都表示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当年毫无根据地突然把胡风问题一下子上纲到“反革命集团”的高度，如果我们联系当时他的心情和正在殚精竭虑思考的问题，或许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毛泽东是一个不肯向现实低头的人，他是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人，打败国民党的战争出乎意外的顺利助长了毛泽东的的这种心理。连斯大林都没有他看得准，当初还劝他隔江而治－－这可能让他昏昏然觉得自己有着“心想事成”的“天命”。如果按原先中共领导人的共识，要经过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实现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到时即使目标达到，苏联领导人也已经站稳脚跟，而自己却已经年逾古稀，又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战胜法西斯的功业，国际共运的领袖之梦怕是难圆了。这样的考虑，给了毛泽东一种“时不予我”的紧迫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因此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他决定采取第一个行动了，就是一改过去那种“小脚女人走路”的方式，加速推进农村合作化运动。这就是薄一波说的“五月变化”。
到一九五六年秋天，真的是只用了十五个月的时间，中国城乡全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短期内发生的剧烈的社会变动，其负面后果一时还未能完全显示出来，毛泽东却以为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英明”，他当时说，看到千百万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比三大战役的胜利还要高兴。他当然要高兴，在通往国际共运领袖的道路上，第一道重大障碍竟然如此轻松就跨过去了。于是不出两年，又掀起一场新的运动，把高级合作社提高到比苏联集体农庄还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这段时间里始终以苏联为攀比对象，在生产资料公有化方面不超过苏联决不罢休的心理。
在这同时，毛泽东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加速生产力的发展上，这就是他在一九五八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这方面王若水和高文谦先生，以及其他许多研究者，已经有较为详细的研究和论述。笔者想要补充指出的是，后来在“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饥荒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严重后果，不仅肇源于“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更早应追溯到一九五五年的强行推进合作化运动。而其源盖出于毛泽东急于提升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和生产力，以取得争取国际共运领导权的资格。
如果把“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一心路历程比作一条河流，那么它的源头应该是在１９５３年。根据李普先生最近在“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节目中说，１９５３年，他调到了中宣部，这时候，他听到传达：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两个月之后，１９５３年８月，毛泽东做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批示，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李普看来，新中国历史上走的“左倾”弯路就是从１９５３年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道路这件事情开始的，此后的中国，并没有执行建国初期政协会议拟定的蓝图，而是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整整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斯大林逝世之后几个月毛泽东就发下了这样的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批示，现在看来，并非巧合，说明他已经早早在做准备了。不过那时还只是流淌在地下的“暗河”，到了１９５５年，这条河就露出地面，奔腾而下，到了１９５８年，就成了泛滥的洪峰，冲决一切堤坝。这才是造成“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导致后来“十年浩劫”的真正原因。
◇ 假如斯大林多活十年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心中叹息：毛泽东这股狂奔进入共产主义的祸水，在中国早已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全党莫之能御。环顾全球，能够挡得住他的唯斯大林一人耳！可惜斯大林已经不在人世，假如他老人家晚死十年，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必定会大不一样。屈指算起来，斯大林生于１８７９年，假如晚死十年，１９６３年去世，也就是八十四岁，不能算是特别高龄，所以这个假设不算荒唐。当然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样的假想只是面对几千万冤死的亡灵聊以自慰而已。
首先，斯大林的存在，本身对毛泽东就是一种制约。政治领袖之成为领袖，常常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常人的野心或者说雄心，以及坚持己见的坚定性，这本来是也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问题在于领袖有没有约束。说起来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悲哀，自己的领袖自己却没有能力约束，要靠外国的领袖加以约束，然而那确是当时中国的现实。自从毛泽东这轮“红太阳”通过延安整风升起，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他在中国共产党内就摆脱了一切约束，使得他在后来的加快合作化进程以及大跃进等一系列决策中，可以置集体领导的意见、党中央的决议于不顾，随心所欲地规定和改变各种指标，说他是冲决一切堤坝的洪水一点都不过分，邓子恢、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没有一个人挡得住他。因为他有党中央内部授予的“最后决定之权”，而且动辄用“重上井冈山”的威胁来劫持整个党中央不得不跟着他走。唯一能够对他制约的就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可惜这种制约的效果太慢，等到这种制约发挥作用，中国人民已经为此付出了空前惨重的代价－－几千万人已经成了饿殍。如果斯大林还活着，情况就会改观。毛泽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心情就不会如此急切。我们知道，毛泽东对斯大林以及整个共产国际的领导是有一肚子怨气的，而且觉得他们都不如自己高明，尤其是他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对他说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一类的话，让毛的这后一种心理更得到了加强。不过同样可以肯定，毛泽东是不敢同他争夺领导地位的，恐怕连这种想法都不会有－－婆婆还在世，是轮不到媳妇当家的。毕竟，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在整个东欧地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甚至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样的功业是没有人能同他比的。毛泽东虽然自以为比斯大林高明，最多也只能在自己的党内说说，拿到国际上去是不会有人相信的，这点自知之明毛泽东还是有的。
其次，即使毛泽东还要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斯大林也不会同意他的荒唐计划。就说关于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中国共产党原来提出的十年到十五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是参考了苏联的经验，而且由刘少奇当面向斯大林报告并获得认可的。毛泽东要改变这样的进度，中共党内固然没有人挡得住他，斯大林的关多半过不了：苏联也花了十几年才完成合作化，其间发生过农民的抵抗和饥荒，农业生产水平也没有改善，斯大林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可以用短得多的时间比他做得更好。至于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显然更不会得到斯大林的同意。斯大林固然有大国沙文主义，但是眼看毛泽东完全不顾客观条件，以空想为基础制定计划和指标，大概不至于坐视他把中国引上灾难之路。同毛泽东比起来，斯大林在经济建设上还算是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科学的，使得苏联建立了良好的工业体系，为后来打败德国法西斯提供了实力基础。只要斯大林出面阻止毛泽东的胡作非为，毛泽东是不会不买他账的。这从刘少奇在１９４９年６－８月秘密访苏期间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
总之，斯大林假如多活十年，几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将会是另一种样子，至少，成千万的中国农民不致死于饥荒，成千万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不致遭受“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成千万的城市人口也不会在青少年时期失去学习的机会被送到农村去。最后，斯大林晚死十年，对毛泽东本人实在也是一大幸事－－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肆意妄为，作出一连串荒唐离谱的错误决策，同他在夺取政权前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判若两人，究其原因就是没有了约束：先是没有了蒋介石这个约束，然后是没有了斯大林这个约束，他真的成了“无法无天”的人，一旦进入了这样的“自由王国”，史书也就替他准备好了千古骂名－－刘少奇在１９６２年告诉他：“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如果当初老天对斯大林这个“婆婆”假以天年，毛泽东这个“媳妇”眼看没有希望熬出头，索性收起争霸国际的雄心，安下心来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做好，成就了他一代开国明君的英名也未可知。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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