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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孔子的生日确定为教育节的建议书
胡星斗
我建议尽快将孔子的诞辰（阳历）9月28日确定为教育节，以彰显中国人民尊师重教、传承文化、提升道德的大国风范和气魄。
一、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孔子的教育思想属于世界普适价值，其“有教无类”（不分阶层，人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的思想，是当代“平权”运动、“教育公平”理论的先驱；其“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结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时习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后生可畏”等思想，以及孔子所推崇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因材施教、举一反三的教、学态度等，堪称古今通用的“师道”、“学道”；儒家追求真理的精神——“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朝闻道，夕死可矣”，“当仁不让于师”，“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如果现在是个有道的社会，我孔丘就不参与变革了，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挺身而出）”，“志于道”等思想，是教育界永远的座右铭。
孔子以“仁”、“爱人”为教育的核心，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中庸中和、温柔敦厚的君子（以及后世所谓的“儒将”、“儒商”）风范——“君子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温而厉”，“恭而安”，“君子中庸”，“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流（不流于众俗）”，“君子矜（矜持、坚持原则）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无众寡，无大小”（君子无所谓人多人少，官大官小），“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等。
孔子极为注重道德、诚信、气节、人格的教育——“道之以德”，“为政以德”，“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放于利而行，多怨”（放肆地追求利益，会招致很多的怨恨），“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孔子把信用作为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些光辉思想可以作为今世中国建立道德秩序、信用社会、清廉国家、正气民族的宝贵精神资源。
孔子还提出了身教重于言教以及君子在言行、修身方面的要求：“其身正，不令而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仁者，其言也韧”，“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正其衣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君子坦荡荡”，“赦小过，举贤才”，“无求备于一人”（对任何人不求全责备），“道不行，乘桴（小木筏）浮于海”（面对挫折，保持达观）。
从上可见，孔子丰富的教育理论，其道德、信用、人格、修身言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思想，不仅可以作为君子为人处世的指南，亦可作为当今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孔子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教育家。
二、孔子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具有深远的现实影响。孔子是人类的精神导师，是人道主义的启蒙者，是世界上公认的伟大的思想家。他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思想流派——儒家的创立者，是最伟大的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格独立的教师，首开私人讲学之风，首次向民间普及教育。孔子还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保护者，他整理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
诚然，孔子在历史上曾经被统治者所利用，变成了“神”，到近代又被激进文化所玷污，被斥为“孔家店”、“孔老二”，遽然成了“鬼”，现在该是还孔子作为“人”、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为孔子“平反”，并不意味着儒家学说完美无缺，不可以批判，事实上，我也曾经批判孔子，批判儒家思想中存在的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东西；为孔子“平反”，更不意味着要开展所谓的“读经”活动，盲目掀起新的尊孔热潮，不知现代文明为何物，搞复辟倒退！而是要——海纳百川、融通中西，继承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墨家中的优秀成分，“拿来”现代人类文明的精髓，共同铸造“现代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制度”。没有传统文化的根，现代文明的大树不可能在中国成长；没有现代文明的嫁接，传统文化只能生长出人治、专制的苦果。
为孔子“平反”，将孔子诞辰确定为教师节日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承认孔子是中华民族的伟人、最伟大的教育家。
如今，孔子在世界上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凡有中国人和唐人街的地方，都有孔子的雕像。在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还有“孔教”和“孔教学校”。美国加州把9月28日定为“孔子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孔子奖”，奖励在世界范围内对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士；1971年，美国参众两院曾经立法确定孔子的诞辰9月28日为美国的教师节；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把孔子的生日或定为教师节，或定为庆祝日。可见，孔子不仅是中国教师的鼻祖，也是世界教师的荣耀。
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儒家自由主义”，可见，儒家在其发展中功不可没。
日本企业界对孔子顶礼膜拜。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都《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公司准则）。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的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即尽本分、尽责任。松下幸之助更是孔子迷，其管理文集经常引用孔子的言论，处处体现儒家思想。
三、确定孔子诞辰为教育节的意义。
（一）有助于弘扬尊师重教、好文励学、儒雅敦厚的民族精神，提升全体国民和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破坏民族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国家的软实力。
（二）有助于继往开来，传承文化，接续传统，保护国粹。
（三）有助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掘传统教育资源，振兴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
教育节属于教师、学生共同庆祝、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节日，其内涵比教师节丰富得多，其社会效应和意义也将会比教师节更大。而且，确定9月28日为教育节，避免了与现有教师节的冲突，容易实施。随着教育节的推行，原教师节可保留，也可自动废止。
（四）有助于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提升国民的道德信用水平，改变道德滑坡、信用不彰的现状。
（五）有助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团结海外华人华侨，强化华人与大陆的政治、文化、亲情联系，促进大陆的经济发展。
总之，我认为，定孔子的生日为教育节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迟早的事，晚做不如早做。
20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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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国的“弱势群体经济学”
——“中国改革与中国经济学家”研讨会上的发言
背景：
2005年7月28日，国务院研究中心承认我国目前的医疗体制改革是失败的。长期以来，人们也存在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诟病。在中国改革的攻坚时期，研究与探讨“中国改革与中国经济学家的关系”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学家普遍受到质疑的情况尤为必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博客网举办了这样的研讨会。
议题：
1、经济学家对医疗改革失败的责任；
2、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责任；
3、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
主 办：博客网
主持人：王俊秀 博客网总裁
时 间：2005年8月20日星期六下午2：00—5：00
地 点：友谊宾馆友谊宫二层1号会议室
直播地址：
参加人员：
仲大军：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秦 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刘军宁：著名宪政专家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小东：中日问题专家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杨 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胡 星 斗：
一会儿人们说我是社会学家，一会儿是法律学家，实际上我那些方面都不大懂。
我就是按照我的理解讲一些问题。吴敬琏教授曾经说过中国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我认为中国要警惕权贵市场经济，要警惕垄断的行政权力与垄断的资本、垄断的话语权三个方面的结合、三个方面的勾结。首先是垄断的行政权力，它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权力市场经济或者就是权贵的市场经济，权贵的市场经济使得市场经济无法正常地运作，存在着广泛的政府失灵的状况，导致严重的腐败、官僚主义的现象，以及政府机构的恶性膨胀。对于政府机构的恶性膨胀，我一直比较耿耿于怀，中国这样的五级政府，冗员庞大。当然也有的人说，中国的官员的比例并不高，但实际上中国一方面服务型的公务员非常少，就像秦晖教授所指出来的，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的官员大多都在基层，这是跟发达国家完全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可能也比较多，但是它主要是在联邦政府那一级，就像美国国土安全部就有16万名公务员，但是下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而中国的问题是，县、乡、基层政府大量的冗员。而经过九十年代财政体制改革以后，就像秦教授所说的，财权上收了，责任下放了，基层政府养了一大帮人，但是又没有什么财政收入，那就只好去搜刮和以各种方式进行非法的掠夺，这样就造成了中国社会在基层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官民矛盾。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数据，中国的行政公务的开支，占财政支出37.5％，美国是12％，北欧那些国家，实际上是10％都不到。中国行政方面的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近40％！这样庞大的行政机构实际上使得我们国家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没有钱去搞公共服务、公共医疗，没有精力搞这样的事情。这是垄断的权力造成的。
还有垄断的资本，我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有的资本。国有资本也存在着垄断的局面，国有银行垄断，效率非常低，不良资产非常多；还有国有股市垄断，中国的股市上市企业大多都是国有的，即使不是国有的，很大程度也是与官员、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样的私人企业才能够上市。所以，中国实际上基本上就是国有的股市、国有的证券公司，现在很多股市措施都是为了拯救国有证券公司。还有像国有企业的资本垄断、行政性的垄断，垄断市场、垄断资源这都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再有就是私有资本的垄断。私有资本很多实际上都是权力资本，有的人说，中国的资本、中国的企业实际上就分成两种企业，不能分成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实际上就是权力企业与非权力企业，国有企业和大多数私有企业都是权力企业，都是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少数的私人企业是非权力企业，像孙大午那样的企业的确跟权力是不沾边的，是非权力企业，但这是很少的。现在，垄断的国有资本、私人资本、权力资本做庄、操控股市，结果把中小股民上万亿元的资产都给卷走了。
还有就是垄断话语权的问题。我们处处听到的是官员的声音，还有就是为官员和权贵辩护的学者的声音。垄断的权力、垄断的资本、垄断的话语权，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官、商、学形成了一个大结盟，这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有人说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的结盟，我说是政治掮客、经济掮客、文化掮客的一个结盟，这是中国改革出现的最大的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应当更多地探讨我们的改革存在着哪些方面的失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腐败、权力对市场的介入，形成了权力本位的经济，我们的股市、银行、国有企业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教育盲目地产业化或者说是畸形产业化，医疗也是一种畸形的产业化，还有三农，都陷入了比较严重的危机。
对于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我认为经济学家、学者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承担很重大的责任。因为学者、知识分子就应当有责任为国家的正确的发展出谋划策，有责任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因为知识分子天生就应当是一个批评家。众人皆浊我也应独醒，也应当清醒，知识分子要履行他的良知的、道德的责任，当然更主要还是理性的责任。我们对国家的发展应当有一种理性的思考，要履行理性的责任和文化的责任。现在所幸的是，中国也有不少的学者非常关注中国的公平、合理，就像在座的各位，非常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中国的民主法制进程。
我认为，当今中国需要或者说特别需要“弱势群体经济学”，报纸上有穷人经济学，我觉得中国需要弱势群体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应当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关注我们的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煤矿工人的权益的问题，更多地研究我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出现的问题，更多地探讨公平、如何实行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保护穷人的政策，应当出台怎样的这方面的政策。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对研究这样一些东西嗤之以鼻，认为研究农民、下岗职工、弱势群体，不是纯而纯之的经济学问，纯而纯之的经济学的学问就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大量的数学模型，那才是经济学，好像关注医疗、教育，在有些人看来不是经济学。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它才是真正的中国需要的经济学。
我们曾经说，企业家应当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SA8000的责任，还有企业的信用责任，ICE8000的责任。在这里，我可以套用这些社会责任标准，我认为学者也应当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我曾经试图思考，作为学者还有政府官员他们的社会责任，是不是也可以列出一个条条框框来，就像SA8000标准一样，列出一条、两条、一百条来。当然，作为政府来说，天生就应当是尽社会服务的责任的，这是政府的主要的义务，他跟企业家还不一样，企业为社会创造了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说履行了社会责任，但政府、学者天生就应当有更多的自己的责任。
我们的学者更多地为弱势群体说话，一方面是良心上、道德上的要求，更主要的还是理性的思考的结果，说的大一点，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为了中国的健康的发展，为了中国能够走向现代文明的发展之路。没有弱势群体地位的改善，可以说就没有现代文明，中国就不可能建立起现代文明，不可能建立现代中国文明。而没有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的建立，也不可能有弱势群体地位的根本的改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既关注弱势群体，又比较关注现代制度建设的原因。因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地位的问题，实际上还仰赖于建立一套现代制度。
总之，我认为需要建立中国的“弱势群体经济学”，需要从关注弱势群体和建立现代制度这两个方面着手缓解中国改革的困境。
讲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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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网、《中关村》杂志主办的“我眼中的2005年中国地产”研讨会
胡星斗：现代地产文明和现代地产制度
2005-08-16
2005年我所关注的是，中国在建立现代地产文明和现代地产制度方面应当说还是有一点进展，当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这个地方讲两个概念，一是现代地产文明，一是现代地产制度。关于地产文明，张总原来在中关村杂志社搞过地产文明的研讨会，我觉得非常具有独创性，提出地产文明的概念。
现在人们都在物权法进行讨论，土地的使用年限，大家都知道，有的四十年，五十年、七十年，人们也非常关注宅基地权，人们对农村的征地也更加地关注了，大家在讨论什么是公共利益的需要？补偿的标准的问题等。我想这些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集中在一点，它使我们更多的人们明白了，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怎样的地产文明，这些讨论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关于地产文明的。也就是说通过物权法的讨论，现代地产文明这样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当然大家不一定使用现代地产文明这个词，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更多的关注的就是地产文明，地产是产权中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产权，没有地产文明可能就没有现代人类文明，产权、人权都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地产文明最主要是土地私有，这可能是地产文明最集中的表现。没有土地私有可能就没有地产文明，没有地产文明就没有中国现代的文明。土地私有不一定就是说百分之百土地都归私人了，可能就是说，多数土地或者是经营性土地应当归私人或者是股份合作的方式等等。像发达国家60％以上的土地资源实际上操纵在私人手中的。没有这样的一种土地的私有，我们就会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谈论的拆迁的问题、征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产权不明晰造成的。国家所有或者公有这样一种地产的文明，那种地产的制度就使得我们地产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买卖、无法转让、无法继承，他只能通过要么是赏赐的方式，要么是通过革命的方式、造反的方式来重新分配，要么很多地产就被摧毁了，中国古代有很多这样的房地产都被摧毁了。我认为没有地产的文明，就没有房产的文明，房产涉及到人的意识铸型，涉及到人基本的权力，因此也就没有现代中国的文明，所以今年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人们心目中现代地产文明的一种觉醒，我认为这是今年的一个成就。
第二个问题，关于现代地产制度。建立现代地产制度方面，我们国家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当然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今年有幸参加好几个房地产方面的会议，我发现今年房地产人们格外关注的一年，关注房地产，我认为还是要建立现代地产的制度，这可能是更为紧迫的一个问题。过去一些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过多地介入的市场经济，当然也与我们很多其它方面的体制有关，比如说我们的财政体制的改革也出现一些问题，导致地方的财政告急，银行改革也剥夺了地方政府把银行作为第二财政的权力，这样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强制地征地、卖地，这样来解决它的财政的困难。还有就是这样一些官员，本身也有政绩这方面的需求，这样就导致权力甚至以暴力的方式大规模介入地产，地产的企业也寻求权力的保护，所以我们很多地产的企业实际上可能成为一种权力企业，一些地产商可能从经济人实际上变成政治人，从追求利润实际上变成了追求权力，因为有了权力就能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建立现代的地产制度，关键可能就是要解构权力企业，要打击土地市场寻租的现象，权力要更多退出地产界，但是同时要加强监管，实际上是辩证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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