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视野下的“犬儒主义”难题
—— 《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一书读后

任不寐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
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
力去告诉安得烈，安得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 耶稣说，人
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约12：20-23）

专制产生“犬儒”，也产生对“犬儒”的反省，这是东方专制主义反复上演的文化互搏运动。在所有的黑暗年代里面，总有知识分子站出来不满足于政治对物质偶像的崇拜和社会的麻木不仁，于是痛批“犬儒病”（国民性、灾民理性等等不一而足）就成为心灵不满并渴望自由的经典出路。居美学者胡平先生前不久出版了《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一书，该书可以视为这一连串文化自觉运动的一环；它也表明，汉语政治反精神、反价值的堕落程度已经使思想忍无可忍，或者说，使思想再一次忍无可忍。

胡平先生首先清理了犬儒主义（Cynicism）的来龙去脉，从古希腊的狄奥根尼（Diogenes of Sinope）的理想主义犬儒，到今天的反理想主义犬儒。这一演变被他视为是愤世嫉俗向玩世不恭的转变；而在今天，由于对所有事件持相对主义价值观，“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这一诠释是简单扼要的。但是，回到希腊叙述中国的犬儒精神特征，可能没有给中国特色的犬儒主义以应有的重视。中国的犬儒主义并没有哲学上的思辩根据，而更多是一种生存策略。或我称之为灾民理性。中国的犬儒主义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判断：第一，别人所有的价值主张都是假的；第二、只有自己“唯物主义”和庸俗功利主义的目标、或者“利益最大化”目标才是真的。这种灾民经验也得到了东方两种宗教思想的熏陶（实际上是互相熏陶），就是佛教和道教对世界否定。这样一来中国的犬儒主义不仅对信仰采取犬儒态度，它对犬儒主义也采取犬儒态度——它“深刻”地认识到，犬儒主义也是犬儒主义的。

简单地说，“犬儒病”真正的病根在于它的无神论主义本质，在于它的“无罪状态”。它首先不相信存在一种超验的普世绝对的价值。事实上在无神论世界，犬儒主义的价值观是完全合乎“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逻辑的。如果人是上帝，每个个体就有自己一个价值准则，而且“自己”就是“自私的基因”并因此获得个人和社会生存及扩张历史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成为最高价值，而这一最高价值必然将不同个体重叠的价值部分犬儒化，使这些理性主义的“普世价值”成为实现“我的价值”的工具。换言之，如果没有超越“我”的更高价值的存在，所有的“我”互搏的唯一文化结果就是犬儒主义。

无神论自由主义者在批判犬儒主义的时候愿意相信：没有上帝也行。他们深刻地看见了犬儒主义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胡平先生深刻地指出：“犬儒由于自己无信仰，也常常怀疑别人有信仰。”因此，自由主义者愿意将“自由民主理念”上升为新的信仰。然而，“自由民主理念”如果没有先验根据，它就只能在无神世界重建这一根据，而它的根据和犬儒主义的根据是完全一样的。世俗自由主义者首先是人本主义者，然后是个人主义者，最后是经济学理性主义者。人本主义视人为神，但人不是神，这恰恰正是犬儒主义的逻辑起点。犬儒主义认为人是靠不住的，这点犬儒主义甚至比自由主义还要深刻。个人主义相信个人价值之上，这是对群体主义的反驳。但是，犬儒主义同样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至于经济学理性所奉行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它既是当代自由主义的信条，也是犬儒主义的信条。这样一来，自由主义只能通过道德说教来区别犬儒主义，而这一“道德理想国”的说教，恰恰是当代自由主义反省现代极权主义的主要学术成果。在这种困境中，当代自由主义不得不把“自由民主”本身神化，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信仰前提，拒绝将这些价值放到分析领域。这也许是一种策略，回避这些概念可以避免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道德理想国两个极端求援。然而无论如何，无神论的的自由主义和犬儒主义最后的“动力机制”只能是达尔文主义的和道德主义的。但是，无论科学进展还是理性的进展都表明，达尔文主义和道德主义最多只能是一种社会科学的假说和心理学上的自负。

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如果对经验世界怀有道德敏感，它的诚实代言人不可能回避犬儒问题。这是胡平先生特别令人敬佩的一个方面。他的深刻已经逼迫自己把民主自由高举到信仰的层面来寻找出路，但这一努力虽然可敬，却可能要无功而返。民主自由确实存在超验根据，但是如果将民主自由本身视为终极根据，则是本末倒置。民主自由的逻辑起点是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重叠，这一经验理性使“限制有限者的无限权力”成为政治必要。把民主自由本身视为信仰可能导致把有限的人视为无限者，这恰恰是五四以来中国特色的自由民主思想最大的误区。西方思想自由史是对人的局限性不断认识的历史，而在中国正相反，“人的尊严”和人的“无限可能性”反而成为自由的逻辑基础。人的无限性指向一个方向，人的无限罪性和傲慢，成为人上人不过是全社会朝野的普遍共识。一个理性的社会就是在文化上认识到人的有限性的社会，在政治上限制人的无限罪性的社会。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恰恰可以导致对人的宽容和尊重，而无限者迷信则导致“完美主义”的文化伪善和政治专横。然而，一个社会怎样才可能拥有“有限者”的文化？非信仰无限者绝无可能。这个无限者必须是超验的，祂将“无限”、“普遍价值”、“绝对真理”垄断归于自身，并启示给人类。这位绝对者——上帝——不仅将普遍价值启示给人类，也带领仰望祂的人在地上活出“基督”来，从而从根本上超越犬儒主义的陷阱。

人类文明史就是殉道精神超越犬儒精神的历史，而这一切，如果没有十字架都是不可想象的。殉道精神是对犬儒精神真正克服，因为他超越了犬儒主义所信奉的一切非价值观念，也超越犬儒主义所反对的一切价值观念。换言之，自由主义确实无法抛弃犬儒主义所追逐的利益目标，它不过是用更“理性”的利益目标论断犬儒主义“不道德”的利益目标而已。然而，十字架道路把“利益期待”放在这世界之外，这条道路上的人以背十字架跟随耶稣为荣耀。于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毒箭无法射到的力量出现了，他们以经受苦难和甘愿吃亏为快乐，而这种快乐不仅不是伪装的，他们还要把这种快乐归于神的怜悯。这样说来并非说基督教是一个受苦的宗教，而是说基督教把犬儒主义的快乐和智慧视为怜悯的对象，并因为仰望天国而在世界上视万物如粪土。这一信仰却没有导致东方宗教的出世态度和价值虚无主义，因为他们负有责任在这地上过荣耀神的生活，这生活就是爱。这种包容一切的大爱使权力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暴君和犬儒主义者在基督徒面前往往迷惑不解，而他们的逻辑王国也因此被彻底推翻。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在暴政和犬儒共谋的历史中，良心的胜利更多是信徒的胜利，而不是无神论者的胜利。这在中国当代史上尤其明显（在西方历史上也一样）。在世俗自由主义者中，可能很难找到象基督徒林昭这样绝决的抗议者。然而林昭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的以巴弗吴维尊”是中国当代超越犬儒文化又一座丰碑，遗憾的是，这位基督徒的价值远远没有被世俗世界所重视。1949年以来，甚至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新挖掘出来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顾准、王小波、陈寅恪等人，这些令人尊敬的思想者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不同程度的犬儒主义者而已。这一可能开罪很多人的判断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们在暴力之下不同程度地选择了妥协。这一妥协是“可以理解”的对象，但不是炫耀的对象。他们的坚持（也包括思想方面）在吴维尊的对比之下，就显得不足为道了。然而，基督徒吴维尊从来没有乞求过和得到过这样的世俗荣耀。在我们的时代，那些在荣耀中心的各类精英，无论是内在流亡还是外在奔走的人，犬儒主义成为生活的基本底色。吴维尊的胜利是中国当代历史上对犬儒主义唯一的一次胜利，这胜利如此彻底，如此寂寞，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在中国那些不可一世的力量和结构，那些犬儒主义的巨人歌利亚，被这位微不足道的基督徒在十字架上用软弱彻底终结。这是上帝对力量的胜利，可惜力量世界不配领受这一恩赐。

吴维尊（教名“以巴弗”）生于1926年4月，1941年5月信主重生。1946年秋至1949年初，吴维尊在“中华神学院”学习。1949年初，他开始在上海守真堂作实习传道。1949年10月起至1957年，吴维尊在上海作了8年中学教师。这8年中，他成功地收住了自己的信仰，守住了自己的“红豆田”。在“全国人民 ”和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这位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就说出了今天世俗自由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当虹口区政府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并每一个人写总结报告时，维尊经过祷告写了一句话：“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1957年夏天，吴维尊因为婚姻的关系从上海调至天津工作，不久因为“宗教迷信”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 自50年代后期，吴维尊开始以复写纸写“主内交通”的文字，寄往各地。1964年7月30日，吴维尊被捕。从此，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 这一原则他在地狱般的监狱里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由于这种坚持，1967年2月，法院下达了对他的判决：无期徒刑。他收到判决书后，心中非常平安，充满感谢。不久，妻子与他离婚。在监狱中，因为争取吃饭谢恩的权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维尊又回到大囚室，坚持禁食七天后，他被带到一个空室，几个管理员反拧了他的手臂，后面一个人按着他的头，把一个铁器塞进他的口中，强行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他的胃里。这个过程难受极了，但维尊丝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铁器一取出，他就站起来，举目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 他在所长和众人面前，作了感恩的见证。后来，监狱管理员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窝头时，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

在那些年月里，吴维尊可能是几亿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连犬儒主义的假装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当然暴风骤雨般临到他，但是他不仅不恨这些凶手，还为他们祷告。1970年9月10月间，当局对他再次正式提出两个“简单要求”：1、吃饭前不祷告谢恩；念毛主席语录。他立刻很明确地回答说：这两个要求，任何哪一个，他都做不到——因为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把领袖放在最高位置，是神所厌恶的；而人“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100岁也很难，毛主席决不会“万寿无疆”、而是“一寿有疆”的，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意的胡话？

70年代末期，天津系统在宁夏服刑的200多个无期徒刑犯人中，只剩下吴维尊一人了。但吴维尊坚决不去申诉。81年春季，宁夏高等法院的减刑裁定将他的无期徒刑已被改为有期徒刑6年，即再过6年后他即将被释放。然而，更惊心动魄的冲突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犬儒世界与基督世界的冲突。高等法院的裁定书认为，吴维尊“确已悔改”，因此给他减刑。而吴维尊坚持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悔改：“悔改”就意味着自己要把主过去交托他要他作的事当作“罪行”，那是污辱主，抵挡神，因此坚决拒绝出狱。 1987年5月28日，他被迫出狱之日，写了“出监日呈文”，致信区高级人民法院，呈文中再次申明自己没有“悔改”的事实。他说：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它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长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吴维尊决定“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二）因此，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

出狱后的吴维尊就成了“监狱墙外的无期犯人 ”。2002年12月21日上午，吴维尊在宁夏银川监狱范围内的住所内安祥离世。

吴维尊的坚守在这个犬儒世界可能被看为愚拙，但为世界指明了超越犬儒主义的真正方向。在犬儒主义者轻蔑的价值领域，却被吴维尊用生命去尊贵之。犬儒主义不过是生物进化论和无神论土地上自然生长的庄稼而已，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然而，由于人有神的形象和荣耀，他永远不会真正满足于做那只晒太阳的犬，做树上下来捡果子的猴子。他有精神上的追求，他不满足于犬的状态，不愿意成为完全的食物采集者。然而他们看不见人的尊严，那精神上的尊严根据在什么地方。这些世俗自由主义者知道精神需求是人的独特品质，但在他们把精神论证为肉体的产品的时候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一点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说的：无神论者在论证精神尊严和灵魂自由的时候，在论证这些如何是物质的时候，怎么也说不明白。胡平先生对犬儒主义的不满实际上是不满意于人堕落为动物状态——犬儒状态就是动物状态——他在为人的尊严的跌落痛心疾首。然而，人的尊严在哪里呢？吴维尊活出了这种尊严，他在犬类世界捍卫了人的荣誉，并在神面前为人的尊严献上了感谢。

2005年10月11日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