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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要人亡政息——写在胡锦涛即将访美时
昝爱宗
中国当今社会的复杂情况，恐怕是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不曾料到的，要是在古代，也是任何一个中国皇帝无法大意的。所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都不是牢骚之辞，也不是随意的流露。事实正是这样，官方说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这一条件下，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出现，甚至越担心越紧张，就越容易出现影响稳定的大问题。
细分析，中国当今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贫富差距的问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穷人太多的问题，政治体制上的危机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死问题，比如中国没有宪政，说小了富人的财产和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穷人基本温饱和公民权利也不能得到保障；说大了，就是高官的财产和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财产和公民权利也得不到保障，结果就有可能出现政府越支持高官天下越乱、政府越支持资产阶级天下越乱、政府越支持穷人天下越乱的混乱现象。
如果说，在一个有富人、有穷人和有官僚阶级的按不同等级共依共存的社会，有宪法，有独立的法治，甚至有君主，天下未必会乱，同样穷人即使想造反也造不起来，因为在一个有等级的社会，有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穷人阶级三足鼎立，各从其类，天下大局就是稳定的。大家都是各自的溪流，都不能突然汇成洪水滔天，都不能突然瓦解社会。可是，在一个形不成等级的社会，形不成稳定阶层的社会，事事不能有各自的固定规则，法律可以被任意曲解，政策可以随时变幻，舆论处处受严厉压制，民意无法宣泄，那么，富人的溪流就会在无序的规则下自动汇集，穷人的溪流也会在无序的规则下自动汇集，最后，各股溪流无序地汇集到一起，致使官僚阶级在穷富两股势力的驱使下，被迫加入一个更大的洪流，于是，洪水滔天，天就变了，天下就有可能大乱。
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大乱的规则往往是显而易见的，追究起原因来就是一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这八个字，中国人民如同进入了滔滔苦海，虽然有可能“回头是岸”，但刚接近岸，又被一个巨浪打开，如此反复，两千多年帝国，却没有一个超过三百年以上稳定的朝代，反复改朝换代，“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中国人哪有不苦的道理、中华民族哪有不落后挨打的道理、中国富强哪有不成为泡影的道理？
懂历史的黄炎培老先生曾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见黄炎培著《延安归来》一文）。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其实，谈起民主来，人人都可以说一大堆——尤其是共产党最会宣传，但是能切实做到吗？六十年前的浙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费巩先生曾说，“为求真正宪政之实现，一曰容忍敌党，二曰开放舆论。”（见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费巩文集》）可是，就是这个了解英美政治制度的教授，却在１９４６年不幸死于蒋介石独裁政府的政治谋杀。十年以后，另一个了解美英政治的报人储安平，因为说出共产党“党家天下”真相而罹难，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如果说，一个国家，无论其国名和执政方针大略上处处可见民主，而实际上连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都不具备，那么，这个民主肯定是假的、空的。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要保证有宪政下的反对党，要保证有法治条件下的司法独立，要保证有公民自由议政的舆论空间。任何民主政治，缺了这三点，即使富人再多、穷人再少，国家再强大，都是专制国家，都不能称之为民主国家。
其实，我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看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已经对民主政治提出了一个至今都具有高度的期待：“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意思是说，万物壮大了，便逐渐走向衰老，不知这个道理而强求壮大，违反这个道，就是不符合道，就招致其提早灭亡。这个道，在今天可以解释为民主政治，任何违反民主政治的三个基本点（反对党、司法独立、民意舆论表达自由），都会招致提早灭亡，或提早改朝换代，富贵难保，民不聊生。
民主政治是一门大学问，美国已经早早得到民主政治真谛，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尽享世界文明之光。现在，中国要想顺利走过这个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的复杂阶段，必须远学美国，近学受美国民主政治大益的日本、韩国，学习俄罗斯，以及从独裁进步到民主的中华民国。
在上个世纪，我国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叫“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苏联没有了，变成了俄罗斯，是不是俄罗斯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呢？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在经过戈尔巴乔夫先生的破釜沉舟，或者说是致命一击后，终于寿终正寝，走向终结——号称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自然也不能免俗，更免不了老子所警告的“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走向衰老和死亡了。现在，俄罗斯是否建立起了民主政治，用事实说话，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有了反对党，议会里有各自的席位；其二司法独立；其三有了标志着民意自由表达的舆论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党专制就没有了生根发芽的环境，也便证明了俄罗斯已经进入民主政治的新纪元。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化问题解决了，是不是我们中国仍需要期待“俄罗斯的明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呢？应该说俄罗斯的方向不仅仅是俄罗斯一个国家的方向，还是所有共产党已解体、正解体和待解体国家的比较明确的前进方向——这也是近学俄罗斯的一个理由。
正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普世价值一样，中国抛弃一党专政、迈向民主化道路的方向将是始终不变的，也是大事所趋，谁人也不能扭转的。当然，当今在民主政治和发达强国两方面做得最好的还是第一号民主国家美利坚，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强国楷模。
如果说我们中国全民都能明白民主政治的长远价值，并朝着今日美国的发展方向而努力，让美国的今天成为我们的明天，那么，中国就有希望了，两千多年前老子提出的“江河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就可以在中国实现了，中国也能成为美国这样的“百谷王”了。
今年九月中旬，中国国家元首胡锦涛将访问美国，在此时此刻的“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应是全球华人比较关注的政治新闻。常言说，远亲不如近邻，其实中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把美国当作远亲（也有当作敌人的，其多半陷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党争，不足挂齿），把俄罗斯当作“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事实上，翻开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到底是美国人欠中国人的，还是相反，都是有证据可查的，美国对中国的贡献远远大于俄罗斯，晚清、抗战都是如此，就连现在北大所在地燕园都是美国人出资买的。出自我们安徽的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早已在《晚清七十年》中对此有过大书大书，我们内地中国人（中国香港人和中国台湾人往往比中国内地人更爱国）不能比美国人、俄罗斯人更容易忘记自己本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是一个长不大的民族，又是一个不值得世人尊重的民族。但是，中国民族又是非常友好的民族，比较宽容和好客，比较能忍耐，这多半与我们老祖先告诫后代“与世无争、无为而治”有关。
近日，我选读了老子的《道德经》，发现老子并不是提倡和劝导“与世无争、无为而治”的先生，而是真正的积极进取的具有政治大智慧的先知，他提出的“江河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恰恰说明了“百谷王”的力量，而美国正是地球上这样的“百谷王”。未来中国呢？能否顺应历史上圣人的意愿而成为“百谷王”呢？中国人应该当仁不让。理解老子的解释，依从道的原理，百谷小溪的水无时不流入江海。江海的存在，得益于百谷小溪的贡献很大。若小溪的水无法流入江海，就会泛滥成灾。江海和小溪的互相依赖，如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领导着人民走向更加民主和发达的彼岸。“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善，信，乃还政于民也，乃民主政治也；德善和德信者，乃行使“还政于民”的人民政府责任人也。
还政于民，就是切实从制度上体现主权在民、民选政府、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老子的民主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最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江海居大而处下，则天下流之。故曰大国下流也（王弼加注《道德经》）。”大邦者下流，就是处于下游的意思，天下之交，天下所归会也，说的是天下都在这里汇合，尽收全流域之精华。同一个国家，国家兴盛乃是该国全民力争的下游；同一个世界，和平则是全球人民力争的下游。公元两千多年前的吕氏春秋上有这么一段话足以说明，现抄录如下：
“所有现象的发生，都有原因。谁只看见现象，但不知现象发生的原因，他可说是一无所知。古时王公、名人、贤士都能知原因，因而胜过常人。水离山入海，并非厌山喜海，其原因是山高海低。五谷收藏入仓，并非谷物有意，其原因是人的需要。同样的王朝的兴衰存亡，人品的善恶转化，也都有原因。总之，有果必有因（郑鸿翻译，见上海人民出版社《老子思想新释》７２页）。”
所以简单说，中国贫富两极分化，政治不清明，越反腐败，官场越腐败，都是有了“果”，而不去寻“因”。这个“因”就是中国发展的制约、中国未来之路的根本症结——没有民主政治，越是经济发达越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越是反腐败越有可能扰乱政治局势，越是打击民意越有可能成为动乱的导火索。前进一步，是如履薄冰；后退一步，如临深渊；正如一句政治段子所言“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如今局势到了所谓的“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复杂阶段，其实已经说明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只能前进，不许后退，等死不如找死，找死未必就一定找死，比如致于死地而后生，就能够破釜沉舟，哀兵必胜，从窄门走向宽门，从弯曲小道走向成功的坦途，走进太平洋，成为“百谷王”。
前面说了，远学美国，是需要学习美国的民主政治，期待未来中国的发展能够沐浴到美国的文明之光；近学俄国，是学习俄罗斯，能够使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一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专制国家解体而演变为民主的俄罗斯联邦，落实宪政，人民自治；至于由远到近学民国，则是学习历史上的中华民国，以及现在的台湾当局。台湾当局，至今仍然保留着中华民国的称号，已有９４年历史了，就连当今台湾的公私报纸上的日期也是民国九十四年的标注。虽然中国公开告之台湾不能独立，否则采取非和平方式，也就是警告中国时刻不放弃使用武力，但这并不影响或阻止台湾当局继续叫中华民国。如果按照当下“一中各表”的原则，中国是一个大联邦，大联邦下有中华民国，相当于台湾自治区；有香港特区，也是自治区；有澳门特区，也是自治区；余下的，就是大陆三十多个省，也都应该是自治区，否则中央政府就那么几千或几万号人，怎么能够管好三十多个省市区的十多亿人呢？事实明摆着，宪政是中国的希望，民选是中国的希望，自治是中国的希望，中央政府管外交、国防，内政由各省自治，最高立法机关管宪政和违宪，最高法院保障和监督司法独立，放权让从中央到乡镇机构健全的政协协商组织发展成为政治反对党，在野党，与中共可以共同争夺议会权力，在宪法和合法的制度保障下相互竞争，谁赢得政府谁组阁，谁成为反对党谁控制议会，行使对政府的监督和制衡。至于内政管理，也不需要总理说解决农民负担和为民工讨要工钱了，尤其是实现各省自治了，当一个省的省长是当地民众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该省民众还可以把他选下去，谁还会把自己受到什么不公、不正义的事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上访呢？再说，都宪政了，舆论也可以自由表达了，中央政府就完全有精力建设民主强国了，有能力成为“百谷王”了，还用时刻担心天下会大乱吗？
现在，台湾的民主化已经深入民心，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人家陈水扁是民选的，人家国民党现在成为执政的民进党的反对党，国民党新任主席马英九也是全岛党员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这就是民主政治，就是民主化了。如果我们中国内地也能这样，国家主席到国内视察也没有必要等到视察结束后才让当地民众知道了，反对党也可以从地下出来公开活动而不担心遭到逮捕判刑等政治迫害了，公民集会、游行、示威也能及时得到批准了，国家安全部门也能全力针对国外反华而非反共的敌对势力了，公民权利和私人财产也神圣不可侵犯了，民间办报办出版社也丝毫不难了，农民居民也不担心没有城市居民这样的国民待遇了，司法独立也能大大减少冤案和上访了，官场的腐败也不像以往一党专制的时候那么多了，人民的自由将会很深入地拥抱每一个人了，中国也确实有希望成为“百谷王”了。
如果真正到了这么一天，中国便是今日的美国了，也用不着担心美国动辄以人权和民主化为理由反对中国了，中国和美国也就站在同一个阵营了，天下人都将有福了。
谨此逢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之前夕，一气呵成以上感想，公开发表，望与有识之士一同交流，共同关心未来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４日谨记。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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