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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车上和你们县长和农委主任说了这个事儿，不光是农村出现这样的问题，要淡化要冷处理，城市里现在下岗职工下岗上访，如果没有安置好，他来包围政阻断交通，你怎么处？必须承认他行为上有些不合适的地方，但你敢说你违法了，我把你抓起来。今天不是昨天，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因为中央作出了重大战略调整，以往那种追求招商引资、追求GDP、零地价零地租的转让资源，只要投资者来了就一派叫好，改了，从中央就改了。内外资税收是一致的，不许任何方面以低价向外转让资源。这段时间，相当多的东部民间资本，因为过剩了，开始到中西部来跑马圈水、跑马圈地，跑马圈油、跑马圈气、跑马圈煤，地方高兴得很，政府欢迎，来投资啊，投资者是本地的主人啊，如这些投资者来了后，来跟政府要承包矿山，我没那么多钱，我先承包一个煤层，然后无证开采，也无通风、也不排瓦斯，然后强制引资单位与其签生死合同，死一个人两万块钱，等这些事全曝光了，地方政府全装进去了，因为现在要求是20万一个人，你说你招商引资征的渺渺一点税收还没征到呢，就先赔人家了，一个人20万，10个人就是200万，所以各个地方隐瞒矿难，隐瞒死亡人数，甚至直接报失踪。但结果只要查出来，有一个算一个，全部处理到位。所以现在的情况，我提醒，无论是部门的，还是地方的领导同志，到了该转型的时候，跟不上转型，你就找不着北，就不知道在干什么，按过去90年代的做法，今天再做做不下去了。
所以我不主张把招商引资的指标量化到各个部门（鼓掌），甚至不太主张出了事就一票否决，这些事都是有问题的。中央也一样，从2002的中共中央十六大，请问各位中共中央十六大那个关键词是什么？你们都知道十四大的关键词很简单，叫市场经济。十五大的关键词叫资本经济，十六关键词彻底改了，叫全面小康，真正的矛盾就是90年代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间不断拉大的，象城乡差别那是首要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别，这三大差别拉大必然导致社会不稳，政治动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都是出问题，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大动乱。
刚才你们书记说我走过30多个国家，其实开会交流那只是一般的，都是会开完就走了，下基层了。我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去，也是下基层的。去年七月份我在巴西，就专门去年大城市的贫民窟，今天我们讲城市化，回来后我向领导同志汇报，我就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靠大城市周围贫民窟来实现的。如果我们现在盲目地说要加快城市化，而没有其它措施，那中国可能也要靠贫民窟来搞城市化了，我请问这个贫民窟我们是要还是不要，如果你说要，我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贫民窟那就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控制，没有法制可言，你要还是不要？问题根本不在于你想不想加快城市化，而是城市化经验过程是什么，理论上你可以讲，大规模动员农民进城，然后把农村的土地私有化卖掉到城里去，卖土地能卖多少钱，到城里你还不是贫民吗，如果我们国家的城市化也象其它国家发展那样，靠大型贫民窟来加快城市化，其结果就是动乱。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印度的孟买，孟买也是老的殖民城市，也是曾经被称为东方明珠的大港，现在上海发展那么快，为什么孟买落后呢，看上海大拆大建，短短几年就搞起了浦东，孟买也搞，上哪建，孟买到处是数百万人规模的贫民窟，而且它土地是私有化，贫民在城市只能搭棚子临时栖身，只能沿铁路、沿公路或沿公园附近，那是公有土地。所以在孟买街头，连十字路口警察站的地方，都有沿墙搭的破纸板、破铁皮的棚子，那叫什么市容啊，那叫什么投资环境啊，孟买它也要发展，要把铁路改成双轨，要提速，那你动一动两边的棚子试试，几百万人起来了跟你干，发展下去就意味着动乱，但它不改善基础设施就没有投资，这不是两难局面吗？结果孟买动用警察去拆棚子，引发了动乱。
我说中国好就好在不象那些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就是很快速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朱老板在台上把中国的高速公路一扯，就扯到了世界第二，象扯面条一样，但你知道这高速公路占多少地吗？过去一直不批就是因为大量占用耕地，朱总理这么一扯就扯出一系列圈地运动，造成今天许多高速公路说是收费还贷，实际连还农民的占房款都还不起的，矛盾一直扯沿路都发展成了工业带，第二波圈地运动又起来了。这样搞没有印度孟买的那种烦恼，一闹保不准就是民权组织抗议。中国这样的事情少得多。但是你过分啊，一年占3000万亩耕，连粮食安全都保不住，还在嚷嚷招商引资行吗？所以中央改了。
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是新一届政府搞政策的会议。一中全会成立决定中央人选，二中全会决定国务院的人选，三中全会就是新政府决定政策。懂政策就要懂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响应十六大，全面奔小康，导向是放弃追求GDP，提出综合增长，可持续发展和五项统筹。特别是五项统筹立即引起社会各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结构的复杂反映。首先是大多数地方官员不理解，你不是讲发展是硬道理，怎么现在又不提了呢？中央讲的是综合发展，没说不提；再说你改变了GDP指标，理论界也说GDP是个好指标，大部分人不接受，没有指标，没有考核，所以一时半时转不过来，2004年中央宏观调控时，我到各地去调查，90%以上的干部、知识分子、企业不理解，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跟得很快，甚至对宏观调控持敌视的反对的态度。去年七月份我调研了一些地方后，中央召开专家座谈会，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们，还有几个专家坐在中间，两边全都是各部委的负责人。请的七个专家，我也是一个。到会的专家至少一半对宏观调控持否定态度，我直截了当：总理啊，据我在各地调查，不同意见在各地是普遍的。我说我建议一方面加强宏观调控，一方面对地方的发展要求要采取给出路的政策，不能卡死，卡死就理不顺。最后总理讲话，说我知道认识不统一，我认为是正常的，我现在有信心了，到两会的时候，我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他当时还是比较坚定的。果然，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你们年电视可以看得到，台上温总理的声音非常响亮，对于去年的宏观调控作了许多评价，那边中央电视把我叫到他们的直播室，搞两直播，不经过任何领导审查，我说什么就直接播什么，搞了一天，就是评价两会开幕，对今年内的宏观问题如何分析，对政府报告如何评价。
从这些调查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90年代以来的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已经被2002年中央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转变给改变了，接着我们说三中全会强调的综合发展、五项统筹到2004年初，就变成了科学发展观这种新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同时很多人依然是不理解，普遍不适应。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重要指导思想，因为大家不理解，所以召开了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研讨班，在中央党校，由曾庆红同志主持，温家宝总理作长篇报告，畅述科学发展观，统一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
但是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他不可能是省部长在中央学校一表态各地就跟着转变了。所以2004年中央的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加强宏观调控。在两会上中央政府提出的具体都有极大的下降。比如说经济增长，2003年经济增长是9.6，2004年提出7%，投资增长率和进出口等都有下降，这些表明中心明确地要压速，领导讲话中很清楚，我们要剔除经济增长中的不健康因素，要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往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造成的社会矛盾太严重。
2002年温家宝就说过，离全面小康这个大目标实现还有整整18年，我看重点难点都在农村。接着2003年一月份，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就强调“三农”问题是我们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上头热，各部委、基层继续是凉，当时中央拟将公共开支重点下投到县以下基层，但是中央这个文件各个相关部委不签字，不同意，最后快要开会了，文件出不来，胡锦涛同志当时带领在家的常委以示中央重视三农问题，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个文件不必再讨论，我拍板，就这么定。按说中央总书记一把手拍板的事情，就象李昌平在他所在乡一把手拍板了，执行吗？
我半年后安排记者到各部委去调查，四大部没有一个部委执行这个文件，教育部说他90%以上投资在城市、在大学，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多少，只有百分之七点几，国家义务教育是有法律的，这个义务是谁的，是政府的，现在转嫁到农民头上了，教育收费、跑冒滴露倒很多。国家教委不同意投资转向农村基层，是因为那些在建的大学校园教学楼，不投资就成了烂尾楼，谁收拾，实际困难可以理解。
卫生部部在2003年发生非典中，中央要求把卫生防疫重点放到县以下基层，放到农村去，不行，卫生部长撤职了，换吴仪亲自兼也执行不了。非典要求建立防治系统，申报了50多亿元的投资，还是投到县以上了。这不能全怪中央，调查的结果，为什么下不来，是因为乡以下的卫生院全部私有化了，还有几个乡卫生院保留着是为农民服务的，还不都是为挣钱服务呢？村级卫生室也都是个体的了，怎么投？听说过把财政公共税收给私人吗？违法啊。
同样道理，文化事业开支它也难投入到乡以下基层，无论是电影队还是文化站全都是私有化了，站所的阵地都改成开买卖的、租房子的了，给谁啊？科技站有句话：远看象要饭的，近看是农技站的，以经营和卖药为主，也几乎不起作用了。中央说要改，但基层矛盾确实比较复杂，就象李昌平到棋盘乡差不多面对的局面。多年来不抓基层，不强调基层基础的稳固，其结果就是今天这个局面。上面有好的愿望优惠的政策但他下不去。
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三农”问题是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还有第二个重要工作也是要给基层拿钱的，也拿不下去，国家以往给基层的投资，也投不下去，都给部门了。要把国家的支农资金投给农民及相关的小项目，请问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你们能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不怪政府不怪部门，不是说你们思想作风不转变，而是你们这儿有至少80万的农业人口，至少得有近20万户，至少得有几百个行政村，自然村恐怕有上千个（不了解情况，估计的），该给谁呢？给这个村不给那个村，他不闹，一闹不就出事了吗？我们多年来不重视基层建设，除了一些收费的热门部门外，其它的都是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村级经济组织几乎没有，剩下党政组织也没有一种健康的良性的组织发展起来，基层一级只是疲于奔命，中央想把钱下到乡以下，下不来。
象我们贫困县，发展缺资金，但要知道，我们国家整体上是缺资金的，但中央是捧着个大烫手的山芋，连财政资金到去年底的时候都是过剩，也不知往哪发。给我们？凭什么？给县政府，中央又没有这个精神。为什么我们现在上下不信任，是因为我们基层有大块工作欠缺，就是农民得不到实惠。你说你能，他不信。多年以来，上面许多好的政策设想，都不能落实下去。
这不能怪上面没有善良的愿望，也不是上面没钱，国家银行系统至少6万亿元贷不出去，他还得付给人家存款利息，所以银行系统为了自己少赔一点，压低存款利息，你还存，我就征你利息税。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存款率最高的国家，大约占百分之四十，我挣一块钱拿四毛钱存银行，花只花六毛钱。百分之四十的存款率，银行能不着急吗？贷不出去呀。民间资本也是严重过剩的，找不到出路的。我说不要以为今天还是资本稀缺，我们招商引资就要低三下四，错了，今天谁有资源谁就趾高气扬。你招商引资只要你说有多少资源，根本不用发愁资金。
我们工作找不到抓手，是因为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九十年代以来的招商引资，在过去的行为和思维惯性中没有转变过来，如果再按八十、九十年代的搞法再搞行不行呢？应该说连发达地区都搞不了。而且越是曾经高度发达的地方转型越困难。比如广东，过去吃地租，现在地租没了，珠江三角洲没有地了，过去吃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劳动力的转移成本他不管。受欺负、少薪水，过分变相的挤压结果也导致了民工荒，老百姓不来了。全国的劳动力流动总量增加，但那些对劳工待遇太坏的地方，劳工不去。吃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办法行不通了。
到广东讲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有点儿……它是落后的，是早期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这是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的。因为直接剥夺地租剥夺劳动者剩余价值，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这导致了广东的恶性病根。《天下无贼》中葛优科得好：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台下笑）。广东就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的，粗放式，其谈不上改革开放，只不过离香港近一些，香港将接受的日本制造业百分之八十五转移到了珠江三角洲，变成了香港接单，广东生产，外地人打工，把旧的土地变成了产房，吃地租。这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什么经验可循，而我们各地大量组织干部团到广东考察学习，学什么？学打劫？（掌声）
这种招商引资绝对不符合十六大以来中央的指导思想，这个变化很大。所以我说，我们确实要看到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看到中央正在做出努力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增长，我为什么说一般的招商引资不行了呢，因为他确实过剩了，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般制造业的过剩。现在一般制造业已经濒临破产或者已经倒闭的企业占多少？60%。往往那些不发达地区来的企业家，很多他在发达地区企业面临破产，奔不下去，地价高，劳动力待遇不好找不到，迫不得已要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地价低，劳动力成本低），应该是他来求啊，你不必求他。这种一般制造业在广东已是市场严重饱和。2004年广东的春季交易会，衬衫是论公斤卖，平均价格是一美元一件，美国市场被中国产品撑到什么程度？平均每个美国人一年消费七件中国产的衬衣，十二双中国产的鞋（一个月穿一双），这不能当饭吃啊，谁能一年穿十二双鞋，这不是严重过剩。
这种情况下，这些一般商品的生产，它还有前途吗？它只有拼，比价格，但在广东不可能再低下去了，以致于有单子来我就生产，就招工，没单子来，继续关门，工人的要求什么都不管，广东的劳动部门拉着企业老总的招工团纷纷来内地招工，这种人我们能给他吗，回到家他总会找你算帐的。我们社科院在广东做过调查，发现90%的地方官员，主观上不执行劳动法，因为是无记名的调查，他说的是实话，因为如果我执行劳动法，严格执行合同，保护劳动者权益，我就无法招商引资，我这个地方产值、税收都下降。面对复杂局面，不仅是部门利益雷打不掉，甚至是地方利益雷打不掉，比如广东、珠江三角洲这个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就代表着本地的利益。你让他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他不能代表，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大家如果认同党的十六大来以来的战略转变，就要认真考虑我们基层如何来做好工作。那么我就来讲一讲不同的地方如何稳定乡村如何开展工作，交流一点经验。
经验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第一类就是自上而下。基层矛盾如果复杂化，上访告状的多，后进村多，基层工作班子建不起来，这种局面在传统落后地区比较普遍。有一个地方的做法比较有效，已在很多省推广了。最初是福建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叫李超的，开始他到闽北山区一个农业大市当市委书记，有13个县市区，674个后进村，上访告状弄得政府无法工作。他是组织部出身，来了后就在市委组织部建了一个下派干部办公室，把干部的三分之一安排到这些后进村去当村支部第一书记。我们这个党的好处，正象江泽民同志说的，他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不能下派村委主任，但我能下派党的干部，因为每一个党员在入党宣誓的时候，誓词中都表示要严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组织纪律你必须遵守。基层矛盾非常突出时，象李昌平这样本乡本土的干部管不了，上隔一级下派一个，这是外来的政治资源，它跟当地的任何派性任何历史的瓜隔、任何宗教势力没关系，容易办成事。来了后，挨爱挨户吃派饭，所有的开支原部门负责，不从村里拿一分钱，而且一定三年，不许回来。组织部是管干部的，干好了，就地提拔，干不好就地免职，这可不是农委，也不是农业局，是组织部。组织部长来当市委书记，就用组织部门来解决后进村问题。去了后就跟早年毛泽东搞土改一样，等于是来了工作队，访贫问苦，吃派饭，又不拿村里一分钱，老百姓都说好了，来了个青天。那些干部也清楚，干好了提拔，干不好就地免职。他的考核是由上面考核。还真能解决问题，上访率大幅度下降，后进村面貌大幅度改善。象黑龙江一次性拿掉这么多干部，干部资源不足，全国组织干部支援黑龙江，我过去的一个同事在中央工作，这次也去支援黑龙江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关键时候起作用了。自上而下解决了问题，同时派科技部门干部到这些村当科技特派员，帮助老百姓开发山场资源，干好了给奖励，干不好对不起你也要付出。接着就派流通助理、金融助理下去，相关部门做好配套服务。这种自上而下的办法是灵的（我们许多官员欢喜和知识分子聊天，那叫礼贤下士）。这个事第一次是我自己和几个部门的同志去调查了几个点。第二次，我派人去调查的，负责人就是李昌平，他熟悉基层。他回来说一是真的，二是有效。第三次去调查是总结经验。是两个青年学者关于归纳总结，蹲了20多天，回来后写了几万字的报告，形成经验。现在湖南、广东好多地方都在自发地推广。这个李超同志已安排为副省长了，可能还要提升为副书记。这个自上而下的办法关键一点是市委一把手挂帅，组织部操作，是决定性因素。
第二个经验也简单，叫自下而上。基层创造经验是有效，大家不要一筹莫展。我们在基层调查研究感觉到的好经验就是讲实际，少谈理论。中国农业大学一个年轻的女副教授，因为该大学和河南开封市挂钩，其下属十几个市县全都有该校下派的干部，她当时签合同后派的是焦裕禄的工作的地方兰考县，约130万人口，这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黄河河床比老百姓的地高6-20米，地上悬河，一发大水就是一大片。水患比我们县还严重。过去是风少遍地，水患频繁。也是国家的贫困县，和我们县有相似性。（我先讲自上而下因为其见效快，但自下而上是个慢变量，需要我们干部能耐得住性子，慢慢去工作。）这个女教授到县里后当副县长，县里对她的希望当然是招商引资了，动用你在北京的关系帮我们介绍。但她毕竟是老师，关系不是太多。她说我就做点别的方面工作。她到村里把那些妇女组织起来，搞那些腰鼓队、老龄协会、妇女协会、合作社什么的，还直接组织学生直接到村挨家挨户访问。她还动员县里的人大政协干部到村里和老百姓多接触。老百姓高兴，多年来没谁关心啊，这一活动联络，就把村里的良性因素激活了，党员的组织性意识强了，村里的各种样的精英分子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也调动了许多妇女的积极性，和村里对抗的人少了，村里的组织也健全了。有一男的嗜赌，夫妇俩常因这个斗嘴吵架，但妇女协会来了，阻止了。哪个地方都有这些个破事。调解工作不可能靠一个村主任，大量的农村实际工作要靠群众组织来解决。基层局面非常复杂。秋菊打官司就是说明这一点。要学学这个女副县长，理顺群众情绪，组织群众合作社等多种群众自发的合作形式，自下而上的形成组织，培育良性机制，解决自身问题，减少对抗，增加对话，接受上级投资，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农村的和谐社会就一定能实现。农村最容易实现和谐社会，免除农业税后，完全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象城市，因为城市里有大量资本家，他和劳工是对立的。毛主席说过，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任何时候都是千真万确的不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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