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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101岁的巴金走了，那盏灯熄了，我想起了少年巴金离开故乡四川时的一幕，寂寞的夜航船上，他的心曾被远处一盏闪烁的灯所牵引，并写下了一首小诗：
天暮了，
在这渺渺的河中，
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
远远的红灯啊，
请挨近一些儿吧
那一刻，他还不到十九岁。从此，在他漫长的人生中，更多的时候都有这样一盏灯，在他的面前，或者在他心中，招引着他的生命之船，如今那盏灯终于熄灭了。我们都知道，巴金不是因为怀抱文学梦才踏上文学之路的，而是因为这样一盏灯，让他感到激动，让他体会忧伤，让他懂得愤怒，让他情不自禁地提起笔，让他才思如泉，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一样东西称为他的理想，无论是他早年热烈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还是他晚年一再倡导的“讲真话”，都是他的这种理想情怀在起作用。他对人类情感的体察，他对社会黑暗的敏感，他对笔下人物寄予的同情都由此而来。比他的文学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是他内心的挣扎、向往和渴望，是他对这个现实世间的思考。他热爱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无非是向往一个公正、平等的美好社会，就如同其他的人信仰其他主义一样，都是出于一种真挚的理想，这种理想对于他从来都不是政治的，而是人性的。
“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这是少年巴金1921年春天在写下的一句话，那时他刚刚皈依了无政府主义信仰。没多久，他就亲尝了政府干涉的滋味，当年7月15日，因为发表文章反对四川当局不准蛹舴⒌慕睿斡氡嘧奈拚饕蹇铩栋朐隆吩獾讲榉狻Ｋ砟?之所以呼吁“讲真话”，也无非是因为仍然生活在一个欲讲真话而不得的时代。
早年的无政府主义理想一直在巴金的生命深处萦回不去，直到晚年他还写过多篇文章，怀念少小时一起热情地信仰过的同伴。尽管1958年以后，他删改了自己作品中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内容，但是1959年5月，他在《我的幼年》注解中依然深情地说：“无政府主义使我满意的地方是它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种正式的、严密的组织。……自然，这种生活里也不是没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痛苦。所以我的作品中不断地呻吟、叫苦，甚至发出了‘灵魂的呼号’。”他和他笔下的许多人物一样发出了“灵魂的呼号”，也正是这种呼号打动了万千青年读者。他向往自由，向往一个全新的社会。但他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对革命没有兴趣。所以，他的作品中总是有一种“忧郁、悲哀的调子”，并不总是一片灿烂，到处是铺满鲜花的道路。相反的，那里常常有人间的不平，有无可挽回的悲剧，包括最美好的东西在刹那消失……可以说，正是这样的底色使得他的作品多了一些内涵，获得了更多青年男女的共鸣。
在巴金的信仰中，更多的是对爱和真的追求，是对善良人性的寻找，在他早年的作品中，奉献出来的完全是他的赤子之心，是他真实的内心世界。那个时候，青年巴金有自己的迷惘，有自己的困惑，苦苦地探寻着人生的答案，他真诚地叙说自己的忧伤和快乐，这一切都和那个时代的青年们是那么合拍，他们在巴金的作品中发现了自己，似曾相识的所思所想，爱与恨，痛苦与悲哀，追求与失落……正因为巴金那种常常忧郁的色调，同时也埋藏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或者说他们的世界里也曾有过这样一盏灯，年轻读者才会喜欢巴金的作品。是的，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应该有这样一盏灯，只是有些人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有些人抛弃了而已。在许多幽暗的长夜里，是巴金把这盏灯重新点燃了。
1932年，28岁的巴金说：“我的许多年来的努力，我的用血和泪写成的书，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梦，他踏上了文学之途。
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在不惑之年就已攀上了他一生的峰顶，他自己也曾说过，他的黄金时代大致上是二十年，从1927年到1946年。《寒夜》之后，他最重要的创作生涯实际上已经过去，我对那个创造的巴金，将满腔热忱倾注笔端的巴金，眼眶中常含着泪水的巴金，孜孜于为年轻一代提供文学粮食的巴金充满敬意。在那个二十年中，他日夜致力于用笔构建一个精神世界，以此来抵抗世俗社会的平庸、腐朽、肮脏，用他的笔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谴责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批判一切与人性相违背的家族专制，努力挣脱旧观念、旧价值的锁链。当然，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干净的文学中人，他只是用文学作为入世之媒，在自己的岗位上扮演了一个独立的角色，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他开创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他办的文学期刊，都注定了要载入出版史、文学史。
今天，还远不是为巴金的文学成就盖棺定论的时候，文学只有放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历时间的淘洗，才能分出来，哪是金子，哪是泥沙。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巴金对理想主义的那份真诚，不能否认，他早年的作品曾震撼过、滋养过几代人。虽然巴金直到临终之时，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个从少年时代起就追求无拘无束的精神生活，一心向往一个没有任何世俗羁绊的人，最后却笼罩在世俗的荣耀和名声中，想解脱也解脱不了，这真是莫大的悲哀。诚然，我们也不该忘记，他在1949年以后主动选择了留在“单位”外，不拿工资而靠稿酬生活。
由于不可抗拒的时代原因，巴金真正的文学创作生涯实际上在1949年就结束了，而且“文革”十年连唱赞歌的自由也被剥夺殆尽，当他有机会再次拿起笔时，灯光已渐渐黯淡，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还有许多未了的心愿，他要发起建立现代文学馆，他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他为自己曾听信过谎言，说过假话而痛心疾首，悔之莫及，他大声呼喊“讲真话”，并以垂暮之年留下了一部《随想录》。在他生命的两头，一头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这些沉甸甸的长篇小说，另一头是讲真话的《随想录》，虽然真话还说得不够、说得不透，但如果不是这些文字为他挽回的荣誉，巴金将死不眠目。
在辗转于病床的时光，巴金曾一次次地向家人、医生、记者提出安乐死的愿望，甚至向女儿发过脾气，说不尊重他，不把他当人看。其实，他不知道他的生命早已不属于自己，他的生死也不是他的家人、医生所能决定的。在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之下，这位少年时代起就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世纪老人，最终连求安乐死都不能。这真是对他的无政府主义理想最辛辣的嘲讽。
“远远的红灯啊，
请挨近一些儿吧”
这声音很远，这声音也很近，灯熄了，巴金老人终于走完了他的长长一生。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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