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在北大，李熬技巧地摸了一下独裁老虎的屁股，时隔一天的清华表演，他就高唱独裁爱国主义：结束中国近百年来挨打挨饿历史、使中国真正地富强起来的唯一功臣，是中共。他感慨：正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现在是中国自汉唐以来所没有的一个盛世。”是史学家钱穆所盼望而没能看到的“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盛世，“今天告诉各位，我李敖亲眼看到了。”

他谈起中国人没有裤子穿的穷，1949年前的穷，要怪万恶的旧社会；1949年后的穷，不怪国共内战，也不怪中共，而只怪蒋介石。因为蒋介石逃往台湾时，炸毁了大多数基础设施，搬空了国库里的金条，还留下300万反动分子捣乱，能不穷吗？

那么，请问李熬：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堪称中国历史上饿死最多的人祸，在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前所未有。自称历史大家的李熬不会不知道，但他就是一字不提。

李熬的这套说辞，与大陆影视剧中用古代盛世来以古颂今，与春节晚会的盛世主旋律完全合拍。

然而，就在李熬高歌中共盛世的前一天，即2005年9月22日，大陆异见作家郑贻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七年徒刑。其他的还有，优秀新闻人俞华峰和李英民，分别被判八年和六年徒刑；程益中先生也被关押了四个月；异见作家张林和师涛，分别被判入狱五年和十年。中共监狱关押的网络作家和记者为当今世界之最。

近两年，中共政治迫害的黑爪越伸越长，帮助底层人士维权知识分子和律师也屡遭关押。律师郑恩宠被判三年徒刑，法学博士李柏光和律师朱久虎，分别遭到九个月、四个月的拘押，才得以取保候审。最近，郭飞雄因参与太石村维权，被送进番禺区公安局的拘留所，还有二十几位村民也身陷囹圄。山东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在北京被绑架，押回山东后，至今仍然遭到软禁。

按照李熬的标准，主权独立了，经济腾飞了，百姓温饱了，就是“汉唐之未有之盛世”。那么，在李熬本人遭受政治迫害时期，蒋家父子领导下的台湾也应该是盛世了。

李熬的书，在1966年第一次被禁，从此他的书就不断地遭禁，先后被禁过96本；他的人也不断遭到人身迫害，1971年和1982年，他先后两次入狱，加起来蹲了十年大牢。而李熬受迫害的这段时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民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阶段。从1965年到1972年，台湾工业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9.5%，工业产品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25％，由蒋经国主持的“十大建设”，也开始于1973年，标志着台湾经济的辉煌成就。

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经济腾飞，改变了台湾的实力和台湾人的生活。从1951年至1989年的38年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从24.6亿美元增至1283亿美元，增长52倍；人均国民收入从137美元增至7518美元，增长53倍；外贸总额从1.97亿美元增至1184亿美元，增长601倍；1989年台湾外汇储备达774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由此，台湾迈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与南朝鲜、香港、新加坡并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和“经济奇迹”。

可以说，李熬遭受政治迫害时期的台湾，与现在的大陆非常相似：经济高速、收入猛增、生活改善和政治独裁、权力高压、政治迫害并存，但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力度远不及现在的大陆，而现代化水平却远远超过现在的大陆。何况，老蒋死后，小蒋便开始了一系列渐进的政治改良。到1983年李熬第二次出狱时，离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的1987年，只有四年了。

按照李熬在大陆宣讲的盛世标准，这个时期的国民党政府，更有理由被称为创造盛世的执政党，因为它不但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创造了政治奇迹，应该被李熬称为双重盛世才对。

但李熬非但从未把这一时期的台湾称为“盛世”，反而依然是用最激烈的叫骂抨击两蒋。如果从李熬在这段时间里备受文字狱之苦的角度，可以对他的叫骂给以同情的理解、甚至认同，但同样是威权政府，且中共独裁远比国民党独裁厉害，而李熬却高调赞美中共而刻毒贬低国民党。

同样，李熬决不会在国民党独裁时期就号召台湾人超越“二?.二八血案”，而他来到中共独裁依旧的大陆却教导大陆人超越“六四大屠杀”。

这样的双重标准，既是旁观的冷漠，也是没心没肺的献媚。

如果真像李熬自称的那样，他真是自己人而不是观光客，他应该一直生活在大陆，且因发表异见而进过他向往的秦城监狱；他也应该参加过八九运动，且亲历过六四屠杀；那么，李熬还会在清华的讲台上大谈什么“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盛世”，而无视大陆仍然频发的文字狱吗？
他不是自己人而是外来的观光客，是中共优待的重量级统战对象，是摆给台湾人看的政治花瓶，与每年坐在大会堂里的政协委员的花瓶功能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他的大陆行，与大陆民众没有多大关系，而与中共的统战策略密切相关，也与他扩展自己的言论市场息息相关。

今天看到李熬在复旦的演讲，他说：“为什么我说这次回来要看秦城监狱呢？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至少我在秦城监狱里面看不到政治犯，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

六四后的秦城监狱，曾关过一大群政治犯，我是其中之一。现在的秦城监狱里是否还有政治犯，我无从考察。但仅就北京二监关押的政治犯而言，我知道起码就有：“自由民主党案”中的胡石根，“新青年学会案”的杨子立、徐伟、靳海科，民主党案的何德普、查建国、高洪明等人，他们的刑期，少则八年，多则二十年。

这些被李熬忽略的大陆政治犯，都是李熬标准的盛世的祭品——向政治冤狱的制造者中共献媚的祭品！

2005年9月26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05－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